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陳壽昌(1906—1934),浙江鎮海人,少年時代目睹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瓜分中國,北洋軍閥窮兵黷武,連年混戰,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局面,萌發了憂國憂民的思想。陳壽昌的哥哥是學生運動的骨幹,為抵制日貨,到處奔走呼號,不幸積勞成疾,得了肺病,不治身亡。在學校舉行的追悼會上,年僅13歲的陳故里昌代表家屬致詞。這對少年時代陳壽昌革命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陳壽昌16歲離開家鄉,到祖父所在的武漢,考進了電報局,被分配到鄭州電報局工作。不久,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二七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陳壽昌從中得到了鼓舞。他積極參加組織電報局職工聲援鐵路工人的罷工鬥爭。以後罷工遭到軍閥吳佩孚的血腥鎮壓,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陳壽昌也就從鄭州轉到武漢電報局,繼續從事工運工作。他與李立三、劉少奇等同志一起,積極發動工人組織工會,配合北伐軍勝利進軍,參與了組織收回英租界的鬥爭。
1927年6月20日,陳壽昌參加了在武漢召開的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並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7月15日汪精衛步蔣介石後塵,正式同共產黨決裂,公開反共,對共產黨員和革命民眾實行大逮捕、大屠殺,中共組織被迫轉入地下。白色恐怖籠罩整個武漢三鎮,陳壽昌一時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面對大革命失敗,一些好心人規勸他:“年輕人,又有家室,何必去冒這個風險。電報局待遇優厚,還是安分守已,保牢鐵飯碗吧”。但陳壽昌卻自動辭職,去上海打聽黨組織的下落。在路上他遇見了李立三,這真好比孩子找到了親娘。從此,他又開始了新的革命生涯。陳壽昌深入到店員的最下層,在石路(今上海福建中路)一帶衣裝店員中開展工作。一次湖南農民打土豪沒收了一批金銀財寶,秘密運到武漢,要設法轉送到上海,作為黨中央的經費。黨把這一重任委託陳壽昌去完成。陳壽昌身著長袍馬褂,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大老闆,偕同夫人胡友娣,還跟隨著一名身材魁梧的“聽差”(黨組織派來的警衛員)同行。到了武漢,他迅速接上了關係,接收了這一批足足可裝半個枕套的金銀財寶。為了避人耳目,他採取化整為零的辦法,上這個銀樓兌一點,上那個銀樓兌一點,把兌換得來的錢鈔陸續匯給上海黨中央秘密機關。
1928年,陳壽昌被調到中央特科從事情報工作,先在二科(情報科)工作,後任四科(交通科)科長。陳壽昌勇敢機警的工作精神和高度的革命責任心,一直為知情同志所讚頌。處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中,生活很艱苦,陳壽昌經常穿著一件舊灰布長衫,帶著一副近視眼鏡,扮作一個國小教員,同有關同志進行秘密聯絡。在一般情況下,他總是步行,有時在路上買個大餅棄飢。他帶著秘密檔案、資料走在路上,曾幾次碰到巡捕“抄靶子”,由於臨危不懼,鎮定自若,一次又一次地化險為夷。他對每件工作,都要求有個結果,決不許有始無終,半途而廢。在研究工作時,他很重視從實際情況出發。因特科工作是直接同敵人作鬥爭,必須了解敵人,才能戰勝敵人。平時他要看很多中文報紙,還要看英文報,對公開和秘密蒐集的資料,進行認真仔細地分析研究,判斷敵人動向,確定對策,爭取主動。陳壽昌出身電報工人,熟悉無線電技術,因此在中央特科從事情報工作時,以無線電老闆身份作掩護,往往1個月要搬兩次家。在周恩來領導下,陳壽昌與陳賡兩人作為特科的聯絡員,指導打入敵人內部潛伏的錢壯飛、李克農、胡底等人的工作,在保衛黨中央,及時了解敵人進攻革命根據地的部署,開展營救同志、鎮壓叛徒、打擊敵特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績。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特科領導人顧順章被捕叛變。由於顧順章掌握著共產黨中央機關、江蘇省委、中央領導人地址等大量核心機密,危害十分嚴重。所幸共產黨及時截獲了顧順章叛變的訊息,在周恩來、陳雲的果斷指揮下,陳壽昌和其他同志一起搶先採取行動,保衛了黨中央機關的安全。
