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會
——西周、春秋
了解了這個"封建"過程，可知"四封之內，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絕非理念，也不是專制壓迫，而是一種集體屯墾的必然產物。土地為封建貴族、國家專有，"井田制"是對公有耕地使用的管理辦法。"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這是一種"為民制產"的均產經濟和政府管理經濟。這就是西周"封建社會"。（封建是中國固有的名詞，不是西方中世紀所謂"封建社會"。）
請大家一定要仔細體會這"封建"的實質。我們受的教育給了我們太深刻的印象，滿腦子都是專制剝削、分裂割據、壓迫與反抗，已經損害了我們正確理解某些情形和事務本質的能力。
後來，技術、人口和生產力發展了，"貴族容許農民量力增闢耕地，又不執行受田還田手續，貴族只按畝收租。循而久之，土地所有權確無形中轉落到農民手裡。"土地所有權既已改變，井田制度隨之逐漸崩壞。"井田制度的破壞，必連帶促進封建制度之崩潰。"
我們用了大的篇幅來描述封建社會之形成和消亡，一是因為，這是中國政治、文化的原點，"冥冥中必會發生無限力量，誘導著它的前程，規範著它的旁趨"。二是能儘量拋棄我們腦中固有之概念，來重新認識當時實際的情形。三是有助理解歷代有儒家所謂"復古"，不是他們愚蠢扁狹，不知與時俱進，實是建立一種國家高度控制的均產經濟和和諧社會的理想，這是後話。
游士社會
——戰國
封建制度崩潰，"春秋上層貴族階級世襲的政治特權，到戰國時取消了。下層平民階級農工商諸業被制約的均產經濟，到戰國時也解放了。""兩種新興勢力，自由經濟和平民學術產生。自由經濟走向下層，而平民學術走向上層。"這兩種勢力在春秋末至戰國時期，共同造就了一個新的社會群體——游士。
游士之所以能游，一是各諸侯國文化的本源是同一的，皆為一種農耕文化。二是“他們忘不了封建制度所從開始的天下，只有一個共主，一個最高中心的歷史觀念。”“無不抱有天下一家的大同觀念，而不看重那種對地域家族有限度的忠誠。因此造成了中國自秦漢以下的大一統。”以歷史性、社會性、世界性的人文精神出發，企圖以學術思想引領政治發展，“對政治理想總是積極向前，而對現實政治卻常是消極不能妥協”，出則參政議政，入則講學著述，這一意思形態傳至後代，希望中國標準知識分子一特點。
正是游士將各國的文化更緊密地融合，將天下一統的觀念進一步加強。
（這裡多說兩句，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總結中國之所以能一統，主要有三個內在的驅動力:一是黃河水患成災，無統一政府無法統籌治理。二是中國自然災害頻發，分裂小國自己無法獨立抵禦。三是北方遊牧族強大，無統一政府無法抗衡。此乃用結果去解釋原因，禁不起推敲論證。）
春秋戰國學者闡發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文理想：“政治不是遷就現實，應付現實，而在為整個人文體系之一種積極理想作手段作工具。”孔子《論語》中說：“孝乎唯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即是說，家庭生活亦就是政治生活，家庭理想亦就是政治理想。《大學》從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歸宿到“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莊周“內聖外王之道”，內聖即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外王即治國、平天下。
