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瑪格麗特·杜拉斯是法國當代著名的小說家、劇作家,也1914年生於越南南部的嘉定,18歲回法國定居巴黎。東方的文明,異域的風土人情,少年時代的經歷,都給她留下了永生難忘的印象。1984年發表她的長篇小說《情人》,是杜拉斯對失去的年華的最後一次吶喊,和她的個人生活密不可分,帶有強烈的自傳性。這部小說獲得1984年法國文學的最高獎項龔——古爾文學獎。作品簡介
《情人》(L’Amant)講的是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故事:在殖民地,一個貧窮的白人姑娘和一個富有的中國青年的絕望的愛情故事。誰都會講這種故事,就看誰講得精彩了。我以為寫小說就是如此,看誰把故事講得精彩,還能從精彩的故事中挖掘出思想。這個故事杜拉斯基本上是按時間順序來安排的,剪輯其中最精彩的片斷呈現給讀者。在這些精彩片斷中,穿插著一些敘述,作為對主要情節必要的補充。這個故事又不是一路講下來的,中間又穿插著作者對自己家庭生活,殖民地生活的敘述,甚至還有多年以後的敘述,當然,多年以後的事情也與情人或她與情人的關係有關,總之,受這個主要故事的影響。這種安排使文章更加緊湊,似乎只是發生在作者16歲半到18歲之間的事情——事實上也是如此。但實際上作品的容量很大,時間跨度也很大,一直延續到作者70歲。中間很多情節和敘述,都經過了作者多年的積澱。作者的家庭生活和殖民地生活的大篇幅加入,並不是無關緊要的,這都是故事發生的背景。如果不是出生在那樣一個貧窮的家庭,我是不會出頭露面的,更不會為了錢而和中國情人來往。也許我最後也愛上了中國情人,但事情的開始不是為了愛情。殖民地上流社會和下層人民的生活對照,可以作為故事的背景音樂,也可以體現出作者對人生的觀照。每個人的生活都不是完美的,都充滿絕望。殖民地有很多風流韻事,作者單寫了一個貴夫人,她的為了她而絕望自殺的情人。迷亂絕望的生存背景,配上一段絕望的愛情,增加了作品的深度和力度。作者冷靜地寫這些事情,主鏇律和背景都是美麗的絕望的令人唏噓不已的。這就使這段愛情不同尋常,成為特定的歷史階段特定的社會背景下的一段愛情。同時使這篇作品沒有落入愛情故事的俗套,賦予它更為廣闊的時代和社會意義。
故事梗概
我的父母受到殖民地政府的欺騙,滿懷希望,遠渡重洋,從法國來到印度支,卻一無所獲,父親客死異鄉,母親在當地的一所法文學校當校長,以此來養活我們兄妹3 人。母親花掉自己的全部集蓄,在高棉的貢布省買了一塊地,但土地管理部門竟無一人告訴她,這塊土地無法耕種,因為它每年都要被海水淹沒六個月,最後破產。 我在西貢國立寄宿學校外面的一所專門為法國人辦的的中學裡讀書。要時常乘坐汽車和渡船往返於學校和家之間。15歲那年,有一天,在從家去西貢學校的一條渡船上,遇到一位比我大12歲的華裔男子,他對我一見鍾情,並主動用他的黑色大轎車送我回學校。這位青年是箇中國人,他住在沙瀝河岸上的一幢藍瓷欄桿的別墅里,他家財萬貫,非常富有。他家是控制著殖民地廣大居民不動產的金融集團。他母親去世了,他從巴黎趕回來,為母親奔喪。他是個獨子,父親獨斷專行而財權在握。 這以後,我們常在城南的一座單間公寓裡私會了,我們在一起談得很融洽。15歲的我就知道享樂,雖然我不知享樂為何物,卻已習慣了男人對我投來的那種貪婪的目光。不久,在這間單身公寓裡,我奉獻了我的童貞,儘管我還是個尚未成熟的孩子。