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海關
正文
中國從清代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的海關及其管理。海關管理權的喪失 鴉片戰爭後，中國已失去關稅自主權，但海關行政仍由中國管理。1853年9月,上海小刀會起義，占領上海縣城，遷設租界外灘的江海關被民眾搗毀。英、美兩國駐滬領事遂擅行公布船舶結關暫行條例，因外國商人反對，未能施行。這時，外商船舶自由出入上海港，江海關受外國勢力阻撓無法恢復徵稅工作。1854年夏，英領事阿禮國（1809～1897）提出一個中外合組海關的方案，兩江總督怡良（? ～1867）派蘇淞太道吳健彰（約1815～約1870）於 6月29日和英、美、法三國駐滬領事會晤,規定:三國領事各提名一人，由中國任命為稅務監督,與中國共同管理江海關的徵稅事宜。1858年清政府與英、美、法簽訂的《通商章程善後條款》對這一辦法作了修改：“任憑總理大臣邀請英（美）人幫辦稅務，毋庸英（美）官指薦干預”，並“各口劃一辦理”。1859年江海關英籍稅務監督李泰國（1832～1898）被委派為總稅務司，負責募用外國人在各口岸任稅務司，從此，外籍稅務司管理中國海關便成為制度了。1861年起,廣州副稅務司英人赫德任總稅務司（初為代理）,一直管理中國海關近半個世紀。
海關機構 在中國當時的政府系統中，1861年起海關由新設的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1902年改為外務部）統轄；1906年改隸專設的稅務處；1928年後改由財政部關務署統轄。
海關的最高機關是總稅務司署，設總稅務司、副總稅務司，下設六個辦事文案。1896年上諭總稅務司兼辦郵政,赫德遂兼總郵政司,並設郵政局總辦、副總辦。又同文館的教習也在總稅務司署編制。1901年同文館合併於京師大學堂，1911年郵政為郵傳部接管，二者脫離海關。中華民國建立後,總稅務司署組織改為五科三處,鏇又改為九科二處。總稅務司署直轄全國各稅務司署，亦即各口海關。19世紀80～90年代，隨著邊疆危機和列強分據租借地，又有邊境海關（邊關）、租界地海關的設立。這些海關受到有關列強或租界地當局的轄制，享有特惠、減稅權利。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後，通商口岸50里內的常關改歸海關管理，總稅務司署的徵稅權力又擴大了。
海關事務主要為徵稅和船鈔兩大部門。徵稅分內班（處理商人報關、徵稅）、外班（查驗過關商貨）、海班（巡水緝私）。船鈔民國以後改稱海務，主管船政和港務事宜。人員最多時為兼辦郵政時代,1910年有19169人；1911年郵政脫離後，降至7230人；以後大體在八九千人之間。其中洋員約占1/6，國籍最多時達20餘國,而以英人占絕對多數。海關要職都由洋員擔任，華員僅任中下級職位；華洋關員生活待遇懸殊，形成洋員統治華員局面。
收回海關管理權的鬥爭 終清一代，海關管理徵稅，稅款的保管則由清政府任命的海關監督掌握。辛亥革命爆發後，總稅務司夥同北京的外交團把海關稅款分存於滙豐、德華、道勝三家外國銀行的總稅務司帳戶。從此，稅款保管權也落入外國人手中，甚至連償債、賠款剩下的關余，中國政府也無權動用。1917年，孫中山領導的軍政府成立於廣州，從1918年起，要求按比例分取關余，與外交團、總稅務司進行了長期的鬥爭，並逐步發展為要求關稅自主、收回海關管理權的民眾性運動。1924年開始的國民革命推動了這一運動。1926年10月,廣州革命政府外交部公布《徵收出產運銷物品暫行內地稅條例》，成為第一次撇開帝國主義控制的海關，自行徵收產銷稅的行動。隨後，各地方勢力也趁機徵收貨物附加稅。海關外籍稅務司制度受到了打擊。
1927年國民黨政府成立後，海關外籍稅務司制度又恢復和穩定下來。但經過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風暴和對外交涉，中國畢竟實現了一定的關稅自主，1929年以後，又四次修訂了關稅稅則。
抗日戰爭時期，通商口岸淪陷殆盡，海關在財務行政中失去了它的重要性。隨著美國在華勢力的急劇增長，從1943年起，總稅務司一職由美國人擔任。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延續了95年的以洋員稅務司為主宰的海關制度，宣告結束。
海關的活動及其後果 近代中國海關,統一了全國的海關行政，引進了比較先進的組織、人事、財務管理制度，成為近代中國效率較高的行政機構；並在港務、船政等方面引進了一些先進設施，在統計、調查、文獻保管方面頗有成績。但是，統治海關的洋稅務司們是利用這個組織維護外商在華貿易的利益，利用關稅操縱中國的財政，並在關務、港務、船務等各方面擴大帝國主義的勢力。赫德主持海關後，凡清政府舉借外債、建置海軍、購買軍火、修築鐵路等事，都有總稅務司參與；許多外交交涉以及條約草案，也由總稅務司經手；甚至封疆大吏的任命，有時也須徵求總稅務司的意見。中華民國軍閥混戰時期，海關更成為扶植某種勢力、左右政局的一個力量。因而，近代中國海關的活動，不僅在經濟上，也在其他方面，加深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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