“人人生來平等，人人都可是聖人，治國平天下之最高理想，在使人人能成聖人。” “政治事業不過在助人促成這件事，修身則是自己先完成這件事（做理想人）”，“使人人到達一種理想的文化人生之最高境界”。
此階段學者精神上豪放自信，融通開明，理想高標，朝秦暮楚。儒、墨為社會大人群建立理想，作為奮鬥目標，以明知不可為而仍為之的宗教式熱忱去追求，是戰國精神。
郎吏社會
——西漢至東漢中葉
秦漢大一統，削滅封建貴族，入仕有法定程式。"西漢武帝建立太學，高者為郎，低著為吏。"吏經數年地方任職，擇優異者選為郎。郎作一段時期侍衛，分派各地為官。這些郎吏漸次組成了一個平民學者的集團。
相比戰國時代，士人進入政府的渠道和自身的行為都被規範。因有大一統之政府，士人也就無處可游，再不能如戰國時一席談即可拜卿相。士人只能按照政府規定的路線，亦步亦趨地走自己的進身之路。但也正因如此，有了這套嚴格的"組織法"，西漢漸成一個平民學者、士人政府。
“若論平民學者的出身，小部分是由貴族階級遞降而來，大部分是由農村社會半耕半讀的淳樸生活中孕育而出，先天含有向上爭取政治權，向下偏於抑制導致貧富不均的自由經濟的內在傾向。"因此，中國歷史走上由政治來指導社會，不由社會來搖撼政治，由理想來控制經濟，不由經濟來規範理想的道路。”
此時，經由太學補郎補吏的法定資歷而參政，是政治的一套制度，社會上並沒有一個固定的階級。
西漢平民學者自下層而來，較之春秋戰國氣焰抑低，敦篤、穩重、謙退、平實，藉助神化孔子，要求王者尊其為教主，拉平學者與王者地位。
學者士人集團掌握政權，形成當時社會中心指導力量。王莽是這個學者集團發展到高潮的最強音，試驗用完全學術的理想徹底改造現實的社會。慘痛失敗的結果是自此中國再沒有出現這種革命，取而代之的是溫和的改良。但用政治理想來改造社會、控制經濟已經成為士人階層治平天下方式。
經王莽新政失敗，東漢、知識分子對運用政治來創建理想社會實現理想人生的勇氣與熱忱，更萎縮了，乃回身注意私人生活，由儒轉道、陷入個人主義，而又為門第與書生社會所封閉，在個人主義下逐漸昧失對大眾群體關注。
門第社會
——東漢中晚期至隋
但從東漢中期，"終於慢慢形成了一各固定的階級。一則是教育不普及，二則是書籍流通不易。雖然在法律上並沒有特許某個家庭以世襲的特殊權益，但只要這個家庭將學業世襲了，在政治上的特殊權益，也就變相的世襲了。於是東漢以下由了世家大族所謂門第的出現。
中央政府失去控制，民眾得不到保護，只得依附於世家，形成相互間的私契約。"民眾由國家公民身份轉變為門第的私戶。於是政府和社會之間隔著一條鴻溝，政府並不建築在公民的擁護上，而是只依存於世家。"世家也因此挾持政府。
世家門第使中國幾經動盪，無法形成一個強力的政府。政府雖是一個門第勢力支撐的政府，卻時時想裁撤門第。直至北魏均田制的出現，始將農民從世家門第的掌握中解放出來。國家分派土地給農民，農民不擁有土地所有權，只向國家繳稅。"這一新制，依然是由北方門第中的中國知識分子，根據歷史傳統制定的。均田制，是中國傳統的均產經濟思想改造社會的一次成功。
北魏的均田制和北周的府兵制，終於為中國的統一提供了新的理論和制度的準備，並直接造就了隋唐兩代之復興盛運。
至於精神氣質，東漢末，太學生增到3萬人，世代書生成世代官宦，自成一個大集團，形成書生貴族，高尚不仕，蔑權貴、重名節、清高雍雅，與時局黑暗腐敗成大衝突，黨錮之獄，名士殆盡，東漢隨踵滅亡。
三國則儼然是段小春秋，“曹操、諸葛亮、魯肅、周瑜，都從書生在大亂中躍登政治舞台。”諸葛亮、司馬懿在五丈原，陸遜、羊祜的荊、襄對壘，有書生氣與豪傑氣，有門第世家之風。三國士大夫重朋友更重於君臣。追隨曹操、劉備、孫權，造成三份鼎立的，不是君臣一倫的名分，而是朋友一倫的道誼私情。
兩晉的個人主義，則開門是朋友，關門是家族，追求圓滿具足，外無所待的藝術性或佛教人生。
