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早期源流

《中華民族早期源流》是一部出版於2010年的書籍。

基本信息

內容簡介

中華民族早期源流中華民族早期源流

《中華民族早期源流》內容簡介:“中華民族”包括當今中國境內56個民族多元統一體的實體。這56個民族從歷史上形成了他們之間既互相鬥爭、又互相依存統一,而又不能分割的整體。從遠古的歷史上看,在“中華民族”出現以前,中原及其周圍地區,星羅棋布似的居住著無數的不同種姓的氏族和部落。

目錄

自序

導論

中國古史上的民族問題

一 什麼是“民族”

二 漢族“古代民族”的形成、民族意識的發展以及對民族意識的評價問題

三 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的時代問題

先秦的“戎狄”及其與華夏的關係

一 “戎狄”觀念的演變

二 “戎狄”與華夏文化上的差異

三 “戎狄”的分布

四 華“戎”由對立到融合

華夏民族

夏民族與夏文化

一 夏族主要的活動地域問題

二 “河南龍山文化”命名之不當

三 夏文化與二里頭文化、仰韶文化的關係

四 夏文化有無銅器和文字的問題

商族的來源地望試探

一 問題的提出

二 商族起於東方的證據

三 從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推測先商族的來源

四 小結附:殷商疆域史中的一個重要問題——“點”和

“面”的概念

先周族最早來源於山西

一 小引

二 山西汾水流域自商至西周一直留有周族的根據地

三 姬姓之古國在山西者獨多

四 姜姓之族原亦在山西

五 古有易與先周的關係

六 周原一地原在山西太原

七 先周族的遷徙是自東而西

附:沈長雲《關於華夏民族形成的幾個問題》

少數民族

鬼方考

一 鬼方、昆夷、獷狁乃三種不同之種姓

二 鬼方與商、周之關係

三 鬼方之地望

四 鬼方之後裔

附:鬼方考補正

附:論西俞、高陶

附:西周地理及獷狁活動地域示意圖

四 結論

附:獷狁興衰一覽表

楚族故地及其遷移路線

一 引言

二 楚族原於河南的推測

三 楚族的東遷

四 楚族徙居吳皖境的史跡

五 由古地名證楚族曾居蘇皖境

六 從“太伯奔吳”與“楚攻徐偃王”二事證

楚族曾居蘇皖境

七 楚族的西遷與越國的成立

八 結論

秦人的族源及其遷徙

一 秦族源於東方證

二 秦族西遷的時間和途徑

附:周平王東遷乃避秦非避犬戎說

後記

序言

“中華民族”是以漢族為主體、結合著全國五十多個少數民族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這個多民族國家的特徵,既是統一的,而各個民族又都保持著各自民族的特色的社會結構。那么,這種類型是怎么形成的?經過了什麼樣的具體複雜的過程?必須從歷史上去追究。又因為它根植於遙遠的先秦時期,所以,對中華民族早期這段歷史的深入研究,對理解我們中國的現實問題極有幫助。因而,對先秦民族史的學習和探索,也應當是當今史界一項嚴肅的歷史任務。諺語有云:“知今宜鑑古,無古不成今”,此《中華民族早期源流》之所為作也。

一“中華民族”的內涵

“中華民族”包括當今中國境內56個民族多元統一體的實體。這56個民族從歷史上形成了他們之間既互相鬥爭、又互相依存統一,而又不能分割的整體。從遠古的歷史上看,在“中華民族”出現以前,中原及其周圍地區,星羅棋布似的居住著無數的不同種姓的氏族和部落。他們的社會組織和文化的高低各不相同。在夏、商、周三代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一些血緣關係密切和雖無血緣關係、而交往比較密切的氏族、民族,例如夏族、商族與周族三族,通過鬥爭和交往逐漸融合與陶鑄,形成“華夏族”這一民族和文化圈。“華夏族”就是秦漢以後的“漢族”。

其他一些少數民族的文化圈也在同時或稍後的朝代里,以同樣方式形成另一個或幾個少數民族的文化圈。同時也還有一些少數民族在互相鬥爭中,從歷史上消失了;又有一些新的民族出現了。所以,中國在各個時代中,民族成分是不同的。

文摘

在春秋戰國之交,我國黃、淮、江、漢流域已基本結束了各部族錯居雜處的狀態,成為一個單一的華夏民族的聚居地。在這塊地域內,原來與周族錯居雜處的“蠻、夷、戎、狄”各族,大部分與周族共同融匯於華夏民族中,小部分則遷往了邊遠地區。這種現實反映到人們觀念中,是春秋末年的文獻中開始出現“四裔”的稱呼。戰國以後,人們普遍認為居住在周邊地區的都是經濟文化落後的“蠻夷”。只有華夏居住的“中國”(中原)才是文明禮儀之邦。“中國”成了華夏的同義語。用恩格斯的話說,中原地區已實現了“各個部落領土融合成一個民族的共同領土”。這個時期還存在著若干個諸侯國之間的割據,但這種割據是封建性的政治割據,而不是不同部族或部落的對立。各國人口流動,商旅雲遊四方,士大夫求仕於不同國度,反映了各諸侯國之間並無種族隔閡。換句話說,各諸侯國的所有土地,都是華夏民族活動和居住的共同地域。

其次,在各華夏國家內部,由於階級分化日益深刻,彼此混居的各族氏的界線也告消泯。試看西周初年的銅器,往往繼承商代作風,銘有標誌各族氏的“族徽”,到了西周中後期,銅器上的“族徽”便開始減少。春秋時競至絕跡。與此相應,無論在銅器銘文或是在文獻中,都再找不到像商周時期那樣把整族的人們不分貴賤地視作一個整體,動輒“令某某族”,“賜某某族”的做法。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周末風俗》條曾論及春秋戰國兩個不同時代的根本區別,其中重要一點,就是春秋宗法氏族之稱於戰國烏有。可見這種現象早已為學者所關注。

由於氏族血緣聯繫不復存在,國家開始對其臣民按地域行政區劃實行統一治理。春秋末期,晉、楚、秦、齊、吳都實行縣制,或者郡制。雖然春秋時期的縣還往往作為封邑對待,楚縣直屬國君,而縣尹(或稱縣公)的任命也還脫離不了世卿制的影響,但隨著春秋戰國之交的社會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封邑制向食邑制的轉化和世卿世祿制向官僚制的轉化,縣作為國家地方行政管理單位的性質越來越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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