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央執行局

全總蘇區執行局是中華全國總工會在中央蘇區的派出機構，成立於1931年二三月間。 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經常要派工作人員下基層工會組織調查指導工作。 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委員長劉少奇，對蘇區存在的“左”傾勞動政策與經濟政策，有著與陳雲一樣的認識。

瑞金城西7公里處的沙洲壩鎮棗子排村，有一條長500米、寬3米的水泥路，路的盡頭就是蘇區時期工人運動的總部——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舊址。舊址院內，綠樹掩映，環境幽雅。房屋是土木結構、樓房式，但建築布局獨特，無正廳，由前面3棟橫屋和後面一棟直屋交織構成。據舊址管理員介紹，此房原是瑞金縣一楊姓大戶的私宅，建於清朝光緒年間，占地面積805.42平方米，有大小32間房屋。蘇區時期，有9戶人家居住，後來騰出給全總蘇區中央局辦公。
進入舊址，首先印入眼帘的是左邊橫屋牆上掛著金黃色的牌匾——“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史跡陳列”，右邊牆上嵌入了“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央執行局舊址”石碑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石碑。展廳里大量的珍貴圖片和文物資料向我們述說著蘇區時期工人運動的發展歷程。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瑞金開幕，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瑞金成為全國蘇維埃運動的大本營。1933年初，中華全國總工會隨同臨時中央機關從上海搬遷到瑞金， 同全總蘇區執行局一道，駐在棗子排村，更名為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在劉少奇、陳雲等領導下，配合黨中央和蘇維埃政府各個時期的中心任務，積極開展了蘇區工人運動，特別是在保障工人利益、開展查田運動、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參軍參戰、支援革命戰爭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
期間，全總組織領導召開了中國農業工人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店員手藝工人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國紙業工人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苦力運輸工人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國家企業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團結和組織蘇區工人，積極參加土地革命鬥爭，鞏固和保衛蘇維埃政權，貫徹落實蘇維埃政府頒布的勞動法令，積極參加經濟建設，改善工作和生活條件，提高自身的政治思想覺悟和文化知識水平。
1933年至1934年紅軍長征前，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連續發動軍事“圍剿”，在經濟上實行殘酷的封鎖，造成蘇區工業品奇缺，價格昂貴，而土特產品又銷不出去，價格猛跌，給蘇區軍民的經濟生活造成嚴重困難。為了增加物資供應，保障軍需民用，中央蘇區的工人階級，跟廣大軍民一道，緊密團結在黨、蘇維埃政府和工會組織的周圍，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把恢復和發展蘇區的經濟事業，當做自己的神聖職責。蘇區工人在一無技術二缺原材料三缺工具模具設備的極端困難條件下，靠自己的雙手創辦了一批兵工廠、被服廠、紡織廠等。工人們不畏嚴寒酷暑、日以繼夜地工作，使槍枝彈藥、軍衣軍鞋等軍需品，源源不斷地供給前線。與此同時，大力發展手工業，興辦各種生產合作社。據不完全統計，1933年8月前中央蘇區只有生產合作社75個，至1934年2月發展到176個，半年時間生產合作社增長了二至三倍。