東晉南朝，“門第逼窄了心胸。”“南方門第在優越感中帶有退嬰保守性，北方門第在艱危感中帶有掙扎進取性。然而雙方同為有門第勢力之依憑，而在大動亂中，得以維護歷史傳統人文遺產。”中國文化因南方門第之播遷，而開闢了長江以南的一片新園地，又因北方門第之困守，而保存了大河流域之舊生命。這是門第勢力在歷史激盪中不可磨滅之功績。
佛教東來，打進新血清。魏晉南北朝佛學大貢獻，在於吸收消化融入中國傳統文化。“人人皆具佛性，人人皆可成佛”。至唐朝創造完成中國傳統下的新佛教，尤其六祖惠能以下的禪宗，在精神、意態上，是一番顯明的宗教革命。
科舉社會
——隋至清末
隋唐科舉制度的建立，使任何一個公民都可通過考試獲得進入政府的資格。這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社會形態的革命。這個制度保證了政府機構由民間產生，由士人知識分子組成，有力地防止貴族、門第世襲割據勢力的復辟。隨著這一制度的推行，門第這種變相的貴族階級也逐步衰退而終於消失了。
藩鎮勢力的創痛，使宋代矯枉過正，尚文輕武，造成長期衰弱。從宋代起，科舉制度日臻成熟，文化教育日益普及，自此，中國在也沒有出現大的分裂割據時期。中央集權愈發加強，社會階級也日趨消融。
自宋代以下的中國社會都相類似。"在政治上，沒有特殊的階級分別。在社會上，全國公民受到政府同一法律的保護。在經濟上，仍在一個有寬度的平衡性的制約制度下，避免過貧和過富的尖銳對立。"
上承戰國游士、郎吏的傳統，代表學術理想的知識分子來主持政治，在由政治來領導和規範政治。這是中國歷史的主基調。通過隋唐科舉制度實行，到宋代的成熟，為士人知識分子成為社會的中心力量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證。
進士制度在政治史上，是政權的開放，目的是選拔賢才。然而經寒窗苦讀、繁冗手續、門吏輕慢、求告權貴上來的新科進士，一旦名列金榜，便覺富貴在望，大開宴會，歡呼若狂，一旦掌握政權，記得“灞橋風雪在驢子背上尋覓詩句”的舊習，已算好進士。
“他們有西漢人的自卑心理，而沒有西漢人的淳樸。有東漢人結黨聚朋的交遊聲勢，而不像東漢人那樣尊尚名節。有像南北朝以下門第子弟的富貴機會，卻又沒有門第子弟的一番禮教素養與政治常識。有像戰國游士平地登青雲的夢境，又沒有戰國游士藐大人賤王侯的氣魄。他們黃卷青燈，嘗過和尚般的清苦生活，但又沒有和尚般的宗教精神與哲學思想。”
所以進士輕薄，只求富貴功名，失卻名節與理想，成為晚唐社會及政治上一大惡態，風氣相傳，引起中國知識界一大墮落。唐代政府，在這輩輕薄進士的手裡斷送了。
北宋開始，門第不存，和尚寺衰落，進士輕薄，擔當不了天下大事。書院講學，由此醞釀。要“在人格上作榜樣，在風度上作薰陶，學術思想上作具體的領導”，公立學校不如書院，私人講學遂變成宋代一大運動。“那些私人，不能憑藉政府，免得受牽制而官僚化，”沒有大貴族大門第大資力之援助，又要脫離宗教形式。而且考試製繼續存在和發展，有的知識分子一心學詩賦，博官祿。清高者鄙棄那些，走進和尚寺尋究人生。宋儒要著眼於文化上，執著理想，“要在政治的和宗教的引誘中，帶人走上一新路。對上面總帶有反政府的姿態，對下面又走了反宗教的道路，置身夾縫裡，這又是一件絕大艱苦事”。他們排斥佛教，但仍要有佛教普渡眾生的犧牲精神。他們反抗政治，但仍要自己走進政治來完成他們治國平天下的大抱負，”使儒家精神復活。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成為開這時代風氣的標準人物。
他們過分嚴肅，讓後人聽到道學先生一稱呼，便想像他們不近人情。但他們的精神，直到清代，七八百年，“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畢竟端賴此種精神來支撐。”宋代周濂溪、二程、朱子，明代方孝儒、王陽明、顧高東林黨，清初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李二曲等人，有維繫中華民族之文化生命於亡國之餘之功。
