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史[中國經濟歷史]](/img/a/669/nBnauM3X3EzNzcDO3EzN0ETN1UTM1QDN5MjM5ADMwAjMwUzLxczLxg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中國經濟史[中國經濟歷史]")
作品簡介
故我們要研究中國政治史，或社會史，或經濟史，只當在文化傳統之一體性中來作研究，不可各別分割。我們當從政治史、社會史來研究經濟史，亦當從政治思想、社會思想來研究經濟思想，又當從政治制度、社會制度來研究經濟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則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領導。
——錢穆，《如何研究經濟史》
中國下一步的挑戰，或許在於重構與自身傳統與世界的聯繫。在對西方學說理論的引進介紹之外，還需要重新理解自身的歷史演進。本書重視政治、社會、文化與思潮之間的相互聯繫，涵蓋了歷朝歷代的土地制度、基礎設施投資（主要是水利及漕運）、貨幣制度與稅收政策、還包括政府還是市場主導的經濟思想爭論。
——林毅夫，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1954至1955年期間，錢穆先生曾於香港新亞書院先後講授“中國經濟史”及“中國社會經濟史”兩門課程，扼要地講述了由上古春秋戰國至明清時代的經濟情況及財政政策，並道出經濟與政治、文化、社會、軍事、法律、宗教之間的相互影響和聯繫，評價政策和朝代興亡之關係。
葉龍曾師從錢穆多年，詳盡筆錄及整理了先師兩門課程的內容，對一些內容做出了補釋，形成流暢易讀的文章，在香港《信報》經評版陸續刊出後，受到了讀者的熱烈歡迎，最後集結出版形成本書。本書不僅填補了錢穆先生缺乏經濟專門史著作的遺憾，更令讀者能夠通過閱讀中國經濟史加深對錢穆先生其他著作的理解，以體悟錢穆先生強調要在文化傳統一體性中做研究的教誨。
貫穿全書的主要經濟問題包括農業經濟及土地分配、基建及水利工程、工商業發展、貨幣制度改革、社會階層現象、稅制及徭役等。細讀兩千年的經濟史，我們可以發現，今天中國的社會經濟面貌深受歷史傳統的影響。希望此書能夠幫助讀者解讀目前推行政策背後的原因和影響，同時起到鏡鑒作用，將有益的經驗套用於今日商業社會，避免失敗的教訓重蹈覆轍。
作者簡介
錢穆（1895—1990），字賓四，江蘇無錫人，中國現代歷史學家。1912年始為鄉村國小教師，後歷中學而大學，先後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任教。1949年遷居香港，創辦了新亞書院，任院長，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為止，期間曾獲得香港大學、美國耶魯大學名譽博士稱號。1966年移居台灣台北市，在“中國文化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任職，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台灣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錢穆著述頗豐，專著多達80種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中國文化史導論》《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思想史》等。
葉龍，香港能仁書院前院長、能仁哲學研究所及中國文史研究所前教授及前所長。新亞書院哲學教育系及新亞研究所畢業，曾師從錢穆多年。後獲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榮譽文學士、教育文憑、香港大學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歷任中學及大專文史科教師，講述先秦諸子經濟思想、中國經濟史、史記導讀、明清古文研究及中國佛教史等科目。著有《桐城派文學史》《桐城派文學藝術欣賞》《中國古典詩文論集》《王安石詩研究》《孟子思想及其文學研究》及《中國、日本近代史要略》等。
目錄
序一……………………………………………..……………………………林毅夫
序二 ………………………………………………………………………… 胡詠超
序三 ………………………………………………………………………… 梁天錫
自序 ………………………………………………………………………… 葉 龍
新版自序 …………………………………………………………………… 葉 龍
緒 論
第一章 中國古代農業經濟初探
第二章 上古時代的井田制度（公元前770—前221年）
第三章 封建時期的工商業（公元前770—前221年）
第四章 秦代經濟（公元前221—前207年）
第五章 西漢時期經濟（公元前206—公元9年）
第六章 新朝時期經濟（公元9—23年）
第七章 東漢時期經濟（公元24—220年）
第八章 魏晉南北朝時期經濟（公元 220—589 年）
第九章 隋代經濟（公元 581—618 年）
第十章 唐代經濟（唐：公元 618—907 年； 五代十國：公元 907—979年）
第十一章 宋元時期經濟（宋：公元 960—1279 年； 元：公元 1271—1368 年）
第十二章 明清時期經濟（明：公元 1368—1644 年； 清：公元 1644—1912 年）
第十三章 中國貨幣、漕運及水利問題雜談
出版後記
簡介
古代中國的經濟周期通常與王朝的興衰與更替相對應。經濟重心也因應政治、戰爭、人口遷徙、工農商及海陸交通的發展而不斷改變。歷史學家認為中國古代的經濟重心轉移的趨勢是由北至南，並大體上可分為幾個重要的階段：第一階段為遠古至西晉末年，其中以三國孫吳時轉變較大；第二階段為東晉至北宋末年，其中以唐安史之亂劃分為前後；第三階段為南宋建立至鴉片戰爭，此時長江以南經濟已完全超越黃河中下游。