這一年年底,黨中央指派陳壽昌任福建省委書記。儘管上有年邁老母,下有兩歲幼女,妻子又懷孕在身,但陳壽昌以革命為重,毫不猶豫地前往赴任。12月中旬,陳壽昌和聶榮臻從上海起程,由交通站派嚮導護送,沿著秘密交通線,夜行曉宿,闖過一道又一道的敵人封鎖線,歷時一個多月到達目的地。以後,他通過秘密交通寄回的家信中總是說那邊“生意興隆,蒸蒸日上”,意思指革命事業日益發展,充滿了勝利的信心。1932年,陳壽昌調到江西瑞金中央根據地,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黨團書記。1933年底,蔣介石糾集重兵,發動第五次“圍剿”,在圍攻中央根據地的同時,又以數十倍於我的裝備精良的兵力,向湘鄂贛根據地進犯。在情況十分危急的關鍵時刻,陳壽昌受黨中央委派去湘鄂贛根據地任省委書記兼軍區政治委員。1934年1月陳壽昌率領四十餘人,越過重重險阻,到達根據地。到達根據地後,陳壽昌著重糾正前省委“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制止了亂捕亂殺的恐怖現象。陳壽昌注重團結教育犯錯誤的幹部和對案情的深入了解,他審閱案卷十分認真,親自找“肅反”工作幹部和被關押的幹部談話;舉辦訓練班,批判“肅反中心論”、“肅反”唯心論。陳壽昌對搞“肅反”工作的幹部說:“不能搞逼供信,不要輕信口供”,“搞肅反工作,不能急躁,要謹慎從事,要搞得清清楚楚,不重證據,不調查是不行的。”陳壽昌指揮將被圍困在江西萬載仙源山上的省委、省蘇維埃等十多個機關及紅十六師的傷病員,全部安全轉移到贛西北地區的銅鼓縣,重新整頓隊伍,並改組了紅十六師的領導,徐彥剛為師長,陳壽昌兼政委,帶領部隊在湘鄂贛邊界海拔一千六百多米的羅霄、幕阜山脈間開展游擊戰爭,牽制了敵人的大量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紅軍主力北上長證。
這一年夏天,湘鄂贛根據地進入了極其艱苦的階段,特別是紅軍主力北上以後,紅十六師處於孤軍無援的境地。蔣介石親自下達手令,限期三個月消滅湘鄂贛根據地及其紅軍,叫嚷要“掘地三尺”“斬草除根”,決不讓蘇維埃政權“死灰復燃”。敵人建築了四道嚴密的封鎖線,對紅十六師和省委機關實行“清剿”。根據地許多地方被敵占領,我方遭到很大損失。但是根據地的軍民在省委和軍區黨委的領導下,鬥爭意志始終沒有消沉。他們轉移到鄂東南、贛西北的廣大山區,繼續開展反“圍剿”鬥爭。陳壽昌和同志們轉戰在深山密林里,鬥爭環境越來越困苦。他和大家一樣,經常以草根樹皮充飢,餓得口吐黃水,雙腳浮腫,仍然帶領部隊與敵周旋。他身邊的保衛局長鄧洪實在不忍心,就把自己過去修鐘錶積贊的錢買來一碗麵條,可是陳壽昌堅持不肯吃一口,一定要讓給傷員吃。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紅軍為保存實力,化整為零,分散行動。反動派懸賞活捉陳壽昌,但在民眾掩護下,他一次又一次躲過了敵人的搜尋。一次,他藏在一座橋下水溝里,足足待了六七個小時。為了防止敵人的突然襲擊,天天都要換地方睡覺。1934年11月,陳壽昌率領的紅十六師在湖北崇陽老虎洞遇敵。戰鬥打響了,陳壽昌不幸中彈,因流血過多而犧牲。湘鄂贛根據地為他舉行了莊嚴的追悼大會,會上一片哭聲,軍民悲痛萬分。為表彰陳壽昌的功績,他犧牲的地方——湖北崇陽縣曾一度被命名為壽昌縣。陳壽昌不畏險,為革命奮鬥了一生,正如他留下的一首詩所寫的:“不到深山裡,焉能伏虎威。餘生艱險盡,後紀可沾暉。”
人物紀念
陳壽昌犧牲後,湘鄂贛省黨政軍民為他舉行了追悼會,稱頌他“是一位難得的好省委書記,他的犧牲是湘鄂贛蘇區的重大損失,是黨和人民的重大損失”。1935年2月,中共湘鄂贛省委、省蘇維埃政府決定,在他犧牲地區——崇陽、通城邊界建立了壽昌縣,以資紀念。新中國成立後,中共崇陽縣委、縣人民政府在金塘鎮河坪村建造了陳壽昌烈士墓,河坪人民建造了“壽昌橋”;家鄉人民紀念陳壽昌烈士,把建在鎮海城關古海塘旁的公園命名為“壽昌公園”,並在園中建造了陳壽昌烈士紀念館、碑、閣和銅像,聶榮臻元帥為烈士題詞:“陳壽昌烈士永垂不朽!”
新中國成立後,為緬懷革命先烈,崇陽縣委、縣政府修葺了陳壽昌烈士墓,河坪人民建造了“壽昌橋”,壽昌同志以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實踐了他“身許馬列安等閒,報效工農豈知艱。壯志未酬身若死,亦留忠膽照人間”的莊嚴誓言。
1992年3月5日,為緬懷先烈,繼承和弘揚革命傳統,鎮海區委區政府決定將位於招寶山街道聰園路595號的古塘公園改名為壽昌公園,並在園內建造陳壽昌烈士紀念館,同年11月建成並對外開放,聶元臻元帥為烈士銅像題詞,同時落成壽昌閣、鎮海革命烈士紀念館等建築。鎮海革命烈士紀念館以鎮海地方黨史與革命烈士事跡相結合的方式,全面反映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發生在鎮海的重大歷史事件和369名烈士英名錄及35名烈士事跡。全館分“古城風雨”、“蛟川星火”、“抗日請纓”、“浹江紅日”、“新的長征”五部分,著重介紹了李長來、李敏、林勃、李平、華一鳴、徐長海、汪波、鄭建華、方榮慶、謝勃等10位知名烈士事跡。館四周有古色長廊相連,文雅肅穆。2001年以來,鎮海區委區政府相繼撥款60餘萬元,對陳壽昌紀念館等進行了維修。
陳壽昌烈士紀念館是寧波市愛國主義教育教育基地、中共黨史教育基地,鎮海區廉政文化教育基地、青少年德育教育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