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史[中國史學發展歷史]

中國史學史即中國史學發展的歷史，是研究和闡述史學本身發展的歷史的學科。中國史學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古代、近代、現代三個段落。

先秦時期

中國史學史即中國國史學史即中國史學發展的歷史。中國史學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史學發展的歷史。中國史學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古代、近代、現代三個段落。古代史學史中國古代史學史，包括先秦、秦漢至唐初、中唐至乾嘉三個時期。先秦時期在中國原始社會，先民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同時口耳相授，傳頌著一些故事，可以說是歷史的源泉。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經有了文字，可用以記錄。商代出現了史官。“史”字原為手執簡冊之形，但史官起初並不是專司記事，而首先是負責主持祭祀，占卜吉凶，溝通神與王的意志。同時講說故事，記錄時事，編次和保管文獻簡冊。再進而分工，有記言之史與記事之史之別。今天保存在《尚書》中的，即商周時代的歷史文獻。

《春秋》是中國傳世最早的一部按年月日順序記錄的編年體史書。它原是魯國的國史，全書一萬八千餘字，出自魯國史官之手，經過孔子的整理。以後相繼出現了一些敘述春秋戰國時期史事的典籍，體裁不同，各有特色。如編年體的《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略具國別斷代史性質的《國語》、《戰國策》；最早的譜牒之書《世本》；以地理為主兼有神話傳說的《山海經》以及發抒哲學思想、政見和史觀的諸子百家之書。其中《左傳》敘事詳備，文筆生動，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史學名著，也是先秦史學中最高的成就。戰國時期諸子爭鳴，往往運用歷史知識，針對現實，發表政見。如，孟子“言必稱堯、舜”，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等觀點。商鞅說，“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為變法造輿論。鄒衍講歷史，馳騁想像，大大擴展時空概念，並提出了“五德終始”說，以投合君主專制的需要。李斯以秦史論秦政，韓非的“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以及是今非古論，對當時和後世都有很大的影響。

秦漢時期

秦漢至唐初時期秦漢時期出現了司馬遷的《史記》與班固的《漢書》兩部史學巨著。司馬遷提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開創了綜合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等於一書的紀傳體通史體例。《史記》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餘字，記事起於傳說時期的黃帝，迄於漢武帝劉徹，跨朝越代首尾三千餘年。班固編寫了《漢書》一百卷，八十萬字，“文贍而事詳”，僅記述西漢一代史事，開創了紀傳體斷代史的先例。《史》、《漢》兩部著作各有所長，思想上傾向不同，文風上各有特色，在中國史學史上都有突出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

繼《史》、《漢》之後，漢唐之際產生了不少紀傳體史書，其中有《三國志》、《後漢書》等名著。唐初百年內有八史問世（官修的正史有：《晉書》、《梁書》、《陳書》、《周書》、《北齊書》和《隋書》；私人修成的有《南史》、《北史》）。從此紀傳體史書代代續修，其體例也大致定型。編年體和其他體裁史書也有發展。荀悅撰《漢紀》，以編年體敘述西漢歷史，《後漢紀》等編年史繼踵產生。還有傳記體的國別史《十六國春秋》，最早的地方志《華陽國志》以及《佛國記》、《高僧傳》、《世說新語》、《顏氏家訓》、《洛陽伽藍記》、《水經注》等與歷史有關的各種著作。據《隋書·經籍志》著錄，漢代至隋代的史書達數百部，反映了史學發展的盛況。

這時文獻整理工作已經展開。劉向、劉歆父子奉命校書，著有《別錄》、《七略》，在歷史文獻學上有很大貢獻。唐初也重視文獻整理工作，所修《隋書·經籍志》在歷史文獻學上有很大作用。

秦漢至唐初的史學，與先秦的史學相比，有顯著的特點。首先是史學由附屬地位而逐漸獨立。東漢之前，史籍比較少，《別錄》與《七略》的分類中均無史部。《漢書·藝文志》將史書著錄於《六藝略》“春秋家”，以史附從於經。自東漢之後，史籍大量湧現，史書種類增多，史學日益受到社會重視，朝廷設立史官和史館，目錄中也列出了史部，這些都標明史學已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這個時期的歷史著述，有官修，有私修，有奉詔私修等幾種情況，而趨勢則是官修日占上風。

