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內地去澳門，經過拱北海關，迎面是一座牌坊式的建築，這就是有名的關閘。 關閘始建於明朝萬曆二年，即1574年。 那時的關閘，高和寬均有一丈余，像我國內地許多古蹟城樓一樣，樓前懸一匾額，上書 “孚感鎮德”四個字樣。 城樓正中處開一大門，上有“關閘門”碑石一方。關閘兩邊，分別建有兵營，也立有圍桿。 這座古關閘，是當時的中國政府修建的，目的是為了限制澳葡再向北擴張。所以，那時的關閘每月只開放六次，為的僅是從內地向澳門輸出糧食，而平日卻用6張封條封閉著。 直到1849年，關閘始終是中國四大海關之一。 1849年3月13日，葡萄牙人頭目亞馬勤逐走了管理海關的中國官員，並砍倒圍桿，毀了關閘。這次事件，使中國在近代史上又蒙受了一次屈辱。
或許是歷史的巧合吧。 過了一百年後，仍舊在關閘這個地方，發生了一件葡中雙方暴力衝突的事件，只不過結局大相逕庭。 畢竟，歷史不是簡單的輪迴重複啊。 這百年後的關閘事件，已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發生的，充分體現出挺起腰桿的中國人在外事紛爭中有理、有利、有節的泱泱大國風範，與百年前在此烙燙下的屈辱痕跡，形成鮮明的對照，令人感慨萬千。
那時的澳門關閘，雙方都設有哨兵；這邊是澳門，那邊是華界，當時進駐拱北的解放軍屬於華南軍區司令員葉劍英的部下，出事前剛剛換防不久，站崗的哨兵不少是北方人，從來沒見過外國人。駐守關閘的葡兵之中，有些是非洲兵團的黑人，他們與解放軍哨兵的崗位只有幾十米。 那天一名黑人葡兵「人有三急」，在炮樓外拉開褲子就隨地撒起尿來，兩位解放軍哨兵沒見過黑人小便，忍不住笑起來，對方誤會了，以為我們的戰士有意取笑，那黑兵惱羞成怒，突然間不由分說，葡兵們一梭子彈飛了過來，來勢迅猛。我兵立刻做出反應，向他們投去個手榴彈，以示警告。對方火氣升級了，又接連發出十多枚炮彈。 於是雙方交火，又各自向上司報稱受到突然襲擊，要求增援。雙方竟然動用了野戰炮和重機槍開戰，葡軍哪是身經百戰的解放軍對手？幾個回合下來就死傷累累。 無力還擊。
緊張的邊防局勢，震撼著澳門人的心…… 關閘立刻關閉起來，雙方的人員都不得進出。 可閉了關，澳門即刻變成死城，那糧食、水和菜等民需物資都成了問題。 一時間，澳門居民驚恐萬分，謠言滿天飛。有的說中共已調來一個師的兵力，在關閘北面架起了大炮；有的說中共要將澳門封鎖起來，以後連水也沒得喝啦。
澳督覺到事情的嚴重了，趕忙叫經濟局長羅保馬上給南光公司打電話。誰知對方回覆說，他們的負責人都上廣州開會去了，無法與之聯繫。 澳督想了一下對羅保說：“你即刻跟商會的人聯繫一下，讓他們給中共傳個口信，說澳門政府無意將事態擴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 深夜，羅保找到了馬萬祺，將澳督的意思告訴他，希望他與中共方面聯繫，尋求解決方法。馬萬祺便於當夜打電話到廣州，向中共華南分局統戰部長饒彰風報告了澳門方面的訊息。
就在澳門方面緊張地找關係與中方接頭時，在廣州梅花村30號中共華南分局的會議室里，華南分局也在緊張地開會商討對策。 會上大家情緒都很激動，有人主張，乾脆調一個師的部隊去，造成大兵壓境的形勢，向澳門政府示威；也有的主張索性封鎖邊境，不運糧食、副食品過去，對他們進行經濟制裁。
主持會議的人，是當時任華南分局書記的葉劍英。 葉劍英一直沒有發表意見，只是認真地傾聽大家的發言。 與會者議論了好一會兒，忽然才發覺書記始終不表態，於是便不約而同停了下來，把目光都集中在葉劍英身上。 葉劍英從容不迫地問道：“還有誰要發言嗎？”他的目光在與會者臉上掃了一遍，見沒有人表態，才慢慢地說道：“新中國成立了，西方帝國主義對我們懷恨在心，搞重重封鎖，想卡我們，壓我們。大家憋了一肚子氣，有情緒是可以理解的。況且，這一次是澳葡方面先開槍挑釁，大家提出各種各樣的懲治措施，也在我們的情理之中。”
葉劍英頓了頓，微微一笑又接著說下去，可是我們也應該看到，葡萄牙與那些至今仍到處稱王稱霸的帝國主義畢竟有區別。 葉劍英接著指出，毛主席說過，在處理與這些國家的關係時，要區別對待，大國從嚴，小國從寬，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以集中力量對付主要敵人。而且，澳門的居民說到底多是我們的同胞，閉關、制裁，受害的還不就是我們的同胞么！總之，我們對關閘事件的處理，應當把握從寬的原則。”他把話題打住，拿眼睛望了一下大家，還好，緊張的氣氛已經明顯緩和下來。
葉劍英端起茶呷了一口，繼續說道：“我看，這事件只是個地方事件罷了，用不著大動干戈。” 講到此處，統戰部長饒彰風匆匆走進會議室，附在葉劍英耳邊輕聲嘀咕了一陣，葉劍英點點頭，馬上對著與會者說：“剛才澳門商會馬萬祺先生來電話，說澳門當局希望雙方接觸，商量解決這次事件的辦法，我看可以派人去和他們談。但是目前我國與葡萄牙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不宜與澳門當局直接接觸，叫他們委託兩位民間代表來與我們談好了。”
