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 講座及叢書概況 ◆
1、錢賓四學術文化講座由錢穆（字賓四）先生於1978年首次開講，先後有李約瑟、小川環樹、狄百瑞、朱光潛、陳榮捷、楊聯升、余英時、劉廣京、杜維明等十餘位中外大家開講
2、錢賓四學術文化講座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將“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整理成系列並出版，每位演講者一講一書。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首次與內地出版機構在大陸地區合作批量出版學術文化著作。
3、錢賓四學術文化講座持人文主義教育理想，以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探討中國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發揚學術風範，培養文化風格，自首次開講至今，講座的內容與影響均獲得海內外學術界之重視。
《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
香港中文大學以錢穆先生字（賓四）冠名的“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跨時三十年，僅十一位大學問家登壇開講，立足中國傳統文化，放眼世界，以闡述、創新中國文化為己任，高屋建瓴，深入淺出，見解卓然。
專業推薦
全球化是“新樞軸時代”的開始嗎？
當全球化成為現實之際，有兩種思維相當引人關注，一種是所謂的文明衝突論，一種是普世價值論。這兩種看法都各有支持者和推動者，加之各種名目的極端勢力愈來愈為人矚目的時候，更成為某些評論家們的寶典，無時不說，無處不用。
中華文化也處於這兩種思維的衝擊之下。一方面，西方文明給中國留下的悲慘歷史讓人刻骨銘心，另一方面，由西方文明的衝擊又確實帶來了巨大的革新；而關於普世價值，更是爭論不休，有人高舉普世大旗，但同時也有人懼怕中國的文化從此失去特色，變成西方的附庸。也許是時候該回到中華文化的發展過程上來了，只有回顧中華文化發展的歷史，甚至是整個東方文明發展的歷史，我們才能在與整個世界文明的發展過程的對比中，找到中華文明的位置。
許倬雲先生的《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就是這一歷史對比的最佳模版之一。套用雅斯貝爾斯闡發的人類文明“樞軸時代（Axial Age）”的理念，許倬雲先生在這本書里重點描繪了周王朝擊潰腐朽的商王朝開始到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的時代中國文化的緣起，然後與印度、猶太、希臘文化進行對比，描繪了中華文化“形成”、“演化”、“轉變”的過程，並對這些過程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
當然，許倬雲先生作為中華文化的繼承者，努力要將中華文化置於新“樞軸時代”的中心，並對面臨的一些挑戰憂心忡忡，他更直接指出了這些挑戰：
1、“世界文明”即將形成或正在形成之中。
2、19世紀開始，中國文化已經僵化了。
3、西方文化本身目前也正面臨僵化的趨勢。
4、中國文化的轉變和突破絕不僅僅是中國自己的事情，它也與世界的未來息息相關。
全球化時代，文化最終的趨向還未可知，但觀乎中國經濟的發展，則趨向似乎已然成型，不可逆轉，當今的中國正在憑藉廣大的人民及其中蘊含的創造力面向全世界發展經濟，這種經濟的發展，勢必會帶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但最終世人將看到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中華文化？這種文化是否會像美國文化一樣，以咄咄逼人的態勢洶湧而來，但又陷入愛與恨的兩個極端呢？其結果還不得而知。
許倬雲先生曾以“當代叢林”做過比喻：
今天叢林裡的大樹就是都市裡的摩天大廈，過去我們用弓箭打獵，今天我們用來狩獵的工具是金錢，我們獵取的對象是其他的人類。我們又回到叢林裡了，所以我們必須要再一次出發，再一次開始，來看看我們究竟在新的蠻荒地帶要問些什麼問題。
重回叢林，也許會是全球化摧枯拉朽般的席捲全球後帶來的最終結果，在其中，將經歷各式各樣的競爭、鬥爭和融合的歷史過程，但誰會知道，也許跟第一次樞軸時代來臨一樣，這就是“新樞軸時代”來臨的開始呢？
作者簡介