隨著士族地主勢力的興起和門閥制度的盛行，史學上的士族烙印突出，最顯著的是譜牒著作與譜學大為發展，有家譜、宗譜、族譜和姓氏譜等。東晉南朝精於譜學者，以賈、王兩氏為巨擘。同時家傳和正史紀傳中也反映出當時崇尚門第的世風習俗。

各少數族在史學中也占有地位。除正史中有記載各族史的專傳外，還出現了記述各族史的專書，同時民族問題也在史學中有所反映。

關於史學的評論，司馬遷曾說《春秋》是“禮義之大宗”，“采善貶惡”，指出史書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義。同時，他表明自己志在“繼《春秋》”而寫史，以“成一家之言”，表現了他以史學為己任的自覺性。班彪的《前史略論》是評論史學的專篇，談到古來的史官和史籍，著重評論了司馬遷與《史記》，既肯定其有“良史之才”，又指責其“大敝傷道”，表明了馬、班史學思想之分歧。班彪這個思想，為其子班固所繼承。

兩漢以後，史學評論漸多，梁代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是史評專文，探討了古代史官的建置與職守，敘述了史書的源流、派別及其得失，議論了撰史的功用、目的與態度。《隋書·經籍志》史部分十三類，各類之序敘述各類史書的源流，並加以評論。史部十三類的序加在一起，就是較全面的史學總結。

唐代史學理論家劉知幾所著《史通》，對古代史學作了系統性的評論，在史書編撰、書事曲直、史家修養以及史館監修等方面都提出很重要的看法。他主張直書，反對曲筆；主張一家獨斷，反對官府壟斷；主張實事求是，反對附會臆說。這些都是進步的思想。

中唐至乾嘉時期 封建王朝設定史館，並形成修史制度。首先是纂修實錄，即以編年體記錄每一帝王在位時的大事。唐代和宋代的實錄已散佚，明清兩代實錄基本上保存完整。實錄雖不完全真實，但保存了豐富的比較原始的史料。史館還修“國史”即當代史，但歷代國史隨著王朝的更替，多已湮沒無聞。其次，歷代史館都纂修前代的歷史，如《舊唐書》、《舊五代史》等等。直到清代修《明史》，完成了一套紀傳體的後稱為“正史”的“二十四史”。其中除《史記》外，皆是以朝代為斷限的紀傳體斷代史。二十四史的形成經過了二千年，前後變化很大，水平不一，但這套史書，仍是今天研究中國長期封建社會歷史的主要依據。

與正史相對應的史書是野史、雜史和別史。野史、雜史、別史的共同特點是成於私人之手而非官修，故又稱“私史”。三者又有所不同。野史體例不一，或編年，或紀傳，或雜記一代史事，其內容多奇聞異事、閭巷風俗、統治者的秘事，故往往被封建王朝視為禁書；雜史體例一般是只記一事始末、一時見聞或一家私記；別史內容往往限於雜記歷代或一代史事。野史、雜史、別史雖有史實不確之弊，但往往亦可補正史之闕遺，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宋朝時期

自司馬遷提出“通古今之變”以後，有些史學家從不同角度著眼，不同程度地繼承了這個思想，考察與研究歷史的各種變化，編成分門別類、綜觀全局的史書。中唐以後，開始出現了這種旨在“通變”、“致用”的通史：杜佑的《通典》，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還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它們是這個時期通史和史學的代表作。

全書兩百卷，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自上古敘到唐中葉，是中國第一部典制通史。

鄭樵所撰《通志》二百卷，是一部紀傳體通史。其中二十略占全書四分之一，是全書的精華。鄭樵主張“會通”，即“會”各種學術文化，“通”古今之變。他提倡“實學”，強調“核實”，反對任情褒貶，指斥五行相應說。

馬端臨所撰的《文獻通考》，是繼《通典》之後又一部典制通史。全書三百四十八卷，分為二十四考，自上古敘至宋嘉定末，分類較細，內容豐富。但馬端臨旨在通古今的典制，而不涉時政。因以匯集考核典制為特點，故以後凡與此同類之書均稱通考。

上述“三通”在中國史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後來有“續三通”、“清三通”等，合稱為“九通”。加上清人劉錦藻的《清朝續文獻通考》，稱為“十通”。十通再加上彙編某一朝代各項經濟、政治、社會制度的會要，如《唐會要》、《西漢會要》等，統稱為典志。