最後會議決定，派港澳工委副書記黃施民和省外事處處長曹若茗趕赴拱北，與澳門方面談判。
我方提出三條談判的條件：一是澳門當局必須保證不再發生此類事件；二是就關閘事件作出正式的書面道歉；三是賠償損失。
會後，統戰部長饒彰風即刻將這些決定通知黃施民、曹若茗。 黃曹二人於當天晚上就搭乘花尾渡到了中山石岐，第二天一早又由石岐坐吉普車奔赴拱北關閘，就住在海關大樓上。 南光公司總經理柯正平，卻比他們早一天已趕回澳門。此時知道黃施民和曹若茗已到，便再次驅車來到拱北。
三人經協商後，由柯正平通知澳督府羅保派人來談判。 羅保接此訊後，想到的最合適的人選，除了馬萬祺，就是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長被稱作 “澳門王”的何賢。
何賢接到羅保的電話時，正準備上床入睡。 關閘發生的事件，昨天他已知道全部經過，也聽馬萬祺說過被羅保請去諮詢的事，所以，他現在只須聽聽政府一方，到底持何種態度，以便把握談判的準則。 羅保在電話中談了澳督的意見：談判只求不要將事態擴大，但要避開事件的責任，誰對誰錯的問題免談。 何賢一聽，忍不住叫起來：“喂，大佬，這沒得談。你碰撞了人家，好話都不說一句，你叫我們怎么談？” 羅保也知此事難以這樣搪塞過去，只好對何賢說：“賢哥，我也不能作主，您就當幫我解圍吧！老實講，哪一次有麻煩都得勞你賢哥出馬，你反正說醜說好都一樣解決的了，不是嗎？”
何賢耳根子軟，禁不住羅保三說兩說，不好意思再計較，便只好答應去試試。
臨了又加上一句：“我何賢面子再大，也要看幫得是否有理。沒有道理，就沒了面子，醜人我真不想做！” 第二天一早，何賢會同馬萬祺一道，到了拱北關閘。 在海關談判沒費多少功夫，不用猜，何賢帶來的澳方口信與中方要求相去甚遠，會談還沒有深入進行，何賢二人便像個“皮球”，給人家“踢”回來了。
當天下午，何賢和馬萬祺，只得又往回趕。 回到家中已是晚上八點多鐘。 何賢顧不上吃飯，馬上給羅保掛電話轉述了中方的態度和要求。何賢直率地告知羅保： “你我是老朋友，無謂說客氣話兜來轉去的。我多跑幾次腿沒問題，但政府仍是這種態度，跑一百次腿也沒用的。共產黨和國民黨不同，連美國人都不買帳，何況你們葡國人？” 澳督史伯泰只是答應了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這一條，其餘兩條都不答應。 羅保在那邊也猜出何賢為難的神態，再求助的好話還未講出口，何賢就說：“我是看在澳門幾十萬居民的份上，才答應再去的。你也不用多提我們，倒是應當多向澳督進言，請他早點改變態度才好解決。”
何賢、馬萬祺回到澳門後，迅速打電話給羅保，要求親自見見澳督。 羅保聯繫後回電話說，澳督同意接見他們。在澳督府，何賢轉述了中方的意見，而後便自己發揮“說客”的作用說道：“其實，中方已作了相當的讓步。他們想要困住澳門，只不過是舉手之勞，輕而易舉的事。真的搞僵走到這一步田地，人家再提出什麼要求你們都只得乖乖答應，那時更無面子，不是嗎？在江湖上有了糾紛，往往也是一人讓一步，何況是國家間出了這樣的亂子，您得持坦誠態度。只有您的態度緩和了，我看，這才能解決目前的困難。”
澳督聽了何賢??一下，明天早上答覆你們。” 何賢、馬萬祺只好起身告辭。 第二天早上，羅保打來電話，說澳督同意了中方提出的全部條件。 何賢、馬萬祺比任何一次都輕鬆釋然地又起程前往拱北關閘。 事後多年何賢回憶這一段歷史說：“我那次，上內地做傳達，不多不少都去過二十幾次，一日兩三次的情形都有……那時兩國無邦交，我們夾在中間沒法明著向誰，自己是中國人，卻代表著葡人政府，怎么辦？唯有兩頭講好啦！”
何賢還記得，當時關閘那條路面上，因事件緊張，解放軍都把路掘爛了以便布防。 因此何賢二人每日裡要來來回回在這樣的爛泥路里，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到關閘前去交涉。 “可好周總理在廣州，他以格外寬容的態度，使雙方化干戈為玉帛……” “周總理沒得頂（說）！”何賢追憶當時的情景，對周恩來總理肅然起敬，並真心實意地說：“古今中外，任何國家的主要負責長官，以國家為重，全不為意氣，不論大小事，絕無私心的，僅此一人！”
……
這一天，談判終於成功了。 澳門當局正式向中方遞交道歉書。 拖了一個月的關閘事件，終於和平地得到解決。
關閘事件的解決，對何賢的一生來說也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在此之前，何賢在澳門民間有崇的威望，而關閘事件之後，他在官方也有了很重要的一席地位。 正因為如此，何賢與澳門政府打交道的機會多了起來。 此後的1956年，澳門缺水，澳門當局便派何賢到中山協商，想在中山縣前山鎮引竹園水庫的水供應居民，這一舉又成功了。
再如1958年澳門與中山縣合建銀坑水庫，也是由何賢出面玉成此事，使澳門的用水問題，從那時起得到徹底解決。 由此可見，何賢對澳門的貢獻，實在是功不可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