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開背景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將集中力量領導工人運動作為中心任務，在產業工人比較集中的地區和行業組織工會和教育工人。1921年8月中旬，黨在上海成立了公開領導全國職工運動的組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1921年11月20日，隴海鐵路徐州（銅山）站全體機務工人，為反對路局法國資本家的虐待，在隴海路大罷工中率先行動，罷工委員會負責人為姚佐唐。中共北京地委負責人李大釗迅即派北京地委委員、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主任羅章龍領導隴海路大罷工。罷工勝利後，姚佐唐被選為徐州站工會會長，後又當選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委員。1922年1月，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幹事李震瀛到徐州，指導工人運動，發展黨員，籌建黨組織。不久，發展了罷工鬥爭骨幹姚佐唐等人入黨，建立了江蘇最早的基層黨組織——中共隴海路徐州（銅山）站支部，屬中共北京地委領導。與此同時，1921年底，黨在上海建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1922年7月，中共上海地委改組為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領導上海、江蘇、浙江地區黨的工作。上海地委兼區委派出黨員到蘇南地區開展活動，發展黨員。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也在津浦鐵路浦口站開展活動，發展黨員，組織工人大罷工。到1925年，江蘇的各大中城市和部分的縣都建立了黨組織。隨著第一次國共合作和革命運動的深入發展，江蘇地區的黨組織和黨員人數也不斷增加。為了適應這一新的形勢，1925年8月15日，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共上海地方執行委員會改組為中共上海區（亦稱江浙區）執行委員會，工作範圍仍為江浙滬地區。8月21日，江浙區委召開第一次全體成員會議，中央指定尹寬為江浙區委書記，後羅亦農為書記。在江浙區委的領導下，江蘇的革命運動不斷發展，黨的影響也不斷擴大。為了適應新的形勢，制定正確的工作方針和鬥爭策略，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江浙區委決定召開全區第一次代表大會。
1926年11月19日，江浙區委主席團決定於是年12月12日召開全區黨代表大會，後又決定延期至1927年2月中旬召開。規定每50名黨員選一代表，而外埠獨立支部未滿30人者不選代表。192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和江浙區委召開聯席會議，認為江浙滬地區黨員數量有了迅速發展，大會的代表改為每100名黨員推選1人。1927年2月上旬，江浙區委主席團兩次召開會議，研究決定大會的籌備工作，確定了大會的議程和有關事項。
大會議程
1927年2月11日至15日，中國共產黨江浙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郊區的真如召開。11日上午9時，代表大會開幕。出席大會的有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彭述之、楊之華，區委委員羅亦農、趙世炎等10人，各地方代表52人，代表全區（江浙滬）5157名黨員。開幕式由中共江浙區委書記羅亦農主持，大會選舉羅亦農、何松林、張佐臣、華林、趙濟猛為大會主席團成員，通過了大會秘書處及7個委員會成員名單。大會秘書長為韓步先，政治問題委員會主任羅亦農，組織問題委員會主任趙世炎，工人問題委員會主任何松林，農民問題委員會主任羅亦農，學生問題委員會主任餘澤鴻，婦女問題委員會主任劉尊一，提案審查委員會主任謝文錦。
在大會上，彭述之代表中央作《中國目前經濟政治狀況及第三國際擴大會議的新決議》的政治報告，在報告中部分地宣傳了右傾機會主義觀點；羅亦農代表江浙區委作《江浙兩省政治經濟狀況與今後工作進行之方針》的政治報告，趙世炎作《關於黨務工作的報告》，何松林作《關於江浙區職工運動的報告》，羅亦農作《關於農民運動的報告》，餘澤鴻作《關於學生運動的報告》，徐瑋作《關於共青團工作的報告》。大會代表對各項報告進行了討論；並於2月15日一致通過了《關於江浙兩省政治經濟狀況及今後工作進行方針報告的決議案》，以及關於黨務、工運、農運等決議案。大會還選舉羅亦農等13人為出席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正式代表，鄭覆他等13人為候補代表；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共江浙區委員會，委員為趙世炎、羅亦農、何松林、謝文錦、張佐臣、莊文恭、李泊之、鄭覆他、尹寬、王亞璋、趙濟猛、余立亞、江元青、張叔平、張之甫等15人，張永和、禹夫、楊培生、劉尊一、王成偉、李持民、餘澤鴻等7人為候補委員。
2月16日，江浙區委舉行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選舉羅亦農為區委書記，趙世炎分工負責組織，尹寬負責宣傳，何松林負責職工，並由羅、趙、尹、何等4人組成區委主席團。區委還同時決定成立職工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農民運動、濟難、軍事等6個委員會。
會議精神
大會對當時全國和江蘇的政治經濟形勢作了分析，認為“中國目前政治經濟及我黨的策略已到歷史嚴重時期，已可以決定中國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中國的反革命勢力是帝國主義、軍閥、買辦、官僚地主、土豪劣紳。中國革命勢力是工人階級。中國工人階級“比起先進國家來，數量小，但在落後的中國，確是一個最有力量、最有組織、最富於革命性的民眾。”“在農村天然有一個偉大的農民民眾……天然成為最富於革命性的力量。”城市的小資產階級也大半傾向革 命。大會指出：“中國目前的政治問題，即是國民革命問題，亦即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問題。"要求全黨"積極取得革命的領導權，建立無產階級、農民及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專政。”大會要求江浙區加緊發展工農運動及一切民眾運動，鞏固和擴大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和影響，希望江浙區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爭領導權的模範區域。大會對於革命陣營中存在的日益惡化的危險性是有所警覺的，對蔣介石的反動性有所認識。羅亦農在江浙區委的政治報告中指出：“北伐軍一來，江浙兩省必有大反赤局面， 蔣介石太恨共產黨，預備到南京與共產黨算賬，他並反蘇俄。所以蔣一來必聯合左、右派資產階級等一致反赤。”在此關鍵時期，江浙兩省的工農階級特別是上海的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眾的革命責任，即是“廣大的發展本身的組織，提高革命的高潮，制止這一反赤的聯合戰線在江蘇實現。”具體方針是：“努力爭得工農與小資產階級民眾的民主主義獨裁制的政治的實現；在城市加強工人階級與市民階層的聯合，在這一聯合民主政權未能形成之前，黨應不斷地提出政治的與經濟的口號，以提高革命民眾的政治覺悟與鬥爭情緒。”大會還指出應當充分認識農民在革命中的偉大力量，“農民如果沒有廣大的組織，工人階級勢將處於孤立，這是最危險的事情。”
大會通過的《黨務報告決議案》針對當前嚴峻的形勢，提出“要更加提高黨的權威，建立黨在民眾中的指導權”作為首要任務，要大力擴大黨的組織，深入於無產階級、農民民眾及革命的知識分子之中，使黨民眾化，提高民眾對黨的擁護和信賴。努力使黨成為一切民眾運動的核心。
歷史意義
中共江浙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江浙地區黨的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它表明，在面臨黨領導中國革命的進程中第一次危機爆發的前夕，江浙地區的黨組織已經意識到這場危機已不可避免，他們沒有被嚇倒，沒有退縮。大會制訂、布置了一些切實可行的措施，試圖將危機延緩，損失減少。但這場危機——國民黨蔣介石右翼集團的叛變在大會召開的兩個月後便驟然爆發，加之軍事力量對比的極度懸殊，使得這些措施未能得到更多的實施。中共江浙區一大之後，由於鬥爭形勢劇變，不久中央即撤銷中共江浙區委，分別成立中共江蘇省委和中共浙江省委。以後，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江浙區第一次代表大會亦作為中共江蘇省第一次代表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