蘇區經濟的不斷發展，不僅增加了財政收入，保障了戰時供給，而且支援了農業，改善了人民生活，對於打破敵人的軍事“圍剿”與經濟封鎖、保衛紅色政權起了重要作用。
中央蘇區地處贛閩交界的偏僻山區，工人文化水平低，工人中不識字的占80%以上。為了革命戰爭的勝利，為了蘇維埃政權的鞏固和發展，各級工會因陋就簡、因地制宜地大辦工人夜校、工人俱樂部、識字班、讀報組、訓練班等，以提高工人的文化政治水平。用《工農三字經》、《救窮歌》、《土豪惡》等以蘇區革命為題材，民眾喜聞樂見，通俗易懂的掃盲政治課本進行教學，很受工人學員的歡迎。蘇區工人反映說：“三字經真好，學了文化懂政治。”據1932年12月江西蘇區的統計，在江西蘇區共開辦工人夜校3298所，學員52292人；識字班19812個，學員87916人。
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從1933年初成立至1934年10月撤離，在瑞金歷時1年10個月。在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領導下，先後建立了5大產業工會和5省職工聯合會，轄62個縣（市）工會組織，會員達14.5萬人，工人運動進入全盛時期，在擴紅運動、踴躍購買和主動捐獻公債支援革命戰爭、春耕生產、編織草鞋、製作乾菜、生產軍服以及節省每粒穀子送前線等方面創造了“第一等”工作，為中國工人運動史譜寫了光輝絢麗的篇章。這一成績得到了毛澤東同志的肯定，並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中總結蘇區工會的成績與經驗時指出，蘇區工會是蘇維埃政權的柱石，是保護工人利益的堡壘，同時又成為廣大工人學習共產主義的學校。
瞻仰全總中央蘇區執行局舊址，感受最深的是當時紅軍艱苦的物質條件和崇高的精神理念。看到的是黨的領導人艱苦樸素的作風，不論是哪一級的領導，所有的辦公用品都僅僅是一張桌子，一張椅子和幾張長板凳，點的是馬燈或油燈，沒有單獨的臥室，辦公和住處是擠在一塊的。
艱苦樸素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從上世紀90年代起，全國掀起了一股尋根熱，大批的中央部委機關來到瑞金“尋根問祖”，一處處革命歷史傳統教育基地也隨之興起，它不但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成千上萬的參觀者，也帶動了當地的紅色旅遊，拉動了當地的經濟發展。瑞金市總工會也趁熱打鐵，努力將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舊址打造為全國工會系統革命傳統教育基地，以便於全國各地的工會幹部、職工到瑞金尋“根”、溯“源”、探“寶”。
瑞金現有革命舊居舊址180多處，其中33處是國務院公布的全國文物保護單位，位於沙洲壩棗子排的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舊址就是其中一處。近年來，中央和國家機關46個部委在瑞金修復了對應的舊址，並舉行了揭牌儀式，建立了本系統的革命傳統教育基地。全國總工會修復舊址是最早的，於1989年4月撥款修復在瑞金棗子排的舊址。2004年3月，全總作出決定，把全總在瑞金的舊址列入“全國工會系統革命傳統教育基地”並“在適當的時候，在瑞金舉行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舊址修復暨全國工會系統革命傳統教育基地揭牌儀式”。
在瑞金葉坪村和沙洲壩棗子排村，有兩幢一模一樣的客家民居建築，它們都是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舊址。不同的是，棗子排村的房子，是當年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辦公之處，是真正的舊址；而葉坪村的房子，是2001年為便於人們瞻仰參觀，由全國總工會撥款80萬元，按棗子排村舊址原貌在葉坪村仿建。而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的前身——全總蘇區執行局領導機關，當年也確實曾設在葉坪村整一年。
