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亞洲其它地區的出口增長100%來自中國，澳大利亞原材料出口的增長也主要源自中國的進口。在世界依賴中國的同時，中國從世界得到了什麼呢？在貿易方面，由於貿易條件的變化，中國在原油、鐵礦石、鋼材、糧食、銅等大宗原材料的方面，每年需多支付進口成本3000多億元人民幣。在出口方面，我國以玩具、紡織品、家用電器等廉價商品為主，成為遭受各種貿易限制最多的國家。就資本投資而言，近幾年FDI增長趨緩，海外資本市場融資上升較快。外資流入在為中國經濟成長作出重要貢獻的同時，大部分已經進入資本回報期。有人說外資到中國“占領市場、避開稅收、帶走利潤、留下GDP”，如果是競爭性行業，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往往是一些國內非競爭性行業成為海外分紅大戶，比如：中國石油當初上市融資29億美元，上市四年累計海外分紅高達119億元。三年來，僅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四個公司三年海外分紅就達近800億元，而上述公司的盈利要么來自於中國石油資源漲價、要么來自於國內手機雙向收費。再如，以強大國內銀行網路為支持的銀行系基金管理公司，全部以每股1元的價格將1/3左右的股權賣給國外公司，可以想像一兩年後這些外資參股公司每年就可得到上億元的利潤，而他們的投入只有幾千萬，到底他們能夠貢獻什麼？就存量財富因估值導致的購買力變化而言，中國依靠廉價產品貿易順差積累的外匯，不但跟隨美元大幅貶值，而且通過購買美國國債的方式在填補美國的赤字。4500多億美元外匯儲備貶值20%，蒸發的購買力就相當於中國紡織工人近一年工資收入。因此，我們不得不研究在當今國際貿易和金融體制下，中國應該如何減少國民財富和居民福利流失、保證國家利益問題。只考慮相對優勢說不能保證國家利益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說闡明了各國通過分工和國際貿易獲得利益的原理；大衛李嘉圖的相對優勢說則證明，只要擁有比較優勢，各國就能夠通過國際貿易增加國民財富；新古典貿易理論進一步揭示了比較利益的源泉在於要素稟賦；製成品貿易理論則證明，即使在要素稟賦完全相同的前提下，只要有規模經濟和差別產品需求，各國仍然能夠通過自由貿易獲得利益。以相對優勢說為代表的自由貿易思想闡述了國際貿易的基本原理，但是缺少貿易利益分配的思想。之後的國際經濟學理論從要素流動、要素收入分配等微觀角度研究貿易利益的分配，仍然有較大的局限性。西方國家以其300多年國際貿易經驗，主導並嫻熟地操縱著各種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的遊戲規則，分享包括中國在內的任何一種增長力量帶來的經濟成果。如何保證中國的國際利益在現有的國際貿易框架內不受損失，要求我們不僅要了解簡單的自由貿易理論思想，更應該認真研究貿易利益的分配理論，以及西方從重商主義時代發展至今的豐富的貿易保護主義理論思想。就自由貿易理論和貿易利益分配理論而言，最重要的是要研究貿易條件的生成機制，一定要認識到大國經濟貿易條件內生性和小國經濟貿易條件外生性的本質不同，從而在貿易政策方面利用大國地位和貿易條件的內生性，來捍衛本國廠商和居民的福利。例如，理論上只要中國或美國這樣的大國對某一項具有需求彈性的進口商品徵稅，該商品全球需求減少，國際市場價格就會下跌。就紡織品而言，如果美國、歐洲等紡織品需求大國徵收進口稅，那么全球紡織品需求就會減少，紡織品供應能力不變的情況下，價格就會明顯下跌，中國等紡織品出口國不但要承受出口量減少的損失，還要承受出口價格下降的損失。反之，如果中國主動徵收出口稅，減少出口，那么全球紡織品供應會減少，全球紡織品價格理論上應該上升(現實中至少不會下降)。這樣，紡織品出口大國的財富和福利損失要小得多。此外，中國徵收出口稅和歐美徵收進口稅的財政收入效應完全不同，一個把稅收留給本國，一個把關稅收入送給外國。但對於石油、鐵礦石等需求沒有足夠彈性的商品，即使徵收進口稅，全球需求也不會減少或減少有限。因此需要中國從國家戰略框架和貿易體制爭取到一定戰略保證。美國的銅、原油、糧食的生產商和進出口商都通過各種途徑影響國會、進而影響政府，迫使政府在全球範圍內捍衛其在海外的商業利益，而中國的大部分企業卻把注意力放在國內，針對本國政府“尋租”，然後把“租金”廉價輸送到國外。政府在封閉經濟條件下可以把政策注意力放在國內，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則應該把重心放在如何給本國的大宗原材料生產商、供應商、需求企業提供足夠的戰略保障，不應該讓本國企業在海外孤軍奮戰，在商品市場和期貨市場上被侵蝕、絞殺。就貿易保護理論而言，為什麼中國的很多企業出口基本上不賺錢，“主要是賺退稅的錢”——一年如此，十年如此，到底保護了幼稚產業，還是錯誤保護導致的資源扭曲和財富外流？配額和關稅、補貼與退稅的福利和稅收意義究竟有什麼不同，順差、逆差的就業效應和資本轉移效應究竟有多大，這些問題在西方豐富的貿易保護主義理論中都有答案，需要我國在未來政策調整中認真研究。財富分配的“大道理”微觀的貿易分配和貿易保護思想都是利益分配、是“小道理”，而以國際貿易體制和國際金融體制為主導的體制和金融力量才是主導全球財富分配的“大道理”。