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蔣介石一生曾經多次遇刺。1931年夏，在“中國暗殺大王”王亞樵的組織下，刺客陳成潛入“夏都”廬山“太乙村”附近的竹林中，朝正在甬道上散步的蔣介石連開兩槍而未中，蔣驚魂逃命，逃過一劫。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在南京中央黨部禮堂舉行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乘中央委員集體合影之際，南京晨光社記者、愛國熱血青年孫鳳鳴拔槍行刺。由於蔣介石臨時決定不出場照相，結果汪精衛成為刺殺對象，身中3槍倒地。1961年，在日本的台獨分子廖文毅花費黃金幾百兩僱請殺手赴台刺蔣，由於警衛事先警覺，刺殺未遂，蔣介石再次幸免於難……
這些“刺蔣”案，已經屢屢見諸刊首報末或各類傳記中，從而為今人所津津樂道。但是，中國青年黨黨魁曾琦所謀劃的一個“刺蔣”計畫卻塵封已久，鮮為人知。至今只在青年黨主要領導人的回憶文章中略有提及，筆者有幸在扒梳史料過程中得見，故略費筆墨敘述之，以饗讀者。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中國青年黨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反共黨派，是“最反動勢力的結晶”和“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在大革命中依附軍閥，阻礙革命。抗戰勝利後又和國民黨蔣介石勾結在一起，在構成“民盟”的“三黨三派”（青年黨、國社黨、第三黨、鄉村建設派、職教社、無黨派人士）中，只有青年黨和國社黨參加“制憲國大”和“行憲國大”，後隨國民黨逃至台灣，成為“花瓶”政黨。就這樣一個和蔣介石走得這么近的反共黨派，怎么會計畫去“刺蔣”呢？青年黨究竟是個什麼樣的黨派？曾琦是何許人也？他們為什麼要去“刺蔣”？後來為什麼又改變計畫去刺殺鮑羅廷？刺殺結果又如何？
第三大黨 反共先鋒
青年黨黨魁 曾琦中國青年黨，簡稱“青年黨”或“中青”，1923年12月2日成立於巴黎。1924年10月10日，該黨在上海創辦《醒獅》周報，揭櫫“國家主義”，故時人亦稱之為“國家主義派”或“醒獅派”。青年黨人自己則在1929年8月公開黨名以前，以“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成立於1925年10月）的名義活動。
青年黨人素以繼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而起的“第三大黨”自居。1932年12月，中國青年黨發表告全國國民書稱：“中國現在的政黨，雖已將近十數，然舉其大者，則中國青年黨與國民黨、共產黨實鼎足而三。”1946年1月，民盟開會討論政協名額問題，青年黨三巨頭之一的左舜生在會上直言不諱地聲稱青年黨為“第三大黨”，9個政協名額中必須要有5席。從事實上來看，青年黨黨組織確實頗具規模，其組織遍布於歐、亞、美三洲及國內各省市，在歐洲，德、奧、比、瑞、荷、英等地均設立了支部，巴黎則是青年黨最早的總部所在地。在美洲，青年黨員譚敬之、林冠雄等數十人在紐約成立青年黨駐美總支部，出版《僑聲日報》。在香港也成立支部，出版《探海燈報》、《香港時報》。在國內，湖南、四川、湖北、廣東、福建、廣西、雲南、貴州、安徽、山西、山東、江蘇、天津、武漢等省市均建立了省（市）黨部和基層黨部（1925年，由於國內黨務的普遍發展，總部遷至上海，巴黎另成立駐歐總支部）。
由於青年黨的主要領導人均來自四川、湖南、廣東，故這幾個省區的組織尤為發達。四川更是青年黨的根據地，國民黨對四川青年黨組織進行調查後，也不得不承認“其組織之龐大，黨員之眾多，與地方勢力之雄厚，皆為不可否認之事實”。青年黨有黨、團、社三級組織。入黨者須先入團，入團者須先入社。團、社組織也相當發達，比如“社”，就有國魂社、獅聲社、惕社、自強社、華聲社、光國社、起舞社、國光社、新民學社、浙江青年社、愛國青年社、國鐸社、孤軍社、獨立青年社、華魂社、江聲社等二三十個團體。