在這以後的一段時間裡,我們不斷地在這間公寓裡幽會。他病狂地愛著我,我卻只希望他像往常把女人帶到他房間裡來那樣去做。對我來說,我是因為他有錢才來的,我說我要現在有錢的他。 我需要他的錢為臥病在床的母親治病,我需要他的錢供荒淫無恥的大哥尋歡作樂,我需要他的錢改變這窮困潦倒的家。這位黃皮膚的情人帶著我們全家人,去上高級餐館,去逛夜總會,滿足我們可悲的虛榮和自尊。我生活在一個支離破碎,怪異扭曲的家庭中,純樸、剛強卻被世人欺騙,最終絕望的母親;殘暴醜陋、惡魔般的大哥;倍受屈辱而默默忍受的小哥哥。他們雖然瞧不起我的中國情人,極力反對他,卻無恥地以我的肉體作交易,滿足他們的金錢欲望。我的愛,從做童妓的時候就被人偷走了。在長達一年半的時間裡,我們不斷地幽會,盡情地滿足情感和欲望的需要。但這段感情終究還是一段感傷絕望的愛情。我不能戰勝膚色和民族的偏見,不得不離開印度支那,回巴黎定居。他也掙脫不了幾千年封禮教的羈絆,不得不尊從父母之命,與一位素未謀面的中國姑娘結婚了。許多年過去了,我結婚、生育、離婚並開始寫作,他和他太太來到巴黎並給我打了電話。他說他和從前一樣,還愛著我,他不停止對我的愛,他將愛我,一直到死……
經典語句
我已經老了,有一天,在一處公共場所的大廳里,有一個男人向我走來。他主動介紹自己,他對我說:“我認識你,永遠記得你。那時候,你還很年輕,人人都說你美,現在,我是特為來告訴你,對我來說,我覺得現在你比年輕的時候更美,那時你是年輕女人,與你那時的面貌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面容。”我常常憶起這個只有我自己還能回想起而從未向別人談及的形象。它一直在那裡,在那昔日的寂靜之中,令我讚嘆不止。這是所有形象中最使我愜意、也是我最熟悉、最為之心蕩神馳的一個形象。——杜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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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電影而成就一個作家的事,總是屢見不鮮的。《情人》於杜拉斯就是這樣。杜拉斯從十幾歲開始寫作,但直到她70歲的時候,《情人》的出版,不,是《情人》拍成電影后,她才廣為人知。《情人》出版於一九八四年,當年就榮獲龔古爾文學獎,這使得杜拉斯成為享有世界聲譽的法語作家。一九九一年,法國著名導演讓雅克阿諾成功地把這部名噪一時的自傳體小說搬上銀幕後,又使得杜拉斯成為當今世界幾乎家喻戶曉的女作家之一。也正是《情人》這部電影,才使得中國讀者熟悉她。杜拉斯在寫作《情人》時,已是七十高齡。她18歲離開出生地越南,奔赴巴黎讀書。念的是法學、數學與政治學,但她卻迷戀上了文學,並且走上終生從事職業寫作的道路。《情人》可以說是一部自傳體小說,至少具有濃郁的自傳色彩 。小說以一個年僅十六歲的法國少女,在渡江時與一個中國富家少爺邂逅開始,沿著這條敘述線索,渲染出一幕瘋狂而絕望的愛情悲劇。《情人》的獨特魅力之一是它的語言,她的語言對歷史具有俯瞰式的洞察力,對回憶的積壓表現得富有張力、深邃、沉痛,從而使文章中充滿了悲絕的意味,讀後讓人唏噓不已而又回味無窮。杜拉斯是一位極端唯美的實驗型作家,平庸與通俗為她所不屑,她是那種把風格與先鋒視為至高目標的作家,也是那種善於製造警句的作家。