在吉安富田成立的全總蘇區執行局
全總蘇區執行局是中華全國總工會在中央蘇區的派出機構，成立於1931年二三月間。
1931年春，中華全國總工會為了加強對蘇區工會工作的領導，於1930年底派蔡樹藩、陳佑生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籌建全國總工會蘇區執行局。1931年春，原全國五金職工工會委員長梁廣，又來到中央蘇區。1931年二三月間，即在吉安縣富田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執行局，梁廣任主任，陳佑生任組織部長，蔡樹藩任社會部長，倪志俠任宣傳部長兼秘書長。全總蘇區執行局1931年7月從興國縣遷駐瑞金葉坪村。1932年3月，全總蘇區執行局領導成員作了調整：主任陳壽昌，宣傳部長倪志俠，組織部長陳友生，青工部長楊七雙，社會經濟部部長蔡樹藩，秘書長倪志俠（兼）。1932年5月創辦了全總蘇區執行局機關報《蘇區工人》。同年7月，辦公機關從葉坪遷至瑞金城北雙清橋頭一處民房。
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在瑞金成立
1932年冬，因共青團中央領導人被捕叛變，中共設在上海的各領導機關安全受到嚴重威脅，被迫陸續撤離上海遷入瑞金。1932年底，原中共中央職工部長劉少奇化名唐開元，率先秘密抵達瑞金。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陳雲，也化裝秘密來到瑞金。隨後，在瑞金成立了新的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領導機關。
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由劉少奇任委員長（1934年7月劉少奇調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後，朱琪繼任委員長），陳雲任副委員長兼黨團書記，王子剛任秘書長。內設組織部、福利部、社會經濟部、青工部、女工部、國家企業部、文化教育部（後改為宣傳部）。
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辦公機關設在沙洲壩的棗子排村。
中央蘇區各省工會和五大行業工會
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在中央蘇區先後轄有江西、福建、閩贛、粵贛、贛南等5個省級職工聯合會——
江西省職工聯合會，1932年2月在瑞金成立。委員長劉啟耀，後為鄧振詢。
福建省職工聯合會，1932年2月在瑞金成立。委員長張思垣，後為范源華、王德銘、程步發、巫子元等。
閩贛省職工聯合會，1933年5月在黎川縣成立。委員長（主席）吳友華，後為徐良策。
粵贛省職工聯合會，1933年9月在會昌縣成立。委員長張鶴齡。
贛南省職工聯合會，1934年8月在於都縣成立。委員長先後為劉儒獲、張鶴齡、王賢選（王中仁）。
1933年4月至1934年7月，還先後召開了中國農業、店員手藝、紙業、苦力運輸、國家企業等5大行業工人代表大會，選舉成立了各自的行業工會——
中國農業工人工會：委員長朱地元（後劉儒獲），副委員長李文棠、張念仁；
中國店員手藝工人工會：委員長鄧振詢，後羅梓銘繼任；
中國紙業工人工會：委員長羅梓才；
中國苦力運輸工人工會：委員長王賢選（王中仁），副委員長謝瑞生；
中國國家企業工人工會：委員長邱榮生，副委員長陸宗昌。
中央蘇區共有工人（含農業工人、手工業工人等）145000人。
卓有成效的蘇區工會工作
全總蘇區執行局和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都從蘇區實際出發，卓有成效地開展了各項工作：
一是團結和組織蘇區工人，與廣大貧苦農民一起，積極參加農民武裝暴動，打土豪，分田地，建政權，成為蘇維埃運動的領導階級和中堅力量。
二是動員工人積極參加紅軍。據統計，中央蘇區新擴大的全部紅軍中，蘇區工人占30%左右。
