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故事以第三人稱的角度描寫了法國少女在越南結識了來自中國北方的富家少爺，兩個人陷入熱戀當中，其間穿插了法國少女和司機的曖昧，以及富家少爺解決少女家庭矛盾的故事。最終富家少爺在家族的逼迫下迎娶了早已定好的富家小姐，而法國少女也乘船離開了越南。
創作過程
1930年，湄公河畔。舊社會富二代李雲泰，結識芳齡十五歲半的貧家少女瑪格麗特·陶拉迪歐。當時，他剛從法國歸來奔喪；她，則從小在印度支那（今越南）長大，還在寄宿學校上課。
後來在歐洲參加革命鬥爭之際，陶拉迪歐改名杜拉斯，取自父親故鄉的一條小河。而杜拉斯一輩子沒法忘懷的那個邂逅，永遠停留在湄公河畔，此後兩年多，這段畸戀如火如荼，直到李雲泰被迫回國完婚，杜拉斯也返回法國。
1984年，七十歲的杜拉斯發表了《情人》。1991年，李雲泰去世的訊息傳來，杜拉斯立刻將《情人》擴寫為《中國北方的情人》。
作品賞析
作品主題
《中國北方的情人》中的中國情人形象，完全顛復了西方對東方的集體想像模式。《中國北方的情人》中這個滿洲情人比《情人》里的那一個看上去更討人喜歡，更強壯，更大膽，更漂亮，更健康，更高大，更優雅。他很少哭，多數時候都在笑。他比起二戰期間那則日記中曾經出過天花留下了後遺症的安南人雷奧，簡直是個脫胎換骨之後的美男子，“他的身軀瘦長、靈活、完美，和他的雙手一樣具有某種奇妙之美”；“皮膚柔軟，金黃色的’，愁他的身體“就像幾年以後保羅的身體那么漂亮”。情人形象的顛復性集中表現在中國飯店請客和瀑布酒店（《情人》中是泉園）跳舞的兩個場景描寫中。請女孩全家吃飯的過程中，“中國人如眾星拱月位於中心”，歐洲中心和白人優越等觀念完全被瓦解了。
在面對盛氣凌人的西方白人時，情人表現得不卑不亢，有禮有節，談笑風生。自恃身份優越的這一家法國人，在中國情人的眼中竟然“都是孩子，連大哥也是”。這與《情人》中那個被大哥嚇壞毫無抵抗能力的中國人相去甚遠。
寫《中國北方的情人》時，杜拉斯由於逐漸擺脫了種族偏見，杜拉斯通過對情人的美化，告訴讀者這是一個值得愛的東方男人。”歲高齡的杜拉斯終於承認了對中國情人的愛：“我早就愛上你了。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經過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光淘洗，這份愛情變得熠熠閃光，與金錢無關，“就跟錢這東西不存在一樣。”女孩甚至希望他們能夠結婚，想像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他是個像你一樣的中國人。你跟我在一起，你抓著他的小手玩。”通過唯美愛情故事的講述，杜拉斯逃離了寫《法蘭西帝國》的恥辱，逃離了自己在金錢面前的可恥，逃離了記憶中的“醜陋的自我”的煎熬與折磨。
《中國北方的情人》中，更多地體現了東西文化之間的平等對話的傾向。小說開端就構建了東西文化和諧共存的象徵性的場景：“從敞開的門窗飛出施特勞斯和弗朗茨，萊哈爾的圓舞曲，還有《拉莫娜》和《中國之夜》。”女孩在中國情人充滿情慾的單身公寓裡聽到的音樂聲也是有著這一象徵意義的：“跟每天夜裡一樣，有音樂聲從遠方傳來，是中國歌曲。然後，夜深時分，像列車一樣準時，能聽到‘公爵，埃林頓的爵士樂曲穿過街道，穿過各家的房門。再以後，聲音更低，更孤獨，是這個愛情故事開始時的那首《絕望圓舞曲》。”每天夜晚女孩回到寄宿學校時，都會出現同一個細節：“年輕校工們一直在院子盡頭，食堂那邊唱歌。她們諦聽越南語的歌。可能她們也用越南語跟著哼起來。”杜拉斯對這一細節特別作了註解：“如果拍電影，此一細節將在女孩每次夜歸時重複出現。這是為了渲染影片缺乏的那種日常生活情調。”這些富有象徵意義的音樂，暗示著杜拉斯所屬的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的某種交流與對話。
《中國北方的情人》中，還體現了杜拉斯男女兩性平等對話的思想傾向。杜拉斯雖然強調對男權中心的反叛和顛復，追求女性主體解放，但並非想要重新建立一個與之相對的女權中心。杜拉斯之所以拒絕與西方女權主義為伍，也是由於“聽說男人一文不名，我想因此而改變主張。他們不能糟糕到這種程度。”在杜拉斯看來，只有兩性平等的前提下，對話才有可能展開。男女兩性權力平等，和諧共處，正是女權主義者追求的終極目標。《中國北方的情人》中真正體現了“雙性同體”的美好理想。這個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不再柔弱、膽怯、愛哭，而是“更強壯一點，不那么懦弱，更大膽。他更漂亮，更健康。這個滿州情人既有高大、俊朗的男性外表和果斷、強悍的行事風格，又有溫柔、體貼、痴情、多愁善感的女性化心理特徵；法國少女既體貼，溫順、多情，又大膽、主動，充滿野性，富有激情。這裡，男女兩性的性別特徵和諧地熔合在一起，性別壓制顯得不那么尖銳了。兩個愛情主人公互相注視，互相占有，互相深愛，互相尊重，在兩人烏托邦式的愛情中，靈與肉達到了完美和諧的統一。