11世紀—13世紀的宋元時期，中國工商業發展迅速，宋仁宗年前已於四川產生交子、會子等紙幣，到元代紙幣的流通擴大到全國範圍，稱為鈔。這時中國的市場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也最先體驗到金融危機的破壞作用。宋元時期對外貿易頻繁，大量白銀通過海外貿易流入中國。
明清以來中國經濟政策趨於保守，長期採取重農輕商的政策，並對外實行海禁，工商業發展受到限制。18世紀以來，歐洲則迅速從中世紀農業經濟社會逐步轉型到工商業經濟社會，在同一時期率先實現了工業革命，中國經濟遂落後於西方。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原來保守的農業經濟體系也受到了西方世界的極大衝擊。
中國效仿西方發展工業的過程並不順暢，其間不斷受到內外因素的干擾。在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至抗日戰爭爆發前，是中國較為和平的發展時期，被稱為“黃金十年”。其後由於戰火的原因，直至第二次國共內戰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政局才穩定下來，使經濟得以發展。
中國大陸地區的經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發展很快，其中含有蘇聯的幫助，經濟模式亦為蘇式的計畫經濟。其後的發展被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運動嚴重影響。1970年代末，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成為至今中國大陸地區發展經濟的主要方向，經濟模式向市場化方向不斷轉變。
中華人民共和國21世紀來的經濟發展速度很快，2011年的GDP已經達到47,2882億元人民幣，約合73,000億美元，成為歐盟和美國之後的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以及位居美國之後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但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仍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而且經濟發展受到資源限制、貧富分化等因素的威脅。21世紀來面對全球化的衝擊，中國大陸與日韓、港台等地區的經貿往來已變得十分頻繁。
夏商周
中國歷史源自黃河流域，約在商、周時期，中國（以當時的華夏族）進入以農業為主的經濟。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其中一派法家認為農業是本業，工商是末業，提出了重本抑末，也就是重農抑商的政策，自此一直到近代，中國經濟主體一直都是農業。
初期的均田制一牛可分60畝一男可分80畝，故範例圖中之人可分200畝
商、周、秦、漢等朝代經濟和政冶中心都是位於北方關中。《史記·貨殖列傳》記載：“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西漢中期時，江南一帶還是待開發的地方，《史記·貨殖列傳》記載：“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贏蛤，不待賈而是，地熱饒食，無饑饉之患，故呰窳偷生，無穩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當時長江流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遠低於北方地區。
秦漢
秦漢時期土地屬於私人所有，允許自由買賣，人們對土地的依附不深。西漢前期，許多人從事“末”業，出現了許多貿易集市，和民間富豪。漢武帝時期，中央為了“抑制豪強”，增加朝廷收入，利用行政手段，強制實行“均輸平準”（政府統購統銷）和鹽鐵專賣政策。雖然增加政府收入，但是嚴重妨礙了中國市場經濟的自然發展。
東漢時期的農業基本上都是以地主為主體，當時各地方豪強都大力擴充自己的田產，形成所謂的土地兼併。如是者一直維持到三國時代，許多地主都因擁有大量田地，而自行築堡自據，形成所謂的莊園經濟。
三國時期
東漢末年開始經歷戰亂和災荒，“自三國時候開始，農業生產的重心已逐漸向江南轉移。”其中人口在北方減少，南方增加，同時農業技術於南方有所提升，增加了收穫。《三國志·吳書·賀全呂周鍾離傳》載：“鍾離牧……字子乾，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得六十斛米”，平均每畝收穫三石。“江南就近利用其資源的礦冶業、煮鹽業、制瓷業、麻織業等也有相當高的發展水平，造船業更為發達”。
魏晉南北朝時期
魏晉時代莊園經濟大為盛行，但自西晉亡國後，北方長期受戰亂影響，不少田地都遭受毀滅。
東晉時期，永嘉之亂後，大量北人南遷。“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隋書·卷24·食貨》“進入魏晉南北朝以後，南方經濟始過去的零星與局部開發，而轉入到大範圍的普遍開發階段。”“永嘉之亂作為起點，主要持點是南方文化高度上升，無論是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南北均各自形成中心，已南移。”
南北朝時期，北方的北魏承接著前朝戰亂遺下的大量荒地，於485年把這些田地按制度分給農民，亦即是日後西魏東魏北周北齊和隋唐廣泛實行的均田制。
隋唐時期
隋朝建立後，絲路經濟迅速發展，華北地區的農業經濟達到前所未有的鼎盛，隋末唐初的戰爭使得黃河中下游流域遭受創傷，大量的田地荒蕪，隋朝於(619年)滅亡後，於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統一全國的唐朝開始恢復經濟生產，經過100餘年的比較穩定的發展到唐玄宗開元年間已經恢復隋文帝仁壽年間的經濟發展水平並且有所超過。但是唐玄宗天寶十四年，爆發的安史之亂發生，其後七年零二個月的戰亂，使得黃河中下游地區遭受巨大破壞。而南方地區因為受戰亂的破壞相對來說輕微，所以南方經濟趕上，這個時期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完全向南轉移的開始。同時，“……江南八道和四川，由於沒有大規模戰事和其他因素影響，在農業、手工業生產方面不斷發展。”江南農業出現了有系統的農業技術書，如《四時纂要》，農具的改造、肥料、品種、農藥的改造和進步等。