新古典經濟學證明，通過借入資本而實現的經濟成長，比無資本流入的狀況下要快得多，儘管外資產生的利潤必須在國內和國外資本之間進行分配。但是，吸引外資必須在以下條件下才真正有利：一是資本稀缺；二是國際利率小於本國利率。中國在國內儲蓄達到13萬億，正在從資本稀缺階段逐步向資本自給自足階段過渡，而目前國內利率市場機制尚存扭曲，因此，重點應該加速本國儲蓄使用效率，壯大資本市場發展國內直接融資。此外，還必須研究吸引外資所需的條件和配套成本，以及外資帶來的外部經濟和稅收效應問題。如果真像某些現象表明的外資在中國“占領市場、避開稅收、帶走利潤、留下GDP”，那么在資本逐漸自足的時代，就應該重新評估外資對中國的財富和福利效應，而不是不加區別、不惜代價地單項追求外資進入的數量。以蘇州市為例，雖然該市GDP已經進入全國所有城市前五名，可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率、社會消費總額增長率均低於重慶等內陸城市，原因就是外資帶走了大部分財富增加值。如果國民財富不增加、居民福利得不到改善，這樣的GDP對本國有什麼意義？當然，還要關注非競爭性行業進入的問題，就如同美國人的政治力量影響導致中海油收購優尼科失敗一樣。比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更重要的是匯率。反對人民幣升值最大的呼聲是所謂就業壓力。可是怎么理解日本廠商過去二十年的生存呢？日元在廣場協定後升值三倍，日本企業都能消化，中國企業就沒有一點消化能力嗎？歐元、美元、日元等主要匯率相對波動10%20%是很平常的事情，中國企業就沒有能力面對人民幣的小幅穩步升值嗎？事實上，中國大部分低端出口產品都在國際市場擁有絕對價格優勢，不僅低估、賤賣了本國的資源和勞動，導致本國福利損失，而且造成了很多貿易磨擦。因此調整匯率的結果一部分需要本國企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來消化，另一部分成本顯然將由進口國承擔，本質上是把以往白送的福利和財富少送一點而已。人民幣逐漸升值的過程，是中國從擁有絕對加工貿易競爭優勢到相對競爭優勢轉變的過程，是工業化過程中必然經歷的歷史階段。這個階段，本幣升值對就業的影響是短期的，而對國民福利、經濟效率的增加效是長期的。匯率變化不僅意味著貿易流量、資本流量和存量財富的變化，而且是國家巨觀經濟管理的重要工具。就中國而言，2004年投資和消費需求旺盛的時候是最好的人民幣匯率升值時機，但由於擺脫不了封閉經濟思想，卻採取了以抑制國內信貸增長的政策。2005年中國的貿易順差過快增長，恰恰是因為去年以來抑制國內信貸、壓縮了國內吸收(投資和消費)，從而減少了進口，增加了出口造成的。現在反過來再放鬆信貸增加國內吸收還不遲。對於大國經濟而言，不僅貿易條件、匯率具有很大的內生性，利率也應該具有較強的內生性。國人從來只擔心美聯儲升息會帶來中國升息壓力，為什麼不考慮中國如果降息，對美國乃至全球利率的降息壓力？中國增加基礎貨幣投放、降低利息、增加信貸，不僅可以沖銷過多的外匯儲備，而且可以增強國內吸收，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減少順差，平衡國際收支。當前中國調節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關係最簡單的公式是：升值+國內吸收增加=順差減少。事實上，如果擔心匯率升值過快會造成就業壓力的話，更應該增加貨幣投放，通過國內物價指數的上漲(內部貶值)來降低短期升值壓力，就是應該執行內一定的通貨膨脹稅，或者增加國債規蘑減少儲備(比如給商業銀行或證券公司注資)，以保持央行貨幣賬戶的平衡。在靈活運用貨幣升值、國內貨幣投放增加，或增加政府赤字，利用通貨調節改善支出總量、利用貨幣匯率改善支出結構的同時，還可以通過利率下調來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力度促進國內資本市場的發育。大國金融調控的目標必須追求國際利率的內生性，一旦國際利率內生，大國就可以利用國際利率的決定權，增加資本利得，或減輕本國的利息負擔如果完全按照相對優勢說為基礎的所謂自由經濟思想，中國積累起來的不是貿易加工優勢，只能叫做“打工優勢”或“利潤奉獻優勢”。從絕對貿易加工優勢到相對優勢，再到金融優勢的轉變，是大國經濟崛起的必然道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每一個經濟政策，哪怕微觀的對內政策也會對國外經濟產生實質影響，因此不應該只關注政策的內部效應、忽視外部影響力，而是應該追求、培育這種外部影響力，並把它作為增進本國財富和居民福利的有效手段。
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在今年已經有了一定幅度的上升~但並未見許多外資企業將資本回撤~轉移到其他地區~由此可見~中國經濟多年來的發展已經積累了除勞動力成本之外的其他方面的優勢~例如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配套的產業鏈~就近的龐大的消費市場~所以勞動力成本上升並不一定不利於外資引進~相反是個促進中國產業升級轉換的好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