三是組織工人積極投身蘇區經濟建設。當年曾任中央兵工廠職工委員會主任的馬文，回憶當時工人生產積極性時說：“工友之間，各單位之間經常進行勞動競賽。當時提出：多造一顆子彈就等於多消滅一個敵人；多修一支槍等於多消滅10個敵人。這個口號成為每一個工人的行動口號……”
四是堅決貫徹落實《勞動法》，保障工人的經濟利益。
毛澤東在“二蘇大會”上作報告時稱讚說，蘇區工會在根據地的革命鬥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是“蘇維埃政權的柱石”、“保衛工人利益的堡壘”。
成立蘇區工人師
1933年春，蘇區中央局和中革軍委發出了“擴大百萬鐵的紅軍”號召。1933年4月1日和5月1日在中國農業工人代表大會和中國店員手藝工人代表大會上，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提出：創建中國工農紅軍工人師。蘇區工人熱烈回響。同年8月1日，紅軍工人師在瑞金城南竹馬崗廣場宣告成立。全師共12600餘人，全部由蘇區工人組成，編成3個正規團、1個補充團。成立時由梁廣任師長兼政委，受中革軍委直接指揮。該師在瑞金接受軍訓並擔負中央機關警衛任務。1934年2月8日，工人師改編為紅軍第二十三師，師長孫超群，政治委員李乾輝，政治部主任周桓。編入紅軍西方軍序列。1934年9月，該師與紅二十一師合編成立紅軍第八軍團，1934年10月，隨中央紅軍主力突圍長征，湘江戰役損失慘重，遂與紅八軍團部一起被撤銷建制。 （凌步機）
劉少奇吃“小灶”
劉少奇到瑞金後，住在棗子排村。他雖擔任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委員長，生活上卻從不特殊，始終與工作人員一樣過著艱苦清貧的生活。
1933年10月的一天中午，擔任中革軍委總供給部長的楊至誠，來到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機關，找劉少奇匯報工作，但找來找去就是不見劉少奇的蹤影。委員長到哪裡去了呢？正是開午飯時間，站崗的戰士說委員長已去吃飯了。楊至誠便來到了膳堂尋找，也不見劉少奇的身影。
在膳堂吃飯的同志這時也發現，自從食堂為節約糧食改吃草袋飯以來，每天中午都看不到委員長來吃飯。有人嘀咕：“人家是委員長，說不定在吃小灶吧？”
幾個人分頭去找，從飯廳找到宿舍，又從宿舍找到後院，兜了一個大圈子，終於在伙房後面的小灶間裡找到了劉少奇。只見他正大口大口地吃著一碗用清水煮熟了的番薯葉子。當他發現大家時，想躲已來不及了。
劉少奇確實是在吃“小灶”，但誰也想不到會是這樣的“小灶”。炊事員告訴大家：“委員長為了節省糧食支援前線，每天只吃早、晚兩餐米飯，中午就煮些番薯葉子或野菜充飢，已經堅持很長時間了。” （劉良）
委員長讓馬
蘇區時期，馬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中央政府總務廳分了幾匹馬給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其中專門為劉少奇配備了一匹大黃馬。大黃馬體魄健壯，跑路生風，劉少奇非常喜愛，經常為馬割草餵料、洗澡刷毛，牽著馬在山村小道溜達散步。
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經常要派工作人員下基層工會組織調查指導工作。有些單位路途較遠，需要騎馬去，因可是機關內的馬匹時常供不應求，工作人員只好步行前往，既費時又辛苦。劉少奇常把自己心愛的坐騎讓出來給別人騎。
1933年底的一天，前線傳來急電催調軍糧。蘇區苦力運輸工會承擔著往前線運送軍需物資的重任。劉少奇看了前線電報後，立即叫來中國苦力運輸工會委員長王賢選，要他親自前往江口辦事處調集船隊，把分散保存在各地的糧食迅速集中起來，運到前線去，並說這事辦好後立即回瑞金匯報。交代完任務，劉少奇親自牽來自己的大黃馬交給王賢選說：“這次路途很遠，你騎馬去，馬跑得快。”王賢選接過大黃馬，回答說：“請委員長放心，保證完成任務！”
王賢選果然出色地完成了任務，騎著大黃馬連夜往瑞金趕，走著走著，一不小心連人帶馬摔進了山溝里，臉上、手上都被鋒利的片石劃出了道道口子，小腿也被重重的扭了一下，痛疼難忍。令王賢選十分不安的是，大黃馬的一條腿也掛了彩。
回到瑞金後，王賢選不好意思去見劉少奇。劉少奇聽說了這件事，趕忙來到王賢選的住房，關切地詢問王賢選負傷的情況，還批評王賢選說：“你這個人呀，馬摔壞了可以治好，也可以調換，而人卻是革命鬥爭最為重要的本錢呀！你擔心什麼呀？好好治傷吧！”