然而，杜拉斯這種烏托邦式的兩性平等、種族平等的美好願望在父權社會頑固的現實中還是破碎了：在情人父親軟硬兼施的逼迫下，法國少女被驅趕回了法國，情人屈服於父親的權威娶了撫順的女子，繼承了父親的巨額家產。
杜拉斯“半白人”、“半印度支那人”的雙重身份決定了她在書寫東方時的矛盾心理。“她的痛苦源自於無法忘懷的東方，源自於她無法融入的西方，東西方在瑪格麗特的身上對峙著，扭曲著她的身體和靈魂。假如沒有文字，沒有賴以生存的創作，瑪格麗特會被這種扭曲摧殘致死的。”杜拉斯正是通過不斷重構殖民地童年記憶，去尋求、確證她的複雜的多重的文化身份。
藝術特色
《中國北方的情人》的語言無疑是簡潔的，更為具體、落實，或者說，它壓根就是一部電影劇本。它注意描繪場景中的道具，關注床、沙發、衣服、盆花、百葉窗等細節，它通過人物在不同場景中的對白來展開情節，同時交代女孩與母親、兄弟的生活，以及與情人的糾纏，它關注的是當前的愛情活動，而將過去的生活作為背景。小說《情人》直接宣洩情感、發表議論，並不具體描寫生活場景，假如著力寫某一細節，也是為了強調某種印象。
《北方》許多段落中的文字，猶如清麗流轉的散文詩，具有濃郁的抒情韻味。作者非常重視語音的作用，讓句子、段落和整部作品的複雜結構與一種悅耳的音響疊合在一起，產生出一種意義與語音之間的面貌一新的和諧，這正是採用近乎於音樂的手法來實現的。在作品中有時文字勾勒出來的線條非常簡約，似乎僅僅在描摹，但又能感到一種言外之意，這似乎又與中國的山水畫有異曲同工之妙。敘事裡的每個自然段，就像電影鏡頭中的一個個畫面，其中蒙太奇手法的運用流暢自如。這簡直就是電影文學劇本的寫法，是聲音和圖像的載體，難怪布洛·拉巴雷爾會說杜拉斯把《北方》寫成了將來拍電影的文本。
《中國北方的情人》中，所有記憶的碎片都被整理後成為一個完整故事的一部分，關於母親、家庭、寫作的主題都融入男女主角的對話中來，成為故事時間和時空順序構成的必要元素。故事按照本來的順序逐漸展開，但卻少了幾分新意和供讀者想像的空間。
杜拉斯在《中國北方的情人》中，一直都在著力突出“中國情人”弱勢與“從屬者”的地位。在那次著名的嵋公河渡船上的見面中，“中國情人”是以“膽怯者”的面目出現的，以後他也一直保持了這個形象：“可以看得出來，他是膽怯的。開頭他的臉上沒有笑容。”“他的手直打顫。這裡有種族的差異，他不是白人，他必須克服這種差異，所以他直打顫。”後來，只是白人女孩沒有趕走他“走開”，“他的畏懼之心有所減輕”。這樣，就是說在最初的見面中，他們的關係已經定格一個卑躬屈膝的求愛者和一個心懷優越感、好奇而又態度高傲的女孩。女孩作為一個正在“看”的人，讀者會處處感到她居高臨下的目光。透過杜拉斯的敘述，依然可以感受到社會集體意識對她的影響，感受到她本人在種族上的心理優越性。
作者簡介
作者：（法國）瑪格麗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 譯者：施康強
瑪格麗特·杜拉斯（1914-1996），法國小說家、劇作家、電影導演，本名瑪格麗特·多納迪厄，出生於印度支那，十八歲後回法國定居。她以電影《廣島之戀》（1959年）和《印度之歌》（1975年）贏得國際聲譽，以小說《情人》（1984年）獲得龔占爾文學獎。
序言
這本書本可以取名《街市之戀》，或者《情人傳奇》，或者《情人重來》。最終有兩個更寬泛、更真實的書名可供選擇：《中國北方的情人》或者《中國北方》。
有人告訴我他已死去多年。那是在九○年五月，也就是說一年以前。我從未想到他已經死去。人家還告訴我，他葬在沙瀝，那所藍色房子依然存在，歸他家族和子女居住。又說在沙瀝，他因善良和質樸備受愛戴，他在晚年變得非常虔誠。
我放棄了手頭正在做的工作。我寫下中國北方的情人和那個女孩的故事：在《情人》里，這個故事還沒有寫進去，那時候時間不夠。寫現在這本書的時候，我感到寫作帶來的狂喜。我有一年工夫沉浸在這部小說里，全身心陷入中國人和女孩的愛情之中。
我沒有寫到郵船起航，也就是女孩動身之後的事情。
我從未想到中國人會死去，他的身體、肌膚、陽具、雙手都會死亡。整整一年，我又回到昔年乘坐渡船過湄公河的時光。
這一次，在敘述過程中，清的面容以炫目的光輝突然顯示——還有小哥哥，那個與眾不同的孩子。
我與這些人一起，只和他們一起停留在故事裡。
我又成為寫小說的作家。
瑪格麗特·杜拉斯
(一九九一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