“中國學風，在東漢，在兩宋，都有以學術凌駕政治的的意向。”“南北朝、隋、唐佛學，借宗教來避開政治。”“然而東漢黨錮，兩宋偽學，晚明黨社，終於扭不轉政治黑暗而失敗。像戰國、西漢、唐代門第，都是知識分子直接參加政治，掌握到實際政權而使時運光昌。”
隨門第衰落，唐、宋、明三代政治實權，實際以操在平民社會知識分子中，又自分門庭。“一派是沿襲傳統精神，期以政治來推進社會的真士。另一派是專注意在憑藉科舉制度，混進政治界，僅圖攫取爵位的假士。”書院講學與科舉利祿對抗。“在此對抗下，假士可以不擇手段而獲勝，真士則另有一套高尚其事不仕王侯的傳統潛流，反身到社會下層去用力。”“另一條路，則退身躲入佛教寺廟裡去。元代佛教變質，全真教即在北方廣泛流行，亦是此故。”
“總括言之，東漢以下知識分子之躲避藏身處在門第，南北朝以下在佛寺，宋、明則在書院。書院最無真實力量，因此蔡京、張居正，魏忠賢，都能隨便把他們摧殘了。”唐代以下，“政權急劇開放，而作育人才的教育機關，不能相隨並進。如是則開放政權，轉為引誘了假士，來阻礙了真士所理想的前程。”
“明中葉以後，科舉制度里的八股文開始了，那才是一條死路，可以葬送此下三四百年的學術生命。”
滿清政權高壓，書院講學精神再難復興。八股流毒，激起明、清之際博學鴻詞的考證學派，以“求在過去歷史中診察利病，定新方案，期待興王。”不幸他們的理想時期，遲不出現，漸漸此希望黯淡迷糊，博學派遂轉以古經籍之研索為對象。朝廷功令，對古經籍根據宋儒解釋。清儒在校勘、訓詁、考訂各方面排擊宋儒。“反宋無疑在反政府、反功令，但其能事亦到此而止。他們的反政府，已避開了現實政治，最多不曲學阿世，卻不能正學以言。”“再不在治國平天下的當前具體事情上”，“遠離知識分子之舊路向”，“在鑽牛角尖，走向一角落，遠離人生，逃避政治社會之現實中心”，“為學術而學術”，不再“關切人群大共體”了。
從龔自珍、到康有為，重新想把孔子神化，再把神化的孔子來爭取政治領導（像西漢）。湖南江忠源、曾國藩、胡林翼、羅澤南有意提倡宋學，但又捲入軍事生活。在學術界又以桐城派古文自限，沉潛不深，影響不大。晚清學術界，未能為後來的新時代預作一些準備與基礎。
後面的新時代，“實在全都是外面之沖盪，而並不由內在所孕育。”辛亥革命，只革了清代傳統政權的命。而存在240年的清代政權，“卻早已先革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之命。”於是辛亥後，“中國知識分子急切從故紙堆中鑽出，又落進狂放怪誕路徑，一時摸不到頭腦，而西方知識新潮流已如狂濤般捲來，沒有大力量，無法引歸己有。於是在此短時期中，因無新學術，遂無新人才。因無新人才，遂亦無法應付此新局面。只想憑空搭起一政治的新架子，無棟樑，無柱石，這架子又如何搭得成？”
現代社會
——辛亥革命至今
“從前中國知識分子，常向用學術來領導政治，這四十年來（錢於1951年寫作此文）的新知識分子，則只想憑藉政治來操縱學術。”“從其最好處說，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依然未脫中國自己傳統文化之內在束縛，依然是在上傾，非下傾，依然在爭取政治領導權，依然是高唱治國平天下精神。”
然而辛亥後，“舊的接不上氣”，西方革命新風薰染，到中國，即混成摹仿西方一大洪流，“推翻舊傳統、推翻舊文化、創造新政治、建立新社會”成為時尚。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與共產主義，成為共產黨一種宗教信仰，由此激發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對社會大群體之關切，原因是“共產主義究有一種世界性，一種萬國一體性，即有一種人類大群之共同性”。
