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黃仁宇所著書籍]](/img/0/c44/nBnauM3X0QDO0MzMzUDM2QDM1UTM1QDN5MjM5ADMwAjMwUzL1AzLxg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中國大歷史[黃仁宇所著書籍]")
內容簡介
中國歷史典籍浩如煙海，常使初學者不得其門而入。作者倡導“大歷史”（macro-history），主張利用歸納法將現有史料高度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然後在與歐美史比較的基礎上加以研究。本書從技術的角度分析中國歷史的進程，著眼於現代型的經濟體制如何為傳統社會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機使其在中國土地上落腳。
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歷史”？中國過去150年內經過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家蛻變而為一個現代國家，影響到10億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
不以道德論史，不以考據為文，縱橫捭闔梳理千年歷史，三言兩語點破王朝利弊，尺度拿捏之處尢見黃仁宇獨到的史家眼光。
黃仁宇這部書以短短的二十餘萬字的篇幅，勾畫了整箇中國歷史長達數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對於歷史的人物與事件細細地加以描述來顯示其“大歷史”的特點的。大歷史之為“大”歷史的理由在於，作者一改以往中國歷史學家的著述進路，不以史料的堆砌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單一歷史事件的描述為著作的主要關注點，更不以對接近作者時代的歷史大事的歡呼喝彩為能事。在著作的意圖上，首先確立起一個大意向，“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和西歐與美國史有了互相比較的幅度與層次，”然後去做進一步的研究。可見，這種“大”歷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對歷史巨觀線條的勾畫，注重的是歷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湯因比所說的文明類型，或斯賓格勒所說的文化形態）的狀描，並且是在區域歷史的相互比較中凸現其歷史特質。這種歷史著述，固然沒有引經據典滿篇考證那樣的學理感，沒有繼承傳統史學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卻可以使我們免除習史的價值負累。因此，我們不必將歷史讀作“資治通鑑”，不必將歷史認作弘揚某種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歷史“應當如是”的價值旋流，滿足人們習史對歷史“何以如是”的因果關係的好奇心。
作者簡介
黃仁宇（1918——2000），湖南長沙人。1936年入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就讀。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在長沙《抗日戰報》工作，後來進入國民黨成都中央軍校，1950年退伍。他早年輾轉於求學、從軍之途，曾夢想成為中國的拿破崙，然而時代卻不允許他有這樣的機緣。
其後赴美攻讀歷史，獲學士、碩士、博士學位。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主張要“從技術上的角度看歷史”，而不是簡單地以道德評價籠罩一切。參與《明代名人傳》及《劍橋中國史》的集體研究工作。代表作有《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等。
黃仁宇作品目錄
自序：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歷史”？
第一章 西安與黃土地帶
第二章 亞聖與始皇
第三章 土壤、風向和雨量
第四章 兵馬俑的幕後
第五章 第一帝國：樹立楷模
第六章 名士成為軍閥
第七章 長期分裂的局面
第八章 歷史向側面進出
第九章 統一的途徑
第十章 第二帝國：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第十一章 北宋：大膽的試驗
第十二章 西湖與南宋
第十三章 蒙古人的插曲
第十四章 明朝：一個內向和非競爭性的國家
第十五章 晚明：一個停滯但注重內省的時代
第十六章 滿洲人的作為
第十七章 1800年：一個瞻前顧後的基點
第十八章 從鴉片戰爭到自強運動
第十九章 百日維新、民國成立和五四運動
第二十章 現代中國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十一章 台灣、香港與澳門
社會影響
