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塞求通

去塞求通是戊戌變法(1898年)前後我國維新派思想家關於報紙作用的一種重要認識,有多種表達法。1896年,梁啓超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一文中首先提出這一說法。他認為:“覘國之強弱,則於其通塞而已。血脈不通則病,學術不通則陋。”“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他總結泰西新聞事業的經驗,認為:“閱報愈多者其人愈智;報館愈多者其國愈強。曰,惟通之故。”而當時的中國,“比鄰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為不相聞問”,“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因此,報紙的作用就是“去塞”。

所謂“求通”,含兩層意思,一是通上下,一是通內外。這些認識在其他維新派思想家那裡也有表述。嚴復1897年創辦《國聞報》,在《〈國聞報〉緣起》中說:“《國聞報》何為而設也?曰:將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汪康年1898年在《論設立〈時務日報〉宗旨》中說:“嗚呼!上下之壅蔽,人心之頑固,有如吾國者乎?”日報之制,“能通訊息,聯氣類,宣上德,達下情。內之情形暴之外,外之情形告之內。”吳恆煒1897年在《〈知新報〉緣起》中推理道:報者,“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我國的研究者認為,戊戌變法前後維新派思想家關於報紙“通”的作用認識,以及“通”對社會發展重要意義的論證,是有相當見識的,已有現代傳播學的某些思想萌芽。但他們沒有把“通”看作報紙本身的職責體現,而是把“通”當作一種工具使用,因而又無意中使報紙“通”的作用局限在較為狹窄的政治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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