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國內第1本論述中國天主教歷史和現狀的書。內容簡而明，又有新見解。書一開頭，作者即有針對性地論述了天主教傳人中國的年代問題和元代天主教。在過去較長時期內，天主教內曾有人把唐代景教傳人作為天主教傳人之始，又稱元代天主教已頗盛行。作者認為，天主教(拉丁文Ecclesia)是基督教的一個大教派，景教 (拉丁文Nestorianimus)是基督教的又一個較小的教派。因此，不能把景教的傳人說成就是天主教的傳人，從而把天主教的傳人上溯至唐代。元，方濟各會會士孟德高維諾等來中國，北京、泉州設有教堂。因此說天主教在元傳人，無不可。但元時景教徒、天主教徒都稱“也里可溫”，漢人中則既無景教徒，也五天主教徒。元亡，“也里可溫”絕跡於漢人地區。漢人中有天主教徒，始於明末耶穌會士來中國。
關於明末利瑪竇來華傳教，作者的觀點是：這果然有西、葡向海外進行殖民擴張的時代背景。葡侵占果阿後，新興的耶穌會領導人應葡王的要求，不斷派會士來東亞。但明末，中國是獨立的主權國家。利瑪竇乘葡船，經葡航線，從里斯本到果阿，又從果阿到澳門，但不能隨意從澳門進人內地。他之所以能從澳門進入內地，是採取了“中國化”的新方法。他學習中文，穿中國服裝，聲稱嚮慕中國文化，從而得到當地中國官員的允準，人居肇慶。之後，他結交上層，並用“學術傳教”的方法，介紹歐洲世界地圖、數學、天文學等，在中國知識分子中贏得了聲望。他又向萬曆帝進貢這皇帝所喜愛的時鐘等物，從而以一個外國人而能留居北京。他用儒家經典著作中某些字句來證實天主教信仰。他獲得了成功。中國人中有像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這樣的名士受洗，成了最早的中國知識分子教徒。
對明末清初天主教逐漸發展的原因，作者較側重於明崇禎帝、清順治和康熙兩帝對使用湯若望、南懷仁、閔明我、徐日異、張誠、白晉等曆法、鑄炮、外語、繪製中國地圖等專長的需要。由於這需要，這三位中國皇帝對天主教採取了寬容政策。“崇禎末年，教傳十三省”。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國天主教徒人數上升至30萬。
對天主教至雍正帝時遭禁的問題，作者扼要地敘述了天主教史上所謂的“中國禮儀之爭”即教徒可不可參加“敬孔”和“祭祖”這件事，明確指出這是羅馬教皇干涉中國內政所導致的。利瑪竇適應當時中國國情，把“敬孔”解釋為“敬其為人師範”、“祭祖”是“盡孝思之念”，對教徒舉行這兩大禮儀不加阻止。多明我會和方濟各會會土進入福建等地後則相反，他們不準教徒‘微孔”、“祭祖”，並向羅馬教皇控告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士。在歐洲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爭論，1704年教皇克來孟十一發布了禁止中國教徒“敬孔”和“祭祖”的“通諭”，並先後兩次派使者來中國，企圖使這禁令在中國得到實施。康熙帝不許羅馬教皇干涉中國內政，改變了對天主教的政策。在看了第二個使者帶來的教皇“通諭”後，他殊批：“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康熙晚年已改變原來的寬容政策，採取禁止的政策，繼其位的雍正帝下令禁止傳習天主教，只是這一新政策正式付諸實施而已。
近代，天主教重新發展。對此，作者用事實雄辯地證明這與鴉片戰爭後列強迫使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有關。這一時期來華的傳教士憑藉不平等條約，享受著種種特權。他們並控制著中國天主教，中國天主教一百三十多個教區中有一百多個教區的領導人是外國主教，中國教徒處於無權和受壓的地位。對傳教士開辦的學校、醫院，作者既指出其為外國侵華利益服務和是為了傳教的目的，又指出這些學校客觀上也培養了不少為祖國服務的中國知識分子，醫院治癒了許多中國病人。
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天主教有“洋教”之稱，傳教土被稱為“大毛子”，教徒則被稱為“二毛子”。作者認為，教徒中真正的“二毛子”是極少數，絕大多數教徒並不是“二毛子”。部分教徒愛國思想較薄弱，是由於宗教消極因素的影響，有的教徒克盡愛國天職。作者生動地介紹了著名天主教人士馬相伯、英斂之的突出愛國事跡。
對抗戰勝利後中國天主教內出現的支蔣反共現象，作者從共產主義誕生起教皇即進行反共活動到蔣政權建立教皇率先承認，二次大戰後梵蔣正式建交，美國勢力在中國天主教內扶搖直上，于斌(去台灣後，教皇封他為“樞機主教”)等人直接協助蔣打反人民內戰，教會內大肆散布共產黨“滅教”等謠言，作了一系列揭露，並指出這是天主教在中國人民中留下很不好印象的又一重要原因。
在此書的下半部分，作者對中國天主教的歷史性變化作了較完整的敘述。這變化來之不易。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梵蒂岡採取敵視新中國的政策。它派駐在前國民黨政府的“公使”黎培里和在上海解放初任命的主教龔品梅等人執行這一政策。他們利用“神權”，不準教徒和共產黨合作，走愛新中國的道路。但隨著新中國形勢的發展、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貫徹執行、黨和政府對天主教工作的開展，各地天主教徒中相繼湧現出了一批敢於衝破教會的禁令、靠攏黨和政府、走愛國愛教相一致的道路的那時被譽為“愛國教徒”的先進分子。在他們的倡議和推動下，自1950年冬起，中國天主教反帝愛國運動開展了起來。數年間，這一正義的運動克服來自敵對勢力的重重阻力，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黎培里等帝國主義分子被驅逐了，龔晶梅反革命叛國集團和其他天主教內的反革命集團被肅清了。1956年，在愛國力量已在各地天主教內躍居領導地位的基礎上，四川南充王文成主教等發起成立中國天主教愛國會。1957年中國天主教第一屆代表會議在北京隆重舉行。會議宣告成立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並通過了中國天主教徹底割斷政治上經濟上與梵蒂岡的關係、實現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決議。為貫徹這一決議，在這次會議後僅一年零二個月的時間內，中國天主教已有40多個教區自選自聖主教。這標誌著中國天主教已擺脫外國勢力的控制，開始成為中國教徒自辦的宗教事業。對中國天主教的這歷史性變化，作者著重指出，這是符合中國人民利益的，人們不應再用老眼光看待當前我國天主教。
“文革”中各地天主教無不受到極大衝擊。對此，作者從宗教工作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對“左”作了深刻的批判，文字語氣相當沉重。
在書的末章，作者寫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恢復和落實、天主教堂的發還和開放、冤假錯案的平反、中國天主教全國和地方愛國會恢復活動、各地教會恢復教務活動，等等；還寫了天主教徒中為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作出貢獻的好人好事，並斷言，隨著兩個文明建設的發展，隨著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更好地貫徹，我國天主教徒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愛國主義覺悟必將更加提高，必將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和對保衛世界和平作出更多的貢獻。
本書獲得院科研成果(1988-1990年)著作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