許倬雲，教授，江蘇無錫人，1930年生於福建廈門鼓浪嶼。畢業於台灣大學歷史系（1953）及文科研究所（1956），1962年獲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台灣大學歷史系系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及教授，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系及社會學系教授，1983年任校聘講座教授，1980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86年獲選為PhiKappa榮譽會員，1991年至1992年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度講座教授。
許倬雲教授不惟精通中國古代史，嫻熟近代西方科學，更善於套用社會科學理論歷史。主要著作有AncienChinainTransition、HanAgriculture、WestenChouCivivlization、《西周史》、《求古編》、及《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等。
目錄
迎許倬雲教授到新亞書院講學（林聰標）
序 中國史與世界史的若干省思
第一講 中國文化的形成
第二講 中國文化的演化
第三講 中國文化的轉變
附錄一：論雅斯培樞軸時代的背景
附錄二：中國文化演變周期概論
序言
中國史與世界史的若干省思
自從高中時，老師吩咐我仔細研讀《國史大綱》，即受賓四先生的影響。在大學進入歷史系，固然由於對文史夙有興趣，也由於從《國史大綱》看出了一些可以摸索的途徑。及至賓四先生返台定居，遂更得不時向這位鄉長請求訓誨的機會，但終究未曾有足夠的時間追隨左右，所得也就不如長期從學的及門弟子。今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邀請我主持“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遂與此間同仁討論了三次。三次講演，均在補綴中國文化發展的脈絡，仍未離開賓四先生關懷的範圍。題目固在中國，視野卻時時涉及世界史。為此，特將一篇前時演講代替序文，希望讀者能了解我從中國歷史瞻望世界的若干觀念，當有助於理解以下三篇講稿的重點。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內容豐富，資料繁多。治中國史者，在中國史的範圍內，有左右逢源的樂趣，也有心勞力絀的痛苦，是以中國史的園地，遂自成天地，一旦置身其中，即難得再有探首牆外的興趣。這一個世紀內，西洋史學已經介紹於國人，西洋史也是歷史課程的一部分。然而本國史及西洋史（有時雖名為世界史，實則仍是西洋史），兩者之間，各守畛域，罕見流通，毋論史學觀念，即使史實的同步比較，也不常見。
從另一方面看，歐美各處討論世界文化的演變，無不由西歐本位著眼，甚至世界史的分期，所謂上古、中古、現代三分法，也莫非由西歐的經驗抽繹而來，於是以西歐的分期強加於世界其他地區文明的發展過程，遂有扦格不通之現象，殆屬不可避免。今日在美國史學同行中，覺察到這種弊病者，已頗有之，也有一些嘗試以世界性角度治世界文化者，如湯因比廣泛討論二十一種文明興衰起伏，又如麥克尼爾以超越國界的角度，或則以人類為整體現象，由疾疫傳染以觀其不可分割之情形；或則視人類社會為超大型生物體，討論其資源與能力之間的關係。此皆犖犖可觀的大家，然而，他們終難完全擺脫西歐本位的立場，未能由世界性的實例抽繹歷史發展的諸種異同。
我在海外任教，與同事討論時，每覺有另闢蹊徑的需要，是以不揣愚陋，嘗試從中國史的發展中抽繹若干現象，與其他主要文化發展相比較，以求其異同，再進一步歸納若干較為一般性的抽象原則。以下即為若干管見所及，以請同仁教益。但務祈同仁了解，凡此原則，只是觀察演變軌跡的角度，絕對不是所謂歷史發展的法則或定律。至於以中國歷史作為參考，則系由於中國歷史長期的綿延未斷，為世界上僅有的例子，而史料豐富、年代確實，則又非另一長存的文化（印度）所可比擬。我當然亦須時時記取，不可從中國本位著眼，以致蹈西歐本位觀的覆轍，總盼能由中國史的發展過程踏出第一步，但不自囿限，應視中國歷史如同建屋的鷹架，最後的成果可以包括鷹架的特點在內，卻絕不應當以鷹架取代最後完成的建築。
