九龍關起義

九龍關起義

深圳毗鄰香港,人員和貨物來往頻繁,長期以來,這裡都設有海關。各個時期海關的名稱和機構時有更動,現深圳海關原名為九龍海關,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時改為現名。九龍海關是1949年10月深圳解放時由原國民黨設在香港的九龍關在港起義後遷到深圳成立的。九龍關的起義是九龍關員工在中國共產黨港澳工作委員會領導下進行的。起義的成功,不僅打擊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而且對當時國民黨駐港其他機構的起義產生了推動作用。同時,九龍關是華南重要海關,起義後保護全部關產,及時遷回深圳,為迅速恢復口岸監管業務,作出了重要貢獻。

簡介 

  深圳毗鄰香港,人員和貨物來往頻繁,長期以來,這裡都設有海關。由於歷史的變遷和形勢的變化,各個時期海關的名稱和機構時有更動。現時的深圳海關原名為九龍海關,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時改為現名的。而九龍海關則是1949年10月深圳解放時由原國民黨設在香港的九龍關在香港宣布起義後遷到深圳更名成立的。九龍關的起義是九龍關員工在中國共產黨港澳工作委員會(下簡稱港澳工委)領導下進行的。它的起義成功,不僅打擊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而且震動了香港社會各界,對當時國民黨駐港其他機構的起義產生了推動作用。同時,九龍關是華南重要海關,起義後保護全部關產,及時遷回深圳,為迅速恢復口岸監管業務,保證貨運和客流的正常進出,作出了重要貢獻。

演變概況

九龍關建立於1887年(清光緒13年)。當時九龍半島新界尚未被英國侵占,海關仍有權力在九龍新界深水步、汲水門、佛頭洲等處設立關卡進行監管,九龍關因而得名。九龍關建關時,總關設立在香港維多利亞城,對此,香港政府一直持反對態度,認為有損其自由港的地位,後來通過各方面工作,終於使對方默認下來。1898年中英簽訂了《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強租新界,九龍關原設在新界的關卡被迫移至沿深圳河一帶,從此,深圳開始建立有海關關卡。此後,在1911年廣九鐵路全線通車期間,九龍關根據《中英鐵路工作協定》在九龍火車站設定了關卡。1948年根據當時總稅務司署與香港政府簽訂的《關務協定》,又分別在香港西環、油麻地設定了關卡。迄至1949年10月深圳解放時止,九龍關設在香港地區的機構有總關和下屬關卡4處,設在港深邊境則有沙頭角、蓮塘、文錦渡、羅湖、沙頭、白石洲、桂廟、蛇口以及位於海上的三門島、大鏟(在停泊海上的躉船上辦公)等關卡10多處。上述情況表明,儘管九龍關大多數關卡設在深圳邊境一帶,但由於總關一直位於香港,它是指揮中心和首腦單位,因而該關的主要關產(約占90%)全在香港,稅款和經費存在香港銀行,數十艘緝私艦艇在執行任務後均停泊香港。在解放前夕,儘管解放大軍已經南下,但解放力量難以達到,加上該關稅務司以及各主管部門大多是洋人掌權,他們一般都抱有藐視華人關員的心理,溝通困難。所有這些,都為九龍關員工舉行護產起義增添了難度。

地下黨組織多方策動

解放前中共地下黨組織較早地在各地海關中開展活動,對地處香港的九龍關也是如此。1948年地下黨員、關員林大琪、李國安根據黨組織的指示,在關內通過串連、組織讀書和座談活動,團結一些愛國進步的關員,為"保護關產,迎接解放"做準備。他們還針對九龍關地理環境特殊,關產全在香港等特點,提出準備在解放前夕,進一步發動民眾,採取適當措施,迫使外籍稅務司交出關產和稅收等意見,報請港澳工委批示後執行。
1949年2月,經上級黨組織批准,地下黨在九龍關成立護產小組,成員10多個人,分布在九龍關內、外勤各個部門工作。由於香港政府規定,凡舉行10人以上的集會,要事先報警署批准,因此,他們不能公開集合,只好分散隱蔽進行活動,多數是幾個人約會,學習毛澤東著作和進步報紙上的重要文章,交談對形勢的認識,研究護產措施。護產小組交給成員的任務主要是多交朋友,向海關職工宣傳解放戰爭形勢,宣傳黨的政策。至於某項具體任務則由小組負責人個別布置,單線領導,成員之間互不交談,防止出事。
護產小組成員黃昌燮是九龍關二等監察長,在華員中職務較高,分管外勤工作,認識的人較多,為人正派,有正義感,是小組的主要骨幹和開展工作的理想人物,組內一些具體任務多通過他去執行。