對語言的挑剔使得她的小說具有極強的衝擊力與震撼力。《情人》的魅力之二是它場景唯美的描述。你看《情人》的場景:八十多年前的一個夏天,殖民地時期的越南,發黃的湄公河上漂浮著菜葉雜物,河水湍急,大地傾斜。輪渡上佇立著一個打扮不倫不類的少女,她頭戴一頂男帽,腳穿一雙廉價卻綴滿飾片的鞋子,一隻腳踏在舷欄上,眺望遠方。“他們一次次地激情相擁,除了做愛,還是做愛,什麼都不多想。屋外此起彼伏的吆喝聲伴隨著他們的呻吟;來來往往的人的影子,透過木格子的門和窗投進來……”大膽又不失含蓄的鏡頭處理;最後,那場不同尋常的唯美的離別;那首蕭邦的圓舞曲,小姑娘終於輕輕滑落的淚水…… 《情人》的魅力之三是它的基調的絕望。杜拉斯筆下的愛情是絕望的,靈魂是絕望的,肉體是絕望的……甚至連語言都是絕望的……在《情人》里,湄公河上十六歲的白人小姑娘與中國北方的黃皮膚男人的愛情就是如此。《情人》的最大魅力還在於它的自傳性 ,真實的自傳性。作為“情人”的杜拉斯,以一個白髮蒼蒼的女人,在歲月的風塵染白鬢髮之際,回眸那段塵封已久的異國戀情,依然有力量用極其慘痛的語言表達出人生的悲劇,把愛與恨演繹得如此分明緊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情人》中絕望無助的性愛,無言悲愴的離別,愛到盡頭的孤獨感,使人流涕,令人痴迷。只有杜拉斯才能把把愛情的本質闡述得如此淋漓盡致。人們評價杜拉斯的時候,總是說她懂得欲望,詮釋了愛情。《情人》這本書,是杜拉斯對失去的年華的最後一次吶喊,看了它你也許會對欲望和愛情有一個更深的理解。
杜拉斯小說中的道德心理
從杜拉斯小說[1]中體現出的主體道德心理的總體來看,可以說它代表著一種位於社會主流道德之外的另類 道德,選擇“另類”這個詞,是想表達從文本中歸納出的這樣三種意思: 1.數量少。象杜拉斯這類新生的、道德上的反對派,不具有數量上的優勢,他們在既定的社會規則安排之外去占卜自己的命運,不僅是行動上的,不是被迫的,而是毫不費力地拋除道德的心靈枷鎖,以自主的思考自決地審視內在的欲求,採取自覺的行動。少數是否意味著弱勢?考察這一類現象,答案是否。他們的社會生存,絲毫不涉及社會的平等施與、價值觀保護、權利救濟等,獨立的思考成為他們生命力的堅固基礎。數量的少並不減少他們對現實不合理道德規則的攻擊力量,即使在沉默中攻擊僅止於對峙,但這種泰然自若的對峙對龐大而支絀的對手造成的威脅是必然的。2.社會角色特定。特定的社會角色並不意味著隸屬於同樣的社會階層或社會群體,而是指具有特定的社會認同取向。這種角色特徵是:有思考與感受的能力;在個人價值觀與社會共同道德取向矛盾的時候,堅決地、不需理由地堅持自己的價值評判(如《廣島之戀》、《藍眼睛、黑頭髮》、《情人》);從個人生命欲求的角度發現現實思想規則、行為規則的衝突。深刻的角色特徵成為小說突破文本局限喚起廣泛反應的內在要素。3.映射特定道德環境。《情人》中敘述者“我”與其類同幻象的相互認同,及在其它作品中的不斷認同,構造出社會背景中的道德張力:“這位夫人和這個戴平頂帽的少女都以同樣的差異同當地人劃分開。她們兩個人都是被隔離出來的,孤立的。是兩位孤立失群的后妃。她們的不幸失寵,咎由自取。她們兩人都因自身肉體所富有的本能而身敗名裂。她們的肉體經受所愛的人愛撫,讓他們的口唇吻過,可以為之而死的死也就是那種沒有愛情的情人的神秘不可知的死。問題就在這裡,就在這種希求一死的心緒。”