青年黨的具體黨員人數，據曾任青年黨內務部長的一個青年黨員回憶，1930時約有黨員1萬人。到抗戰時期，黨員仍有增加。1939年張君勱、曾琦致函蔣介石，稱：“以目前實況論，青年、國社兩黨人數，除留居川省者外，其散居國內外者，尚不下數萬餘人。”抗戰勝利後，青年黨迅猛發展，青年黨人自稱有黨員30萬。據1947年國民黨中央聯秘處的調查結果顯示，湖南省青年黨員數有2萬餘人，團員1萬餘人，但湖南的黨務之發展在全國只占第五位。關於上海的情況是“青年黨近在滬積極吸收黨員……預期在本年上半年度在滬吸收4萬新黨員，而在整個東南地區則可有十萬人參加。”由此推斷，青年黨人自稱有30萬之眾並不為過。考慮到青年黨還有數目龐大的各級團員、社員等準黨組織，則其影響和數目更非今人所能想到。如此說來，其“第三大黨”的地位確實名至實歸。
曾琦，字慕韓（因慕宋朝宰相韓琦之為人，故名），別號愚公，黨號移山。1892年9月25日生於四川省隆昌縣。曾琦早年曾在廣西、四川等地求學，後又先後留學日本、法國，接受了18世紀、19世紀歐洲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中費希特、李斯特等人的國家主義思想。1923年12月，曾琦與李璜、張夢九等在巴黎發起成立中國青年黨，回國後創辦《醒獅》周報，自任總編輯，同時在上海大夏大學、法政學校、同濟大學等校任教。在此其間，曾琦積極宣揚國家主義，發展青年黨組織，進行反共活動。九一八事變後，曾組織力量在東北及長城沿線進行抗日活動。後與蔣介石合作，參加國防參議會和國民參政會，參與民主憲政運動。抗戰勝利後參加國民黨包辦的國大，加入政府，先後任國民政府委員和總統府資政。1951年卒於美國。曾琦是中國青年黨黨魁，曾長期擔任青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主席），他與左舜生、李璜一道，成為青年黨的三巨頭。
曾、左、李是著名的反共人士。但有意思的是，他們最初卻是與李大釗、惲代英、鄧中夏、張聞天、田漢等共產黨人關係密切的“少年中國學會”會友。曾琦曾與李大釗、王光祈等一起發起成立少年中國學會，這些意氣風發的青年才俊，為了拯救這個內憂外患、多災多難的國家，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曾經有過良好的關係。在《少年中國》雜誌和青年黨有關史料中，屢屢可以看到曾琦、左舜生與張聞天、田漢的往來書信。但不幸的是，他們後來卻因為嚴重的理念分歧而分道揚鑣，最終走上迥然相異甚至是水火不容、刀兵相見的境地。李大釗、惲代英、鄧中夏等人成為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員，而曾琦等青年黨人則成為最早的反共先鋒。
俄國十月革命後，李大釗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在李大釗的宣傳影響下，鄧中夏、惲代英、高君宇等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也逐漸走上了共產主義道路，並進而組建了黨組織。在李大釗、惲代英等人看來，除了“走俄國的路”，中國別無選擇。但是曾琦、左舜生、李璜等卻不以為然，他們認為“階級鬥爭”、“唯物史觀”、“世界革命”、“共產主義”均是謬誤、不合國情的。曾琦等對中共與“第三國際”和蘇聯的關係尤為不放心。共產黨人認為蘇聯是中國人的朋友，應該在蘇聯的幫助下去反帝反封。而曾琦等人卻堅持認為蘇俄跟英法等老牌帝國主義性質是一樣的，是“赤色帝國主義”。蘇聯承諾歸還沙俄時代所攫取的利權是“口惠而實不至”；相反，卻進一步覬覦、侵占中國的蒙古，擴大他們在東北的勢力。他們認為中國共產黨並不是中國的政黨，而是第三國際的中國支部，是蘇俄侵略中國的一種工具，並攻擊中國共產黨是“蘇俄之走狗”，是引狼入室的“國賊”。
由於認識上的嚴重分歧，雙方經常發生激烈的辯論和爭鬥。共產黨人堅信“唯物史觀”，他們則提“物心並重”；共產黨主張“階級鬥爭”、“階級革命”，他們則主張“全民革命”；共產黨提出“階級專政”，他們則提“全民政治”；共產黨提出“工人無祖國”、“世界革命”，曾琦等則高唱“國家主義”，主張國家至上。後來，曾琦、李璜等組織中國青年黨，以《醒獅》周報為舞台，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為口號，充當反蘇反共先鋒，向共產黨發動猛烈的進攻。中共也不甘示弱，以《中國青年》為陣地，給予反擊。雙方口誅筆伐，打鬥、暗殺事件也時有發生，曾琦後來甚至公然稱：“有共產黨即無愛國派，有愛國派即無共產黨，所謂‘漢賊不兩立’，‘邪正不相容’，事理昭然，無可為諱。”共產黨和青年黨的矛盾已發展至你死我活的白熱化境地。
附孫反共 預謀刺蔣