世界幾個主要文明，其能夠走到今天這個境界，均有其特色。雅斯貝爾斯曾以為中國、印度、猶太、希臘及波斯諸文明，均曾經歷超越性的突破，為了人類若干亘古關懷的問題，提出不同的解決方式。中國的突破，由西周的天命觀念，到《易經》的兩元辯證觀念，孔子的仁、孟子的義、荀子的禮，以至老莊的無為……為中國文化的後世發展，鋪設了若干基本意念，也為後世文化決定了行為模式及社會組織，定下了演變的方向。中國的情形如此，印度、猶太、希臘也各自有其抉擇。印度文明選擇了出世與悲憫的意念；猶太文明選擇了一神信仰，並從部落神的基礎擴大到普世真神的觀念；希臘文明則選擇了將宇宙範疇化及因果推理的觀念。這三個古代文明的後世發展，也未曾脫離樞軸時代定下的大方向。這些文明所選擇的途徑各有歧異，但都經過突破的階段，遂能卓然自立於天地之間；或則數千年連綿不斷（如中國與印度），或則轉接蔓延，衍生為後續的文明（如猶太與希臘之轉接為基督教文明）。雅斯貝爾斯稱為樞軸時代的文明，不僅因為這些文明都在他所說“樞軸時代”（即公元前數百年的一段），更因為這些文明從彼時以後，始終為人類文化的主要流派。
在中國，樞軸時代之後期，即是秦漢大帝國。秦漢的普世性秩序，事實上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在政治上，這是天下共主的皇帝制度及與之相配的文官制度；在經濟上，這是與小農精耕制相伴而生的全國市場網路；在社會上，這是編戶齊民與選賢與能相疊的察舉制度及其衍生的社會組織；在文化上，這是儒、道、法、陰陽家綜合的中國型思想，所表現的現象是《呂氏春秋》、《淮南子》，甚至《春秋繁露》、《法言》、《太玄經》諸種大著作，無不企圖整合成一套放之六合而皆準的思想體系。同時，中國文明體系中，有一批胸存普世關懷的士或儒生，在野在朝，用進退藏，這批儒生、士大夫遂成為中國社會上長期存在的知識分子，為中國文化的傳承與開展而盡力。
在別的文明，也各有其普世的體系及其承先啟後的知識分子，如印度的婆羅門、僧侶與隱居的賢人；如猶太的法利賽人、利未族與先知；如希臘的辯士與哲學家。
普世體系，正因其“普世”的特性有足夠的擴張性，使樞軸時代文明擴散及其周圍，吸納其四鄰參加體系。於是，普世體系代表者的普世秩序也勢必涵蓋四周，以達到其地理極限；普世的大帝國及大教團遂成為普世秩序的特徵。中國的秦漢帝國由中原逐步擴散，終於東及于海，西至流沙，北到長城，南逾嶺表；中國之為中國，已及其古代的極限。同理，印度文明的普世體系瀰漫印度次大陸，甚至包含了鄰近的錫蘭與南亞各處。希臘文明體系的擴散，形成希臘化的地中海世界。古代猶太文明，則因其“選民”觀念的自我設限，未能有類同的擴散；但猶太教普世真神的觀念，卻是後來基督教秩序能夠擴散的基本原因。於是，如同中國之為“中國的中國”（借用梁任公先生之語），印度也成為印度的印度，希臘也為希臘的希臘。
古代中國的普世體系，在漢代發展至極致；然而物極必反，月盈則仄，人事的發展每有如此辯證式的消長進退。在漢代，知識分子與文官制度的重疊，使知識與政治權力有緊密的結合。權力腐蝕知識，終於因為儒家成了正統，而使儒家走向繁瑣的學風。註疏之學的過度發展，使儒家喪失了創造的活力。儒生的世家大族，使知識分子中有一批貴族。學術繁瑣化及知識分子貴族化使普世秩序在意念上及組織上都趨於僵硬，不再能為體系作適時的修改與調整，也不再能為一代又一代提出當代關懷的問題與答案。東漢的崩潰，不僅是一個政權的垮台，實則是古代秩序的崩解。與漢代秩序的發展相似，則有古代羅馬的瓦解，及印度孔雀王朝的崩潰。羅馬統治階層的貴族化，與印度阿育王對佛教的過分保護，均可與漢代世家大族出現後，文明體系的崩解相比較，只是羅馬統治貴族並非擔負文化承先啟後的知識分子；而印度的宗教繁多，佛教猶須與印度教及耆那教競爭，是以羅馬與印度的知識分子並未與漢代儒生一般長期的獨占知識資源，也未長期與政治權力緊密結合。然而，這兩個古代文明也終於崩壞，這一現象，我稱之為古代秩序的崩壞，崩壞的動力不來自外力，而來自內部生機的衰竭，而生機之衰竭部分原因可歸結於文化之繁瑣及知識分子的貴族化，腐敗的過程是由內部開始。
古代的幾個普世秩序，在其盛時，力量都足以抵禦外來的侵略，甚至可以進行相當程度的擴張；如中國之拒匈奴於塞外，羅馬之辟高盧的土地，及印度在五天竺（旁遮普）邊外的擴張。但在其季世，則不足以抵抗外敵；西羌人眾不及漢代一個大郡，武力不如匈奴，卻能困擾東漢，使漢帝國疲於奔命。無他，漢帝國內部腐蝕已深，遂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同樣的，羅馬遂受蠻族之困，而貴霜可在印度建立皇廷。
古代秩序崩解，然後經歷一段中古時期的轉變與重建。中國中古時期（魏晉至隋唐）的變化，頭緒紛繁，各方面變化同時進行；但要約之，則可分內外兩面觀察。對內，中國的人口經歷一番調整，南方人口增加，北方人口減少。前者導引土地的開拓，後者導引外族的移入。由於人口與土地的比例有所更改，農耕由精耕改為粗耕，勞力的供需也跟著變；於是有奴役制度出現以掌握勞動力。外來的征服民族凌駕於中國人之上，南移的漢人也凌駕於當地原居民之上；凡此都導致社會的階級化。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兩個樞軸文明的意念體系接觸之後，經過調適，終於互補融合為中古以後中國文明秩序的精神部分。中古中國的轉變，在人口增長到一定程度，勞力又不虞匱乏時，農耕便逐漸回到了小農精耕制，而社會也再度漸漸回到編戶齊民的階級形態。