然而“西方之共產主義則為唯物的，僅重血氣外向的人生，不近中國傳統心性內向的人生，其間有一大區別，而中國人乃不自知。”且馬克思唯物史觀與階級鬥爭，“由西方傳統（耶教）性惡觀點下演出”，是“徹頭徹尾之性惡論”。“耶教上帝關切全人類每一個人之整個人生，馬克思共產主義最多只關切到某一個階級的物質生活。馬克思只討論經濟，不討論靈魂，因此共產主義在西方，便斷不能與耶教並存。信仰馬氏，必先推翻耶穌。”同理，若要共產主義在中國生根，則勢非徹底推翻以“關切人群大共體”為己任的中國傳統文化不為功。“故中國共產黨，其摧殘中國傳統文化乃益甚”，“更趨於唯物化，此則距中國人自己傳統為更遠。而這個人苦於不自知，此尤大堪磋嘆”。
“如是則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自外言之，已不能有超越現實，而作高一級的嚮往之精神表現。自內言之，又不能超越小我，犧牲個人，對社會大群體生關切。在此情形下，其先對西方文化，因其對於自己傳統的模糊觀念而存一種鄙夷輕視的心理，其次又迫於現實利害之權衡而轉身接受。無論其拒其受，總是涉其淺，未歷其深，遇其害，不獲其利。”“而自己傳統文化，又一時急切擺脫不掉，菁華丟了，糟粕還存。民主政治與科學精神在此潮流下全會變質，於是政治高於一切，一面還是人文中心，而一面走向極端的性惡論。”
“兩漢有地方察舉，魏晉南北朝有門第，隋唐以下有公開開始，傳統政治下銓敘與監察制度，”都使傳統中國知識分子“一面有所倚仗，一面有所顧忌。從倚仗中得心安，從顧忌中得使心不放。中人以下也可循此軌轍，幸無大過。而農村經濟之淡泊安定，又是他們最後一退步。”
“近百年來，政體急劇轉變，上經濟亦同時變形。以前知識分子之安身處，現在則一切皆無，於是其內心空怯，而又無所忌憚。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之新出身，則又是古無前例，完全走上以外國留學為惟一的門徑。”然而“試問舉世間，哪一個國家，了解中國？哪一個國家，真肯關心為中國特地訓練一輩合適中國套用的知識與人才？”“各國間的政治淵微，本原沿革，在他們是茫然的。本國的傳統大體，利病委曲，在他們則更是茫然的。結果都會感得學非所用。激進的，增加他們對本國一起人的憎厭和仇恨。無所謂的，則留學外國變成變相的科舉。”“結果使國內對國外歸來者失望，國外歸來者也同樣對國內的失望。憎厭中國，漸漸會轉變成憎厭西方。”於是，“一切新風氣、新理論、新知識，正面都會合在對中國自己固有的排斥與咒詛，反面則用來作為各自私生活私奔競的敲門磚與護身符。
然而“我們卻無所用其憤慨，也無所用其悲觀。中國將仍還是中國，中國的知識分子，將仍還成其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了新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怕會沒有新中國。最要關鍵所在，仍在知識分子內在自身一種精神上之覺醒，一種傳統人文中心宗教性的熱忱之復活。”“若我們肯回溯兩千年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之深厚蘊積，與其應變多方，若我們肯承認中國傳統知識文化有其自身之獨特價值，則這一番精神之復活，似乎已到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時候了。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新中國的知識分子呀！起舞吧！起舞！”
參考資料：錢穆《國史新論》之“中國知識分子”1951年作，載《民主評論》21、22兩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