(王道乾譯)異樣的道德意識產生於這樣的道德環境,只要這樣的道德環境還在帶來痛苦,文本中另類的道德便有它存在的意義。從小說中主體與外界的關係中,可以觀察到一系列的道德衝突。道德衝突可以成為主體道德心理的界定。以《情人》為例:1、人與人之間法定關係中的衝突。“他付帳。他算算是多少錢。大家站起來就走了。沒有人說一聲謝謝。我家請客一向不說什麼謝謝,問安,告別,寒暄,是從來不說的,什麼都不說。我的兩個哥哥根本不和他說話。他在我大哥面前已不成其為我的情人。他人雖在,但對我來說,他已經不復存在,什麼也不是了。他成了燒毀了的廢墟。我的意念只有屈從於我的大哥,他把我的情人遠遠丟在一邊了。”道德衝突通過情感成為道德心理的基礎:“吻在身體上,催人淚下。也許有人說那是慰藉。在家裡我是不哭的。那天,在那個房間裡,流淚哭泣竟對過去、對未來都是一種安慰。” 2.社會道德心理中的衝突。《情人》[2]中,敘述者“我”對公認的道德觀念反其道而之,但又充分明白這種道德觀念對“我”、對情人、對愛欲本身的原初性的影響: “……她很注意這裡事物的外部情況,光線,城市的喧囂嘈雜,這個房間正好沉浸在城市之中。他、他在顫抖著。……他在顫抖著。……他……只顧說愛他,瘋了似的愛她,他說話的聲音低低的。……她本來可以回答說她不愛他。她什麼也沒有說。突然之間,她明白了……他並不認識她,永遠不會認識她,他也無法了解這是何等的邪惡。……由於他那方面的無知,她一下明白了:在渡船上,她就已經喜歡他了。他討她喜歡所以事情只好由她決定了。”“即使是愛我,我也希望你象和那些女人習慣做的那樣做起來。”“……我認為他有許多許多女人,我喜歡我有這樣的想法,混在這些女人中間不分彼此……”“我想:他的脾性本是如此,在生活中他就是這樣做的,也是這樣愛的,如此而已。他那一雙手,出色極了,真是內行極了。我真是太幸運了,很明顯,那就好比是一種技藝,他的確有那種技藝,該怎么做,怎么說,他不自知,但行之無誤,十分準確。他把我當作妓女,下流貨,他說我是他的唯一是愛,他當然應該那么說,就讓他那么說吧。他怎么說,就讓他照他所說的去做,去尋求,去找,去拿,去取,很好,都好,沒有多餘的渣滓,一切渣滓都經過重新包裝,一切都隨著急水湍流裹而去,一切都在欲望的威力下被衝決。……”無以言說、深深掩藏的愛情帶著道德的矛盾降臨了。選擇愛情意味著接受道德上的否定。道德被否定了,但道德自始至終都存在著,滲透到思維深處,甚至成為衡量愛情的標準。否定道德成為真實愛情的前提,深深理解了道德的人在嘗試一種無道德的愛。催人淚下、可為之去死的愛不被家庭接受,不為社會接受,甚至不為自我道德評價接受,杜拉斯在自我與社會道德構架之間橫上一枚利劍,使它們不能共存。 3.自我意識中的衝突。 在毀壞的道德建築里,新的建設不可避免的開始了,作者否定自己,但敘述行為本身在塑造新的自我道德的統一。 “這裡講的是同一個青年時代一些還隱蔽著不曾外露的時期……也許是我原先有意將之深深埋葬不願讓它表露於外的。那時我是在硬要顧及羞恥心的情況下拿起筆來寫作的。寫作對於他們來說仍然是屬於道德範圍內的事。現在,寫作似乎已經成為無所謂的事了……有的時候,我也知道,不把各種事物混為一談,不是去滿足虛榮心,不是隨風倒,寫作就什麼也不是了。我知道,每次不把各種事物混成一團,歸結為唯一的極壞的本質性的東西,那么寫作除了可以是廣告之外,就什麼也不是了。