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現象
貴州赤水丹霞地貌大紅岩（2009年8月14日拍攝）。自從山西平遙古城、北京頤和園、龍門石窟等一系列遺產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後，一些名勝古蹟等紛紛踏上了“申遺”之路。
2010年8月，“天地之中歷史建築群”、“中國丹霞”申遺成功後，“中國式申遺”的熱情再一次高漲。而這僅僅只是諸多“中國式申遺”版本中的一個微小縮影。
數據
中國已擁有40處世界遺產，規模排名全球第三。這對於一個“申遺”起步較晚的國家來說，實為成績斐然。當然，這份成績單夾雜著太多的狂熱。
數據顯示，中國現在（2010年8月）已有200多個項目有“申遺”意願，其中列入預備申報清單的項目有60多個。而根據第2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通過的新規定，一個國家每年最多只能申報一個項目 （申報未必就成功）。顯然，中國要完成所有項目申報尚需上百年。
不過，照現在的開發速度，百年後，一些沒有成為“遺”的遺產或已進名錄的“遺”，能否“遺”下來，實在難說。如敦煌莫高窟“申遺”成功後，遊客數量猛增，由此帶來的二氧化碳排放過多和文物見光過度，許多壁畫出現變色剝落現象。短短几十年間，莫高窟遭受的人為損壞超過了過去千餘年的自然侵蝕。
經濟效益
價值
有人說，“我們沒有理由把祖先的遺產當商品對待，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傳承人類文明。”而在中國一些地方，遺產的文化價值儘管也被捧上天，但最終落腳點卻是經濟價值。如此，“中國式申遺”模式十分符合“投入—產出”的經濟模式。例如年財政收入剛過2億的新寧縣為“申遺”“豪賭”了4.5億，是為投入。
河南洛陽龍門石窟“申遺”前每年門票收入不足1000萬，“申遺”成功六年後這一數字已經達到7300萬元，是為產出。各地正是在看到高回報之後，才不計成本地高投入。
收益
只要翻開各地有關中國“申遺”的報導，就不難看到對文化遺產如何保護等內容，儘管沒有人將帶來的經濟利益公開寫在紙上，但在各地分析會、動員會上卻少不了算經濟賬。
以平遙古城為例，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後，當年門票收入從申報前的18萬元一次性躍而至500多萬元。麗江古城更是離譜，不僅在全國大肆廣告宣傳，甚至將其列為當地的主導產業，有關資料顯示，每年都接待海內外遊客250萬人次以上，旅遊綜合收入達到13.44 億元。
背後
在“中國式申遺”的框架中，各地申報的世界遺產項目一旦成功，便往往開始一味地無序開發，把“世界遺產”當作“搖錢樹”，日漸背離原本遺產保護的承諾。一些世界文化遺產明明已經不堪重負，管理者偏偏熟視無睹，在強烈的利益驅動下，罔顧世界文化遺產的安危。
顯然，在狂熱的“中國式申遺”的背後，涌動的是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狂躁心理。這種狂躁心理促使地方對遺產的利用，是完全功利化的。於是，問題就在於一些地方的利益觀是短視的、盲目的、狹隘的，使遺產陷入一個重開發、輕保護的惡性循環中。
眾所周知，如今的“國學”正在被弘揚，傳統節日正在被保護，古文物正在被搶救……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已成了一個懷舊的民族。換個角度說，渴望富有恰恰是因為貧窮，熱衷於“中國式申遺”也無非是擔心文明的失傳。但“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短視邏輯，直接導致了文化的邊緣化，在無節制的利慾面前，即便再博大精深，也不能避免其衰落的命運。如若任其發展下去，不要說需要保護的文化遺產會越來越多，甚至中華文明整體“申遺”也不會出人意外。
評論
卓別林曾經在《摩登時代》中質疑工業化，他所擔心的環境污染、金錢罪惡等已經成為今天不能迴避的現實。貌似進步的社會文化，事實上卻是在逆向發展。由此而論，一味追求經濟效益，無疑又踏入了另一個災難的怪圈。
此外，如何繼承和發揚優秀的傳統文化，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眾專家有著共同的觀點，那就是靠每一個公民的積極努力和參與，努力搶救民族記憶，把保護國家文化遺產活靈活現套用在生活當中，從而使文化遺產有效地得以傳承和發展，以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