1923年以後，孫中山先生開始實行“聯俄容共”政策。1924年1月，國民黨召開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這對必欲除共產黨而後快的曾琦等人來說，不啻晴天霹靂。他們認為，國共合作將使得共產黨大為發展，屆時中國將“大難將作”，“赤禍遍地”，甚至成為蘇聯的附屬國亦未可知。於是他們不斷地向國民黨要人勸誡和警告，希望國民黨趕緊放棄“聯俄容共”政策，趕緊“清黨”。1924年冬，孫中山離粵北上，在上海停留，曾琦親自前往拜謁勸告，但孫中山先生並不以為意。曾琦等於是轉而與國民黨右派密切往來，並與“西山會議派”約定“內外夾攻”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
五卅運動前後，廣東革命形勢不斷高漲。1925年1月，黃埔學生軍第一次東征，其間回師平定楊、劉叛亂。7月，廣東國民政府成立。10月，國民革命軍第二次東征，徹底剿滅了陳炯明殘餘。次年3月，李宗仁接受國民政府的領導，兩廣實現了統一。在這些過程中，身為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均以一個左派的革命者面目出現。蔣介石經常在黃埔軍校訓話，高喊“聯蘇聯共”，“反對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等言論。
1926年秋，北伐開始，蔣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革命軍由粵入湘，勢如破竹，幾個月之間連克衡陽、株洲、長沙、武昌，直系軍閥吳佩孚勢力很快被擊潰。是年底，主要戰場轉向江西，“五省聯軍”也不斷挫敗，軍閥孫傳芳自己則逃至南京，一時間變得搖搖欲墜。隨著國民革命軍的順利進行，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運動得到蓬勃發展，而依附於孫傳芳的青年黨則成為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嚴厲打擊的對象。因此北伐軍所到之處，青年黨所辦報紙、刊物被查禁，信奉國家主義的教職員及學生被開除，所辦學校被關閉，財產被沒收，青年黨員或被拘禁，或被槍殺，青年黨受到重大打擊。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挽救孫傳芳的頹勢，為了阻礙北伐軍和共產黨的進展，曾琦遂決定採取非常手段——刺殺蔣介石。
1926年底的一天，曾琦找來青年黨的一個骨幹段震寰（湖南省華容縣人，時為青年黨中央委員，曾任青年黨中常委、內部部長、北平市黨部委員長、湖南省黨部委員長等職）。曾琦直截了當對段震寰說：“蔣介石的北伐，帶來了共產黨革命。共產黨革命一到，不僅孫傳芳垮台，我們也要完蛋。要阻撓北伐軍的進展，單靠孫傳芳的軍事抵抗已經沒希望了。”曾琦主張採用“非常手段”，刺殺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曾琦並說“蛇無頭而不行”，如果“刺蔣”成功，可以挫折北伐軍前進的銳氣，挽回“五省聯軍”的頹勢。段震寰當即同意了曾琦的主張，並且自願提出擔任行刺者。
不久曾、段兩人從上海到達南京，並派人遊說孫傳芳贊助。其時孫傳芳剛從江西逃至南京，已成驚弓之鳥，當聽到曾琦的“刺蔣”計畫之後，極表同意，當即命副官送交手槍一支、手榴彈兩枚，並簽發支票l萬元作為資助活動費用。
當經費和武器都有了保障之後，“刺蔣”即進入具體謀劃階段。段震寰與青年黨另一青年黨骨幹分子劉著良共同在南京組織了一個暗殺機構。劉著良為此專門辭掉安慶師範學校教務主任的職務，並帶著其愛人俞淑芳和妹妹劉著蘭一起到南京烏衣巷安家，藉以掩護暗殺組織。
然而，正當“刺蔣”工作緊鑼密鼓地展開，段震寰在尋找“刺蔣”機會的時候，曾琦卻突然改變了計畫。這又是為什麼呢？
聯蔣反共 刺鮑流產
原來，自從北伐以來，蔣介石羽翼逐漸豐滿，其反共的真面目逐漸顯露出來。1926年11月，蔣介石向外國記者發表談話，已經不在聲言“打倒帝國主義”，而是希望“友邦”諒解革命運動。1927年初，蔣派人搗毀了贛州總工會，殺害贛州總工會會長共產黨員陳贊賢。3月，左派和共產黨占主導的南昌市黨部、安徽省黨部及九江等地的工會、農會，不少被蔣派人解散或搗毀。蔣同時積極爭取江浙財團和英美等國的支持，準備進行“清黨”行動。