王賢選聽了委員長這親切的話語，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謝春勇）
陳雲、劉少奇反極“左”
由於受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影響，蘇區實行的經濟政策和蘇區工人開展經濟鬥爭時，也都存在許多“左”的錯誤。如在第一次全蘇大會通過的《勞動法》中，為工人規定了過多的休息時間、過高的工資待遇，為工人提出了過高的物質福利要求，弄得勞資關係緊張，許多小企業小作坊倒閉。這不僅影響蘇區的經濟建設，也嚴重損害了工人們自身的利益。
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黨團書記兼副委員長陳雲，堅持實事求是，自進入蘇區後，就一頭扎進工人民眾和基層工會組織中，調查研究。廣泛徵求工人們的意見，聽取企業主、作坊主的傾訴及黨政組織乃至農民民眾、墟鎮市民的呼聲。他發現，蘇區執行的《勞動法》和經濟政策，許多方面脫離蘇區實際，不少規定不僅在農村無法執行，即使在城市企業也難以實現。於是，他頂著博古等人掀起的陣陣“左”傾狂潮，毅然撰寫了一篇題為《關於蘇區工人的經濟鬥爭》文章，在第九期《鬥爭》雜誌發表。他在文章中大聲疾呼反極“左”，十分嚴肅地指出：
“在領導工人的經濟鬥爭中，還存在著另一種極端危險的‘左’的錯誤傾向。這種傾向，表現在只看到行業的狹小的經濟利益，妨礙了發展蘇區經濟、鞏固蘇維埃政權的根本利益。”
他舉出了大量的事實——
“在許多城市的商店、作坊中提出了過高的經濟要求，機械地執行只能適用於大城市的勞動法，使企業不能負擔而迅速倒閉”；
“不問企業的工作狀況，機械地實行八小時的工作制”；
“不顧企業的經濟能力，強迫介紹失業工人進去”；
“在年關鬥爭中，許多城市到處舉行有害蘇區經濟流通的總同盟罷工”；
……
他十分痛心地說：“這種‘左’的錯誤，非但不能提高工人階級的覺悟和積極性，相反地，只能發展一部分工人不正確的浪漫生活。而且，這種‘左’的錯誤，使許多企業和作坊倒閉，資本家乘機提高物價，並欺騙工人，使工人脫離黨和工會的領導。”
他斷言：“所以，這種‘左’的錯誤領導。是破壞蘇區經濟發展，破壞工農聯盟，破壞蘇維埃政權，破壞工人階級的徹底解放的。”
陳雲的這篇文章，猶如在寂靜沉悶的夜空中猛然炸響一聲驚雷。許多人在拍案叫好之餘，無不佩服陳雲敢於與“左”傾錯誤作鬥爭的膽識。
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委員長劉少奇，對蘇區存在的“左”傾勞動政策與經濟政策，有著與陳雲一樣的認識。他們齊心協力與“左”傾錯誤鬥爭，在張聞天等的支持下，經過不懈努力，終於對原《勞動法》進行了修改，廢除了一些不切實際的過“左”條文。1933年10月，經修改後的《勞動法》重新頒布。 （凌步機）
陳雲當“包公”
1933年10月的一天，陳雲由全總國家企業部部長馬文陪同，從瑞金前往寨上兵工廠了解情況，指導工作。
寨上兵工廠設在興國縣古龍岡，專門製造刺刀、洋鎬、洋鍬等器械，所以又叫“寨上紅軍雜械廠”。全廠有工人200多人。
從瑞金到寨上兵工廠，有200多里路，他們跋涉了3天才趕到。當天晚上，陳雲顧不上休息，就到工人中了解情況。
寨上兵工廠的廠長叫李志雲，湖南人。陳雲在調查中發現工人們都對李廠長有意見。工人們普遍反映，李廠長作風不民主，處理問題主觀、武斷，甚至打人、罵人。有幾名工人做錯了一點點小事，竟被他罰跪了幾個鐘頭。工人們說，這個李廠長，簡直就是個資本家！
工人們反映的意見，引起了陳雲的高度重視。為了核實情況，他又與廠職工會的代表們座談，聽取職工會的意見。核實結果，與工人們反映的情況基本一致。
陳雲嚴肅起來。他認為，在我們的蘇維埃區域，工農兵都翻身作了主人，工人更是蘇維埃國家工廠的主人。李廠長這種隨意打人、罵人的作風，與我們共產黨的宗旨格格不入，是絕對不能容許的，必須嚴肅處理。
陳雲果斷地召開全廠職工大會。在會上講話時，他將所了解到的情況全部端了出來，對李廠長的惡劣作風給予嚴厲批評。他旗幟鮮明地當場宣布：這樣的廠長必須撤職查辦。事後，工人們紛紛議論說：上級來了一位“真包公” （摘自《中央蘇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