對外的關係，中國雖然還保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但實際上，中國已必須面對多國並立的局面。不但中國內部有五胡十六國、有南北朝；中國之外，也經常有不臣服於中國的他族與他國。“列邦體制”在中古以後成為中國的常態，因為中國已不再是自足的中國，中國已是亞洲許多國家中的一員。在文化方面，中國也不能不面對印度文化的存在，甚至還須承認印度文明在某些方面有超越中國的優點。
中古的調適，對內而言，是經濟、社會、文化多方面的調整與重組；對外而言，是主要樞軸文明在接觸後的交融（convergence）。歐洲世界也經歷相似卻又相異的演變，地中海世界以城邦為單元的政治體制一步一步走向領土國家；北方蠻族的入侵，先是被納入羅馬的秩序中，終究仍脫出羅馬的普世體系，開始了近代的民族國家。地中海世界的經濟體系，經過這一內海的聯繫，早已結合為一個整體。但是歐洲內陸的開闢，逐漸將經濟網路擴展至整個歐洲、西亞及北非。這個體系之中，地中海世界也只是幾個合成部分之一而已，面對的也是一個政治上為列邦體系、經濟上是幾個單元的交流和互助。文化上，希臘的樞軸時代文明和猶太的樞軸文明融合為基督文明，也是兩大樞軸文明的交匯。不過中古歐洲的整合終究與中古中國的整合異致。歐洲體系終究將走向永久的多元體制，而中古以後的中國仍是一個同質性相當濃厚的普世體系。
中古的轉變在西亞又是一個變局，古代波斯的樞軸文明，若草蛇灰線，未嘗澌滅，終於與古代猶太文明真神觀念相合而形成伊斯蘭文明。這又是一次樞軸文明的交匯。在印度次大陸上，伊斯蘭文明與印度文明也有了接觸，兩者卻不能融合為一個新的文明，結果是二者將印度次大陸分割為長期對抗的兩半。
中古以後，世界進入各國樞軸文明的交匯。從15世紀以來，沒有一個文明體系能自外於其他體系。經濟上的互相倚伏已構成一個世界性經濟網路。各地雖有優劣起伏，全球的整體性則已是不能回頭的現象。15世紀後，新大陸資源流入世界網路。西歐雖是掠奪新大陸資源的主要力量，中國、印度、日本卻都因為世界性市場網路的形成，也分別經歷了長期的經濟繁榮。19世紀以來，西歐、北美（及日本）因為工業革命及資本主義經濟的快速發展，不成比例地占有了優勢地位。但是20世紀後半葉，中國、印度及伊斯蘭文明的繼承人，均已浸浸然有拉平優劣差距的可能。世界各個文明體系的固有特質仍影響各個文明的發展方向。近代以來的再一次調適與轉變，正在融鑄為一個世界性的新體系。近代的中國，是世界的中國；近代的歐洲，是世界的歐洲；近代的印度，也是世界的印度。但是，在這一正在融鑄的世界體系中，個別的樞軸文明仍將保留其相當成分的原有特質，以致各別文明體系的轉變也為此而有不同的歷程，達到不同的結局；遂使人類共有的文明體系在再一次突破之後，仍將顯示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面貌。
總之，歷史的演變未必有任何天定的規律，卻仍有若干可找尋的軌跡；大致言之，一個文化體系的內部，須有若干基本觀念的價值存在，也須有一群知識分子擔任承先啟後的工作。二者在發展過程中，自有其盛衰，於是也就影響了該文化的活力及生機。文化體系發展到極盛時，體系之內必有最得勢的知識分子及最發達的觀念；在別無對手挑戰時，盛極勢必走向僵化，僵化導致衰敗，這是一系列辯證式的發展模式。此時，外力的干預，即可誘發文化體系的崩解。
另一方面，因每一個文化體系都有擴張其影響圈的潛力，一旦發展到極限，兩個或多個體系因接觸而互有影響，此時，內部已顯衰落的體系，遂不能抵抗另一體系的影響；於是有兩個體系融合為一個體系的新內容，甚至構成新的文化體系。相對來說，內部發展尚未盛極將衰的文化體系，則未必深切地感受到另一文化體系的影響力。文化體系的接觸逐步融合，中古時代是若干次兩個文化體系的融合，近古以後則是世界主要體系的大融合。這是體系之間接觸與交溶的大勢，不僅使個別體系內部的基本觀念不斷修正，而且經歷這一過程，逐步構成世界性的文化體系。
總結而言，個別文化體系的線性辯證發展，配合體系之間互相刺激與啟發的經歷，人類的文化遂呈現不變中的變化、複雜中的單純，在多元合流時，卻也保持了各文化可識別的特性。
——原載《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論文集》，
台北：台灣大學歷史系，198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