抓住時機 與稅務司談成起義協定

1949年10月,正當南下解放大軍進入廣東,九龍關地下党進一步加強護產活動的時刻,九龍關接連發生幾起事件,其中影響較大的有以下兩宗。
一是10月上旬,發生緝私艦艇拒絕調往台灣的事件。當時從大陸逃往台灣的國民黨海關總署下令要將在港的艦艇和船員調往台灣,船員獲悉後,聯名上呈,拒絕赴調,並阻止艦艇啟艦。這一行動得到了地下黨的支持和指導,堅持鬥爭。海關當局在束手無策的情況下,請求香港武裝警察登船,強行將船員驅趕上岸,並在香港租用拖輪和雇用船員分兩批將6艘艇拖往台灣。與此同時,又將159名拒絕赴調船員開除。這次鬥爭持續了半個多月,造成了廣泛影響,獲得了社會同情,更重要的是拖延了國民黨企圖把全部艦艇調去台灣的日程,保存了20多條艦艇,為整個護產鬥爭贏得了時間。
二是1949年10月8日,原九龍關緝私稅務司史鐸士(英籍)偕隨行人員到深圳白石洲支關視察邊境情況,被該支關關警扣留,要求總關稅務司經蔚斐(英籍)發給3個月薪津作為應變生活費用。事件發生後,經蔚斐估計可能與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有關,表示想與我地下黨接觸,從而試探黃昌燮能否協助與共產黨聯繫營救史鐸士?黃當時想到,保護關產、迎接解放,關鍵問題是要爭取經蔚斐起義,這正是個難得機會,立即表示可以協助聯繫。同時又反問經蔚斐,如果經過共產黨協助將史鐸士放了回來,你能不能斷絕與台灣總稅務司的聯繫,向北京海關總署投誠?經蔚斐表示,如深圳解放,他願率九龍關全體人員脫離台灣稅務司署,向北京海關總署投誠。黃昌燮立即將這一意向轉告我地下黨,港澳工委負責同志表示同意接觸。經黃昌燮在雙方之間協商,雙方商定在10月14日晚面談。我方代表是新華社社長黃作梅,黃昌燮作為雙方談判的見證人也參加了面談。黃作梅與經蔚斐經過面談達成了8條秘密協定,主要內容有:九龍關當局應設法保護在港的公款和緝私艦艇等全部關產,不得受台灣海關總署的調遣;所有艦艇和深圳邊境各支關立即降下國民黨政府國旗,改掛海關關旗,作為起義投誠標誌;在深圳解放邊境各支關被接管之日,應通電北京宣布斷絕與台灣海關總署的關係等。談判協定達成後,經我方從中協助工作,白石洲支關事件獲得解決,被扣稅務司史鐸士也被釋放回來,經蔚斐亦能遵守協定在關內秘密布置執行。這次面談達成的協定為不久繼之而來九龍關公開宣布起義奠定了基礎,是我地下黨審時度勢、把握時機、及時作出決策取得的勝利。

宣告起義 順利接管

談判協定達成前後,為了順利接管九龍關,中共江南地委中國人民解放軍粵贛湘邊縱隊東江第一支隊組成了由劉汝琛負責的接管九龍關籌備小組,並多次派人到香港與我地下黨取得聯繫,在港澳工委領導下,調查了解九龍關的動態和談判協定落實的情況。與此同時,接管籌備小組還派出軍事人員秘密到深圳邊境支關、緝私總部進行聯繫。穩定員工情緒,加強警戒,防止深圳國民黨駐軍逃亡前的襲擊和破壞。
10月14日,廣州市解放前後,深圳的國民黨駐軍梁杞部隊得知海關緝私總部倉庫中有查獲的大量走私米,強求借糧,海關員工當即嚴辭拒絕,並布置關警加強崗哨,嚴陣以待,對方無法得逞。
15日,國民黨部隊向蛇口逃亡,駐紮在桂廟村時,衝擊桂廟支關,妄圖強搶武器彈藥。駐在支關的西區主任黃澄率領關警登上炮樓,架起輕重機槍,奮力抵抗,趕走了國民黨逃兵。當天,深圳西部海面國民黨軍航企圖拖走大鏟支關辦公用的躉船,經蔚斐在香港獲悉後,為恪守秘密協定,立即設法將躉船拖入香港水域下錨,保護了關產和員工的安全。
17日,即深圳解放前兩天,黃昌燮奉命從香港前往深圳緝私總部,並以稅務司代表的身份用無線電話向邊境各支關講話,要求大家堅守崗位,保護好關產,等待向解放軍接管人員進行移交。
19日,深圳解放,沙深寶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劉汝琛任主任。21日,軍管會接管了緝私總部,總部和邊境各支關同時升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五星紅旗。當日經蔚斐在香港也立即通電中央人民政府海關總署,宣告斷絕與台灣海關總稅務司署的關係,接受海關總署的領導,保護好全部資金和關產。同時召集在港海關員工開會,宣讀給北京的電文,至此,九龍關已回到了人民手中。12月25日,海關總署署長孔原、副署長丁貴堂電復經蔚斐,肯定他保護關產和起義有功。同年底,經蔚斐要求辭職,經挽留無效,海關總署於1950年2月25日批准他辭職,發給他6個月的薪津以示獎勵,並發給其全家返英的旅費。
九龍關起義接管後,原在港的機構以"九龍關駐香港辦事處"的名義保留在香港,總關改設在深圳。1950年1月28日,根據海關總署關於改訂全國海關名稱的決定,廣州市軍管會海關處發出命令,九龍關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九龍海關,這就是現時深圳海關的前身。
九龍關起義後,共接管的主要有:支關11個(包括在香港的3個),結存公款港幣420萬元,職員、關警、船員1134人,艦艇等船隻27艘,在港房屋5幢,以及武器彈藥一批,包括輕重機槍153挺,其他槍枝1037支,子彈37萬餘發等。1980年6月17日,中共廣東省委下達檔案,正式確認九龍海關為起義單位。1984年10月23日,海關總署在深圳市西麗湖度假村召開原九龍關起義人員頒布起義證書大會,出席會議的有海關總署副署長高祚、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深圳市副市長周溪舞、海關總署廣東分署主任孫傳祿,九龍海關關長苗晴等領導同志和起義人員及來賓300多人。會上頒發的起義證書再次指出:原九龍關在香港宣告起義的行動"是愛國的、革命的、光榮的"。