黃仁宇的《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國大歷史》、《萬曆十五年》……每一部都那么炙手可熱。歷史書有很多，黃仁宇的書讓讀者讀得很輕鬆，感覺很新鮮。這也許是最重要的。
黃仁宇（1918年-2000年1月8日），歷史學家。生於湖南長沙，1936年入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就讀。抗日戰爭爆發後，時僅就讀大學一年級的黃仁宇決定輟學，先在長沙《抗日戰報》工作，期間認識田漢、范長江等人。後入國民黨成都中央軍校，1950年退伍。憑在美國陸軍參謀大學所修的學分獲密西根大學的取錄，攻讀新聞系，1954年獲學士，1957年獲碩士，其後轉攻歷史系，並於1964年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明代的漕運》）。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1967年）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即現費正清研究所）（1970年）。參與《明代名人傳》、《劍橋中國史》時英國劍橋大學凱思學院院長李約瑟博士主持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的集體研究工作。2000年因心臟病發逝世於紐約。他的著作近年來在海峽兩岸頗受歡迎，但也有許多學者質疑與批判其觀點。
乍一看，他的履歷並不顯赫，但也許就是這有點坎坷的經歷可以讓他更好的去完善他的理論，《中國大歷史》一書，給我最大的也是最直接的印象就是：不在一人一事上做考證，而著眼於歷史大局，而是著眼於中國，是從巨觀的角度對中國的“大歷史”進行評述，在名為《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歷史”》的中文版自序中，作者已經坦言，關於這“大歷史”的思路，起源於給外國學生講授中國歷史的實際需要。大凡學習歷史，除非深入的研究，只需求了解個大概、懂個基本的發展脈絡，而不可能具體到歷史中的每一個細節。學習歷史如此，學習外國歷史更是如此。為了這教學的需要，作者乃開始將這中國幾千年歷史予以壓縮。而到後來，這“大歷史”的綜合研究方法更成為作者的一種研究進路。於是，就有了這23萬字的《中國大歷史》。正如書名所言“macro-history”，更多的是從巨觀視野去看待歷史，不拘泥於細枝末節，而是縱橫交叉，記錄朝代的更替演變，也放到世界歷史中去對比研究，從中我們可看出中國歷史的興衰榮辱。
第一遍讀完這《中國大歷史》，便可感覺，作者寫的歷史，自始至終都在問著這樣的一個問題：緣何中國的文明未能發展出上資本主義？求解這個問題，作者的關注點集中在財稅制度上面。
依著這樣的思路，從作者的敘述中，隱約可以看出，作者將中國的幾千年發展歷史分為了三段：第一段是中央集權、官僚體系、意識形態逐漸形成的時期，從商周發端，到秦漢；隋唐第二段是從城市商業和國際（邊境）貿易中產生了商業社會的種子，但這種子在官僚體系、自耕農經濟和意識形態面前，只是發展出了服務於宮廷地主玩樂所需的奢侈品生產與商業，這一段從宋元到明清，中間從王安石變法到張居正變法，似有著搞“數目字管理”的意向，但數目字管理的條件仍未具備，變法必然失敗；第三段是清末受到外來侵略與衝擊，開始尋找強國的途徑，從清末的洋務自強運動到維新變法、立憲改革，再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土地革命，直到改革開放，這一波一波的革命終於推翻了封建帝制，也創造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和“一個新的低層機構”。而“中國當前的任務，則是在高層機構和低層機構間敷設有制度性的聯繫（institutionallinks）才能從上至下，能夠以經濟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脫離官僚政治的壟斷。”
有人是這么評價黃仁宇的這部書的：以短短的二十餘萬字的篇幅，勾畫了整箇中國歷史長達數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對於歷史的人物與事件細細地加以描述來顯示其“大歷史”的特點的。大歷史之為“大”歷史的理由在於，作者一改以往中國歷史學家的著述進路，不以史料的堆砌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單一歷史事件的描述為著作的主要關注點，更不以對接近作者時代的歷史大事的歡呼喝彩為能事。在著作的意圖上，首先確立起一個大意向，“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和西歐與美國史有了互相比較的幅度與層次，”然後去做進一步的研究。可見，這種“大”歷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對歷史巨觀線條的勾畫，注重的是歷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湯因比所說的文明類型，或斯賓格勒所說的文化形態）的狀描，並且是在區域歷史的相互比較中凸現其歷史特質。這種歷史著述，固然沒有引經據典滿篇考證那樣的學理感，沒有繼承傳統史學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卻可以使我們免除習史的價值負累。因此，我們不必將歷史讀作《資治通鑑》，不必將歷史認作弘揚某種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歷史“應當如是”的價值旋流，滿足人們習史對歷史“何以如是”的因果關係的好奇心。