中唐時期南方的經濟地位，亦可見於文人記述，如韓愈的《十九送陸歙州詩序》說“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新唐書·卷一百七十八》載“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唐憲宗也不得不承認：“軍國費用，取資江淮。”
宋朝時期
均田制自武周末年開始瓦解，自中唐之後的歷代王朝都沒有正式立過任何新興的田制。當時北宋已在五代十國時期各國經濟文化逐步發展和提高的基礎上擁有不同形形色色的工商業，其中有些還是與海外諸國進行貿易，通商城市包括泉州、明州、廣州等。這種通商貿易到南宋時更加頻繁，直到蒙元完全控制全國後朝廷先後實行總計四次海禁政策後，對外貿易日漸趨於萎縮，到明代建立時已完全停止。
《宋史·列傳第九十六》雲“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成熟於北宋中期，之後因為靖康之難而重建的宋朝，史稱南宋，建都臨安。在政治中心轉移的同時，期間大量中原人民為避難大量南遷，南宋朝廷“努力安定他們的生活，藉以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構成為華南勞動全產的生力大軍……此外還有許多小商人和手工業者”對外貿易方面，南宋朝廷在泉州、廣州和明州設對外貿易港口。南宋市舶司的最高收入因此比北宋最多時高出四倍余，成南宋朝廷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此時期的特徵是除了過往南方經濟不斷發展，其政治中心亦已轉往南方，亦成為經濟核心。
元代
元朝的經濟仍以農業為主，生產技術、墾田面積、糧食產量、水利興修以及棉花種植面積等方面都取得了較大發展。由於蒙古族在草原時期以畜牧為主，經濟單一，對商品交換依賴較大，同時受儒家輕商思想較少，故元朝較少抑商，使得商品經濟十分繁榮，使其成為當時世界上相當富庶的國家。而元朝的首都大都（北京市），也成為當時聞名世界的商業中心。為了適應商品交換，元朝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紙幣流通制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完全以紙幣作為流通貨幣的朝代，比歐洲早了400多年（元末時因濫發紙幣而造成通貨膨脹，也比歐洲早了400多年）。商品交流也促進了元代交通業的發展，改善了陸路、漕運，內河與海路交通。
明代
明朝建立後實施嚴厲的禁海政策，海外貿易開始轉入地下的走私貿易。隨著明太祖洪武年間寶鈔提舉司發行的“大明寶鈔”紙幣的流通失敗，整個貨幣體系轉向為以銀本位為主，當時明國占有世界白銀需求量三成左右。
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朝廷廢止海禁後，此時對外貿易重新活躍起來，直到明亡的這個期間大量白銀通過海外貿易流入中國。明太祖洪武年間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與移民墾荒，曾派遣國子監下鄉督導水利建設，並以減免稅賦獎勵耕作。也實行屯田政策，軍屯面積占全國耕地的近十分之一，私人商屯也很興盛，朝廷再以買賣食鹽的專賣證（稱之為鹽引）作為交換，利誘商人將糧食運往邊疆，以確保邊防的糧食需求。明代中後期商人地位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認為經商有成，在價值上也等同於讀書有得，“亦賈亦儒”“棄儒就賈”的現象也開始出現，商幫商會等集團也逐漸擴大。
手工業方面，明代仍然延續元代的匠籍制，以江南地區為代表的手工業高度發展，松江潞安府全盛時有織機1.3萬張，南京一地有眾多的陶瓷廠，每年可生產100萬件瓷器，施釉方式以吹釉法代替刷釉法，使施釉更加均勻光澤。
明代經濟的另一個特色是城鎮經濟的繁榮，運河沿線由於往來商船不斷，周邊城市如濟寧、淮安、揚州等都非常發達。東南地區由於商品經濟繁榮，成為全國的經濟集散地。明嘉靖、萬曆年間起，各地出口絲綢、酒肉、蔬果、菸草、農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計其數，大量外銷賺取外匯所得；外國的不少東西在中國城市都有賣，如歐洲的西洋鍾、美洲的菸草...等。
清末民初
近代的中國經濟發展的特色是逐漸被納入全球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中。早在清朝中葉開始，已有大量對外貿易活動，最初只集中在廣州一城，鴉片戰爭後擴展至沿岸各城市，如上海、天津、寧波等等。清末新興工業盛行，主要集中在東面沿海，發展至今日生產規模擴展至全國，為著名的“世界工廠”。同時，19世紀50-60年代，受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及太平天國運動影響，中國傳統小農經濟逐漸解體，從通商口岸開始，出現大量自由勞動力，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勞動力基礎。
當代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
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同時也是世界經濟成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在過去三十年來年均增長率近10%。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國和世界第二大進口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