曾琦從這些跡象發現了蔣介石的變化。在孫傳芳必倒無疑的情況下，遂決定不再依附孫傳芳反共，而是要“刺鮑聯蔣”，與蔣聯合，共同反共。曾琦向段震寰仔細分析：“形勢已經有了重大變化，孫傳芳的政權已是難於保持，蔣介石必將打進南京。許多跡象表明，蔣介石打進南京後，可能和共產黨走向分裂，他將運用軍事力量反共。我們要刺蔣，是為了反共。現在聯蔣將更有利於反共。聯蔣反共比聯孫反共的力量大得多。”因此，曾琦得出結論：現在的反共重心已不在“去蔣”，而是應該“聯蔣”。
鮑羅廷是第三國際駐中國代表和蘇聯駐廣州革命政府代表，是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和廣東國民政府高等顧問，對國民黨和共產黨均能施加重大影響。在曾琦等人看來，鮑羅廷是蘇俄“赤化”中國的總代表，是對中國人頤指氣使的“太上皇”。因此，“刺蔣”計畫改變後，曾琦自然而然地把刺殺目標鎖定在鮑羅廷。另外，曾琦等人“刺鮑”還另有深意。他們想通過“刺鮑”行為來表明青年黨與蔣介石利害相關，消除蔣對青年黨人的疑忌。青年黨當時沒有軍事力量，如“刺鮑”成功，可以讓蔣知道青年黨雖沒有軍事力量，卻有發達的組織和較強的組織能力，使蔣介石不至於小覷青年黨。這樣的話，蔣介石才願意與青年黨平等聯合，最終實現“聯蔣反共”的目的。
曾琦對“刺鮑”計畫頗為重視，認為這將是震驚世界的大事。他鼓勵段震寰親自去行刺：“本來我是不同意你親自去行刺的，因為這犧牲自己的可能性太大，犯不著。現在要刺鮑羅廷，我倒是同意你自己動手。因為這將是震動世界的大事情，將在全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大大推進我們的反共事業，對黨和國家將是一個莫大的貢獻。”段震寰當時是一個深受國家主義影響的狂熱青年，認為這將是名昭史冊的的“壯烈之舉”，即使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故欣然接受任務。
接受任務後，段震寰便叫劉著良幫其物色助手，自己則前往武漢查看情勢。當時鮑羅廷已經隨廣東國民政府遷至武漢。武漢是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大本營，針對蔣介石當時的一些反革命言行，武漢召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對蔣的權力進行限制，同時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蔣民眾運動。武漢軍隊也調動頻繁，機關戒備森嚴。段震寰對當時武漢國民政府的主要機關進行了仔細觀察，選擇刺殺地點。幾番權衡之後，段震寰決定一個人單獨行動。段認為只要在主要機關門口看準有俄國人乘坐的的汽車，伺機向其扔出炸彈，便可一舉成功。如果不成功，也可像清末汪精衛刺殺攝政王載灃一樣“震驚世界”，名垂青史。
1927年3月下旬，段震寰裝扮成商人模樣，把一枚炸彈藏在熱水瓶膽下，便從南京出發去漢口“刺鮑”。行前，段向劉著良話別：“我不能把好訊息帶給你，但希望你能從報上看到我的好訊息。”其情頗為“壯懷激烈”，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氣概。
段震寰雖然氣沖牛斗，滿腦子“名昭史冊”的想法，卻經不住酒色的誘惑，沾染了縱酒宿娼的毛病。段覺得自己行刺後命不可保，生命已不久長，所以更加縱情享樂，一路上喝酒縱慾，結果還沒到武漢就染上性病病倒了。後來好不容易到了漢口，又因無相識的中醫，只好由旅店代為延請中醫診治，因而耽誤了時間，在旅店一治就是近兩個月，直到6月初，才能緩步街頭。
在這段時間裡，蔣介石、李濟深、白崇禧等已經在上海、廣東、廣西等地“厲行清黨”，一時間腥風血雨，各地處於恐怖狀態，鮑羅廷也被南京國民政府下令通緝。與此同時，兩湖地區的形勢也逐漸複雜。5月13日，獨立第十四師師長夏斗寅在鄂南通電反共。21日，許克祥在湖南發動“馬日事變”，搗毀了湖南省總工會和總農會等機關，捕殺共產黨員和民眾運動領袖。汪精衛也開始右轉，秘密在武漢醞釀“分共”。汪精衛於6月1日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解除了聘任鮑羅廷為顧問的契約，6月17日又電令鮑羅廷離開中國。在這種情況下，到武漢避難的土豪劣紳紛紛返鄉，外僑和俄國人則紛紛回國。
段震寰看到這些景象，知道蘇聯顧問必已離開武漢，連呼“負負”，對自己的“貽誤時機”悔恨不已。想想自己躊躇滿志地由南京出發，許下豪言壯語，結果卻一事無成，有何臉面再回去見曾琦？想到這，段震寰乾脆離開漢口，回湖南華容老家去了。此後，“刺鮑”計畫再也沒有人提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