黃仁宇指出，中國傳統社會“假設多於實踐”，“以滿足民間最低的期望為目的”，“乃是組織簡單、效能低下的政體，既缺彈性，也欠實力”。一部二十四史，絕不是二十四姓的家譜。將一個朝代的盛衰，繞開道德評價的怪圈，而轉作對一個組織結構的效率和能力的考察，黃仁宇為解讀歷史提供了相當精彩的角度。古代歷史上，遊牧民族之所以成為中原農耕國家的心腹大患，並往往能取而代之，原因不是野蠻戰勝文明這類不痛不癢的空話，而在於遊牧民族結構簡單，行政效率高，在有限的資源分配和作戰調動方面要比老大帝國顯得更有活力。從更巨觀的角度看，中國歷史上很多錯綜複雜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制度危機。由周公開始，中國政治家、思想家總是力圖通過人為的盡善盡美的組織方案來治理這個老大帝國，但龐大又不按專業技能分科的官僚組織，僅靠教化和紀律來控制，是注定不可能適應新時代的。翻讀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最大的感觸在於傳統社會（包括意識形態）不容產生現代型的經濟體制。黃一再強調中國傳統社會不能用數字來管理，指的是舊中國一直缺乏量化管理的思維。道德判斷代替價值判斷現象越盛，則實際的技術手段就越受局限。
黃仁宇認為，在中國早期的歷史進程中，由於地域廣大，在人口統計和土地測量的技術尚未準備妥當之際，從西周開始，就造成了一種人為的政治區分，即他稱之為“間架性的設計”。這種設計在秦漢以後為中央集權的專制社會，其立足基礎是遍布全國的均勻的農村組織，上端是同樣結構均勻的有紀律的官僚組織，這樣使中國的朝代以一種權力的架構放在一個大規模的社會基礎之上，難以在短時期內用和平方式改造，它在明清時期喪失了其擴展性和開發性，走向內斂和非競爭性，也是中國在近代走向落後和遭受屈辱的歷史根源。從秦漢直到20世紀初期，中國始終處於中央集權的官僚統治之下。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不待社會多元化就先以構成集權體制，漢代採取不斷加強中央統治的政策，通過將宇宙觀、天候與政治結合在一起的政治哲學將專制皇權合理化，構成一個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促使中國政治體系早熟，並成為中國整個帝制時期的楷模。到清代，這一系統使中國保持了長期的秩序與穩定，但是也使國家體制的弱點徹底暴露，因為它組織簡單，效率低下，是既缺乏彈性又欠實力的政體，結構上的脆弱使之對外界的壓力也缺乏抵禦的實力，難以成為可資改造利用以增進民權或者轉變為多元社會的橋樑。
在經濟上，以小自耕農為主，所以它一直是直接向各個農戶抽稅，這稅收的基礎極為廣泛而又非常脆弱，使得國家的財政資源過於分離散漫，政府的實力以其能否向大批小自耕農征取糧食及人力為原則，造成經濟上只有均平主義而無經理上之縱深，並且中國經濟以農村中最落後的部門為基礎並以之為全國的標準，是犧牲質量以爭取數量，無意於國民經濟多元化和商業的充分發展。作為政府本身對服務性質的組織與事業不感興趣，更沒有司法和立法的組織使經濟多元化成為可能和現實。由於缺乏節省人力的動機，農具在長時期內沒有顯著增進仍然廣泛使用。農村經濟既缺乏地區間的聯繫，又沒有各行業間的經營。政府籌措的辦法，或是直接科斂，或是向下層加大壓力，勒派額外捐輸，增添不給報酬的工役。村民之間的遺傳、婚姻、財產交割、毆鬥糾紛等多由家族內部解決，雖然減輕了衙門的任務，卻長期阻礙了民法的展開。北宋神宗時王安石提倡新法，企圖以現代金融管制方式作為行政工具管理國事，但是當時社會發展尚未達到足以支持這項改革試驗成功的程度，新法未能成功施行。到了明朝，洪武型財政過於遷就農村經濟的習慣，使各地區勉強地湊合一致，背世界潮流而行，它無力扶助村鎮工業和地方上的商業作進一步的發展，而且政府的中層缺乏經理能力，財政的實施缺乏強制性的管制工具，它的賬目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造成技術上的困難，在執行上愈到下端就愈加鬆懈，結果行政效率降低，各種水利工程年久失修，貪污行為無從抑制，災荒不能適時救濟，人民鋌而走險為匪為盜，使一個朝代走向滅亡。
在政治上，中國自秦漢以來的統一，就造成一種專制體制，可謂在政治上早熟，它缺少相互制衡機制，它的基礎是儒教的紀律，這種政治的負面性格十分明顯，當這紀律被破壞時，此極權也無法維持。事實上，維持高度的中央集權僅有紀律是不夠的，當中大部分的成就，實因恐怖政治而獲得，從長遠角度看，也阻礙了法制的成長。因為以儒學為做官的階梯，其影響所及使得官者與舉者之間保持恩澤關係，而將公事視為次要，在這關頭，儒家習慣上重人身關係，而不嚴格尊重法治，更能產生不正規的影響，易於造成整個政體的瓦解。以紀律自重的官僚體制，借重文教上的凝聚力而無意增進經理上的繁複，這樣中國傳統的官僚組織不能用數目字管理。由於帝國官僚機構的執行全靠官僚的名譽自重，容易造成經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責，使舞弊、貪污腐化和欺詐的現象相當普遍。“總而言之，專制政府不出於專制者的選擇。中國的悲劇乃是其在地方組織及技術上的設備尚未具備規模之際，先已有大帝國之統一，因之上下之間當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間階段，全靠專制君主以他們人身上的機斷彌補”。由於官僚主義依靠社會價值作為行政的工具，因此有些權力上的鬥爭，原來因技術問題而產生，也要假裝為道德問題。對於鴉片戰爭的失敗，組織上的重荷與結構上的大而不當是其根本原因，不能以精神和信仰上的運作掩飾組織上的缺陷。