不過,在多數場合下,……我不過是看到所有的領域無不是門戶洞開,不再受到限制,寫作簡直不知到哪裡去躲藏,在什麼地方成形,又在何處被人閱讀,寫作所遇到的這種根本性的舉措失當再也不可能博得人們的尊重……”“……她哭了,因為她想到堤岸的那個男人,因為她一時之間無法斷定她是不是曾經愛過他,是不是用她所未曾見過的愛情去愛他,因為他已經消失於歷史,就象水消失在沙中一樣,因為,只是在現在,此時此刻,從投向大海的樂聲中,她才發現他,找到他。” 思考?回憶? 否定的道德曾經預示了愛情的不可能性,可真切的愛的感覺將預示新的道德的可能性,作者用道德心理將自我與社會聯結起來。拋棄道德的庇護是為了抨擊社會中的虛偽,抗爭一種壓抑人的偽善。 觀照了道德主體與道德環境,接下來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上探討小說中體現的道德心理的意蘊。
1.重新設定道德。 在《情人》、《藍眼睛黑頭髮》、《廣島之戀》中,杜拉斯以非常平靜的語氣講敘道德邊緣地帶人們的生活。矛盾僅僅是矛盾,痛苦僅僅是痛苦,沒有對錯,只有善對人們造成的摧殘,惡卻使人們回歸精神安寧的歷史。人們沒有思考,只有記憶,沒有反抗,只是自然而然地行動,因為不曾思考,所以不曾屈服。傳奇式的戀情沾染著深深的悲劇色彩,卻又那么純潔動人,不帶有任何理性因素,就是那樣一種一旦開始就要不可遏制地進行下去的愛情,快樂而無害,愛是無辜的,卻被社會不容,被道德譴責。權勢、歧變、戰爭,它們設定一套道德凌駕在真情實感之中,有這樣一些無知的人堅持自己的真情實感,它們的真誠意味著對道德的重新設定。從人的需求、人的尊嚴的角度來設定道德,還是從社會、從政府的角度來設定道德,這是產生衝突的癥結所在,這裡可以自然地引出是人具有終極的意義還是道德具有終極的意義的問題。我想,杜拉斯一定是同意前者,並且將悲劇之美賦予那些與主流道德不合的人物,以歷史性的追求來展示對道德的另外一種理解。
2.審視社會以及形成社會的文化。 杜拉斯的小說中,社會作為與個體保持距離的背景,只是一些流淌不已的概念,從不表明自己的獨特之處,外界之物都是歷史地存在,象時間一樣不能區分,不可阻擋。在杜拉斯的散文(如《物質生活》)中,社會背景概念才分化出了商人、政府、官員等,在小說《痛苦》中,背景是戰爭,是戰爭中所有人的群像,個人所受到的忽視、在龐然大物面前顯出的脆弱無助,成為對社會權威的批判。欲望在這樣一種文化中沒有受到限制,而人受到了社會的不公正對待,敘述無所不在的欲望、不置可否的愛情便成了一種內在的反抗。蠻橫無理的道德使無知走向愚昧,是對理性的先在束縛,妨礙正常的思考。在小說中永遠生活著的反叛者讓人想到人類踐踏著自己。人不可能對面具之下的自己視而不見,揭開了道德的面具,將自己放逐到社會價值之外時,還是要繼續生活,永恆的歡樂來臨了,反襯出社會與文化的短暫。小說中同時透射著厚顏無恥與純潔無瑕的光耀,迴避著思維中慣有的理解,卻在它所貫通的深度達到了廣泛的接納。
3.人的解放。 杜拉斯的深刻之處,在於將人從欲望的道德中解放出來,交還給永恆的愛情。使人退卻、驚懼的犯罪感被純潔而自然地打碎,人得以回歸原本屬於自己的歡樂,無拘無束地繼續生命的探求。真正的痛苦不是欲望,而是人類把惡賦予了欲望。杜拉斯寫出了純潔無辜的欲望,它充滿了不曾被人發現的力量和美。在這樣的力量和美之中,人獲得自我、獲得愛情。人的解放就是向善的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