再接再厲 護送艦艇回廣州

九龍關被接管後,原大小27艘緝私艦艇仍停泊在香港海面,這些艦艇在當時是比較先進的。有些排水噸位為256噸,航速13.8--14.5海里,並配有武器及回專聲測深儀和平面偵察雷達。如何衝破國民黨軍艦的封鎖,將艦艇安全護送回來,是面臨的一項繁重任務。
 

 一、駛回時的決定和背景

解放初期,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國抱有敵視態度。逃到台灣的國民黨,利用其海軍優勢,在海上對我進行騷擾。1950年3月31日至4月1日,國民黨軍艦連續兩次炮轟大鏟島,使大鏟支關2名關警受傷。同年2月24日,國民黨飛機襲擊文錦渡口岸,炸毀了文錦渡支關和部分進口物資。在這期間,我停留在香港的艦艇,調動使用均受到港英當局的監視,而且根據情報,國民黨特務正在加緊對我船員進行策反活動。針對這種情況,海關總署決定將留港的艦艇駛回廣州。據史載當時此事曾引起中央領導同志劉少奇的關注和得到廣州市軍管會主任葉劍英的過問。

二、周密部署,果斷行動

根據海關總署的決定,九龍海關對艦艇駛回廣州的工作秘密地進行部署。擬訂了計畫和具體措施報請華南財委海關處函復同意並附財委給葉劍英主任、易秀湘副主任的報告,強調艦艇要愈快駛回愈好;函告沙深寶軍管會,通報艦艇近期內將駛回廣州,請轉告沿海部隊照應,避免發生誤會;指派李國安去港與艦艇有關人員聯繫做好待命準備,並派由部隊調來的8位營、連、排長改穿海關警服由黃昌燮帶領到港協助,防止艦艇駛穗途中遭受襲擊,應付戰鬥。一切準備工作就署後,按照原定計畫,艦艇於6月17日駛離香港。
不料在14日晚和15日,香港一些報紙突然披露了訊息,發表了"九龍關緝私艦艇將於17日離開香港,目的地不詳"的報導,還說"九龍關緝艦海榮號駛穗,昨日已開往昂船洲武裝,其餘大小緝私艇均奉命17日開往廣州,借黑夜掩護開出本港"。這一意外情況對我行動極為不利,經過研究,決定艦艇駛穗提前行動,以策安全。

三、衝破封鎖,抵達廣州

6月15日,黃昌燮、李國安二人經過商議,決定當日啟航。為保持秘密,當天晚上,所有艦艇不開燈(包括航海必需的紅綠燈),關閉全部無線電話機。與此同時,配備武器彈藥,架好機關炮,保持高度戒備。艦艇啟行不久,曾有2艘英國軍艦尾隨,並開探照燈向我艦艇照射。當艦艇到達國民黨軍艦經常出沒的外伶仃附近海域時,艦艇以最高馬力靠岸行駛,爭取我海防部隊掩護。16日清晨,艦艇駛抵廣州沙面附近,列成長陣在白鵝潭江面下錨,每艦艇掛上新的國旗,蔚為壯觀。
艦艇安全抵達當天,受到了華南財委和華南財委海關處的熱烈歡迎。晚上,華南財委副主任易秀湘代表廣州軍管會主任葉劍英舉行慶功宴會慰勞全體船員。
6月17日,國民黨飛機在內伶仃、虎門一帶上空盤鏇,
企圖攔炸我緝私艦艇,不料撲了個空,我艦艇已提前駛回廣州。
6月29日,華財財委海關處致信九龍海關,祝賀艦艇安抵廣州。信中說"你關駐港艦艇日前已安全抵穗,此種熱愛祖國忠義壯舉,良足嘉蔚。你們努力組織動員船員,亦居功非淺,應予表揚"。

相關詞條

熱門詞條

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