在文化上，儒家的道德觀念為它施政之不可或缺，可是以道德施政總離不開獨斷專制，大凡專制政體總離不開道德作護符。儒家傳統之政府，注重文化上的融合以代替有力量的政府，所以它不像一個國家，更像由一種文化塑造成的形體。儒術的提倡固然使官僚組織間思想一致，也產生一種不良的影響，即讀書人除了做官之外別無它業可從，造成地方政府長於意識形態方面的言辭，短於經理上的能力。除了六經文句之外，以知識本身為目的，從未為政府所提倡。由於其依賴意識形態的情形極為顯著，卻沒有技術上的繁複來解決許多利害衝突，在管理千百萬生靈的時候不得不假借遺傳的帝統，代表社會價值的總和，這種制度極易解體，引起混亂，反映了國家體制的脆弱，也暴露了這種山村文化的簡陋氣息。是故以紅、白、黑色的臉譜論人物反映不了歷史的縱深和實際意義，是將技術上的問題當成道德上的問題，於治史無益。
近代中國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傳統社會不容產生現代型的經濟體制，因為傳統中國就像一個龐大的“潛水艇夾肉麵包”，上面一塊長麵包稱為官僚階級，下面一塊長麵包稱為農民，兩者都混同一致，缺乏個別色彩。以道德標準輔助刑法，缺乏結構上的實力成為一個現代國家，也缺乏必要的應變能力。中國傳統的社會體制基於血緣關係構成，以抽象的道德觀念和意識形態代替法律的支撐，它不能將私人財產權明確劃出，更不能給予法制上的支持，暴露出它在對付私人財產問題上的制度上和組織上的缺陷。一個國家的現代化，主要是以商業組織之原理加於國事之上，以貨幣作為全民管制的工具，以商業組織代替過去農業組織之體系，逐步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社會，擺脫朝代循環的怪圈和長期停滯的狀況，從一個閉關自守的中世紀國家蛻變為一個現代國家。中國的問題在於整個體制的落伍，中國的長期革命，旨在脫離舊式的農業管制方式，進而採取商業原則作為組織結構的根本。
《中國大歷史》由於從巨觀出發，其架構是全局性的，偶然一些細節的錯誤也未必能導致整體的錯誤，在某些方面來說，作者倡導“大歷史”（macro-history)，主張利用歸納法將現有史料高度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然後在歐美史比較的基礎上加以研究。本書從技術的角度分析中國歷史的進程，著眼於現代型的經濟體制如何為傳統社會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機使其在中國土地上落腳，視野宏闊，見解獨到，還是有可取性的。當然，中國歷史典籍浩如煙海，常使初學者不得其門而入，這種全篇結論性的文章在沒有羅列證據的情況下，是否可信就看讀者的知識面了。很多西方學術著作都有這種特點，所以在背後總是列出大堆的參考書，讓讀者知道其說法的來源。
黃仁宇先生應算得是20世紀中國史家中的一個異數。他半路出家，發憤苦攻，以近花甲之齡方發表首部著作，自後25年筆耕不輟，終以一介白首而成一家之言，登上個人學術事業的頂峰；更以其宏大的視野、充滿魅力的筆調，寫出華人世界中極具代表性的普及版本的歷史書籍，傾倒了無數讀者。其獻身學術之執著，著實讓人敬佩。而夫子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之精神亦在先生身上得以彰顯。對於自己所選擇的這項職業，黃仁宇曾作了這樣的描述：“歷史學家不能自由創造人物，把他們的生命小說化，以求故事精彩動人；也無法採取藝術的美學角度；也不可能展現新聞人員的當場識見，觀察到歷史成形的過程。但這並非說歷史學家的生活就非得無聊不可，他可以用延展或壓縮的時間段落，來探討過去的事件；他可以建立一個巨觀的視野，或是以許多細節來描述單一事件；他可以理出一個獨立事件，或是比較不同的事件；他可以依循他筆下男主角和女主角的邏輯，呼應他們的情感，或是揭露並駁斥他們的立場；他可以稱讚無名小卒，推翻既定的主題。歷史學家可以是工匠、技師或思想家。”從中我們亦得一窺先生的歷史觀。
總之，黃仁宇從有別於傳統史家以道德標準評判歷史和馬克思主義以階級劃分與階級鬥爭的觀點分析歷史，他側重於從技術衍進的大歷史角度來剖析歷史，雖然他對西方和中國都進行了系統的解構，但是他論述問題的重點和中心一直是關於中國歷史的闡釋與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這一點很容易從他的每一部作品中體味出來。他對中國歷史某些方面的剖析是獨到的、深刻的、睿智的，體現了他深厚的學術基礎和敏銳的歷史洞察力。他雖然身為美國公民，但是對祖國的統一和未來的發展也時時給予深切的關注。總體說來，他在對許多歷史事實和中國當前國情的分析是欠科學的，這並不是因為他的學識不足，而是他的大歷史觀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