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自戰國初年敘至五代末年，是一部編年體通史。司馬光邀請劉恕、劉攽、范祖禹等參加編寫，分工明確。他們先作目錄，繼成長編，又就史料互相歧異的問題作了考異，最後修撰定稿。全書體例嚴謹，取材審慎，內容翔實，文字簡潔。司馬光在序中稱該書“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重點在有關國計民生的政治史。他從封建正統思想出發，常借歷史宣揚封建禮教，強調尊君法祖。

《通鑑》在史學上產生了很大影響。問世之後，不僅有注釋，如胡三省的《通鑑音注》；有補正，如嚴衍的《資治通鑑補》；還有續作、改編、仿製等相繼出現。袁樞根據《通鑑》，編成《通鑑紀事本末》，既是《通鑑》的一個支流，又首創了將史事分別立目，獨立成篇，各篇按時間順序編寫的紀事本末體。朱熹亦編成《通鑑綱目》，首創了綱以大字提要，目以小字敘事的綱目體。

唐朝時期

中唐以來，出現了不少專史，包括典章史（如會要）、學術史（如學案）、傳記、族譜等等。雖然唐之前已產生一些專史，但只是在中唐之後才有所發展。

中唐後出現不少地理著作，其中包括豐富的歷史內容。記載全國風土人情的全國性地誌，有《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以及元、明、清三朝的一統志等（見《大元一統志》、《大明一統志》、《大清一統志》）。著名地理著作有《天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紀要》等。該時期的地方志當代尚存者有七八千種。清代纂修方誌之風特盛，其成果幾乎占了現存方誌總數之半。

唐代以來，契丹、女真、蒙古等族曾先後進入中原，建立了遼、金、元等王朝，關於他們的歷史有《遼史》、《金史》、《契丹國志》、《大金國志》、《元朝秘史》、《元史》等著作。

明朝時期

明代前期中期，撰史、考史和論史幾方面的成就，都不及唐宋。明末清初，社會矛盾激化，動亂頻仍，史學出現生氣。李贄主張經史相為表里，以史經世，反對脫離現實而空言義理，對史學上有一定貢獻。以後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明確提出了經世致用的治史方針，要從歷史研究中尋找社會歷史發展的前途，總結解決社會矛盾的辦法。

顧炎武的文集中有一些出色的史論與政治結合的文章。他針對明代空言心性而講究考據，但考據只是作為手段。其代表作《日知錄》，考古而證今，目的仍在經世致用。

黃宗羲除《明儒學案》等學術史專著外，還著有史論專著《明夷待訪錄》。這部書尖銳地批判封建政體的腐敗，抨擊封建君主專制的缺點，主張對君權嚴加限制。王夫之提出了“理勢合一”和“趨時更新”的進步歷史觀，又強調以史為鑑，以“求治之資”。他的代表作《讀通鑑論》和《宋論》，往往以辯證的思想評論歷史，史論中寓有政論。

明清之際史學著作，值得注意的還有茅元儀的《武備志》、談遷的《國榷》、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唐甄的《潛書》等。

清朝時期

清朝統治者強化封建專制、籠絡知識分子，大量地編書和修史，以示“稽古右文”，為其統治服務。不少學者鑽進考據圈子裡去。乾嘉時期，歷史撰述與評論、歷史文獻學等方面，都有成績。但當時史學家往往博古而不通今，言事而不論理，考史之功雖勤，多不能自成一家之言。乾嘉考史著作，可以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趙翼的《廿二史札記》為代表，而三書各有特點。《考異》是清代歷史考據的最高水平，《札記》在史料基礎上發揮議論，《商榷》體裁則兼有二者，但精審不及錢趙二家。

中唐以來，有關史學的議論不斷出現。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萬斯同等評論史官修史之利弊，宋人議論史學中義理與史實孰重，明末學者評論明代史學與學風。這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要推《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與《文史通義》。清朝官修的《四庫全書總目》，在史部評論古代各種史書體例和得失，提倡歷史考證，抬高本朝官修史書，鼓吹“歸正斥邪”。意圖在於以官史壓私史，以官方評論左右輿論，誘導學者好古而不問今，以加強其思想文化專制。史學理論家章學誠所著《文史通義》，對古代史學作了尖銳批評，提出了自己的史學見解。他既反對“務考索”，又反對“騰空言”，並譏刺官史之弊端。他在史學理論上，提出了“史學所以經世”，史貴於“義”，史文“質以傳真”，志為史體等看法，推崇獨斷與家學，強調“史德”，在史學理論方面作出了中國史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建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