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上海市專業志系列叢刊之一的《上海計畫志》即將出版。這是上海綜合經濟和計畫管理系統的一件大事。對這部志書的問世，我表示熱烈的祝賀，並向孜孜不倦編修本志書和為本書出版付出辛勤勞動的所有同志表示真誠的敬意。
這部志書是上海有史以來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計畫管理專業志。全書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觀點，記述了上海綜合經濟工作和計畫管理的發展和變化，特別是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上海綜合經濟工作改革的實踐進行了全面概述。這對我們認識上海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對了解綜合經濟和計畫工作的歷史和現狀，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強巨觀經濟管理和調控，推進上海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是十分有益的。
上海是我國近代工業的發祥地，經過一百多年來的滄桑巨變，如今已成為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面向新世紀，上海將逐步確立起國際經濟中心城市的地位。回顧過去，以史為鑑；展望未來，充滿信心。作為從事過綜合經濟和計畫管理工作的一名老兵，我衷心地希望上海綜合經濟和計畫管理系統的幹部職工齊心協力，紮實工作，為上海乃至全國的兩個文明建設作出新的貢獻。
凡例
一、本志遵循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實事求是的原則，全面而有重點地記述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管理工作建立、發展和改革的軌跡，記述上海市巨觀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狀。
二、本志記事，上溯上海解放，部分上溯民國時期，下限截至1995年底，總述和涉及長遠規劃內容的稍作延伸或延伸至2000年。
三、本志體例採用記、志、傳、圖、表、錄等表述方式，志為主體，圖（照片）列卷首，各類數據表隨附有關章節。全書採用篇、章、節、目結構層次，卷首列總述。
四、本志大事記以編年體為主，輔以記事本末體。
五、本志標題格式、文字標點使用、名稱和時間表述、數字書寫、計量名稱、引文注釋、圖表處理及紀年等方面，均參照《上海市專志、區志行文細則（試行）》規定撰寫。
六、本志使用的各種專用名詞，首次出現時用全稱，並括注簡稱，以後書寫時則用簡稱。
七、本志資料來源於上海市檔案館、市計委檔案室和有關委辦、局的檔案資料，引用史料不注出處。
八、本志引用數據，為求歷年可比，以市統計局公布的數字為依據。有關計畫制訂、實施和完成指標章節中的計畫指標和計畫執行結果的數字，則按當年計畫範圍、當年計畫不變價格和計畫計算口徑記述。
總述
上海市地處東經121°29'，北緯31°14'，位於太平洋西岸，亞洲大陸東沿，中國南北海岸中心點，長江和錢塘江入海匯合處。北界長江，東瀕東海，南臨杭州灣，西接江蘇和浙江兩省。是長江三角洲沖積平原的一部分。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2000年，全市土地面積6340.5平方公里，全市總戶數475.73萬戶，總人口（戶籍人口）1321.63萬人，占中國總人口的1%。經過多次行政區劃調整和撤縣建區，上海已形成浦東新區和15個區、3個縣，99個街道辦事處、3408個居民委員會和153個鎮、3個鄉、2771個村民委員會。境內轄有崇明島，面積為1041.21平方公里，是我國第三大島。
解放以前，上海私營經濟占統治地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上是無計畫的。但在城市建設方面，當時的市政府也曾有過規劃構想。民國18年（1929年）設立了市中心區域建設委員會，負責編制《大上海計畫》、《全市分區及交通計畫》和《市中心區域計畫》。民國34年（1945年）成立上海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編制全市城市規劃，具體工作由市工務局負責。但由於種種原因，加上華洋分治，這些規劃構想也未能真正統一實施。
上海解放以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走上了計畫管理的軌道。1995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成立，內設綜合計畫處，行使計畫工作職能。1954年12月，成立上海市計畫委員會（下簡稱市計委），同年，各縣計畫委員會和行業管理部門、大企業的計畫機構也陸續組建（1986年，各區相繼成立了區計畫經濟委員會），初步形成了比較完整的計畫體制。在解放初經濟恢復時期，私有經濟比重很大，為適應這一經濟條件，實行了巨觀控制下的市場調節體制。1953年，在完成恢復國民經濟任務後，鑒於當時上海私有經濟面廣、量大，計畫管理靈活多樣，大計畫、小自由，直接計畫與間接計畫結合，計畫與市場結合，經濟手段與行政手段結合。1956年，資本主義工商業、農業和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一個以行政管理為主要特徵高度集中的計畫經濟體制逐步形成，以後雖經多次變革，但以行政管理為主要特徵、企業無自主經營權的高度集中的體制並未發生本質的改變。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開始改革傳統的計畫管理體制，在計畫管理中引入市場機制，實行計畫經濟和市場調節相結合。1992年中共十四次代表大會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計畫工作和計畫體制發生新的轉折，計畫管理體制加快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計畫管理職能開始轉變，計畫管理工作的重點進一步轉向巨觀調控，加快市場體系建設步伐，加強對企業和市場的引導，促進經濟結構調整。
上海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從1950～2000年，市計委會同各管理部門共編制與實施了5個長期規劃、10個五年計畫、7個專項規劃和各年的年度計畫以及有關專業計畫。
（一）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揭開了上海發展新的歷史篇章。人民政權剛成立時，國民黨遺留下來的國民經濟嚴重惡化。人民政權成立後，就把肅清殘餘敵人和保護人民民主自由、完成接管、恢復生產和支援全國作為當時的三大任務。在經濟工作中首先接管官僚資本的工廠、銀行、貿易和交通運輸等機構和一批重要資產，並把它們迅速改組為國營經濟機構，開始建立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和社會主義國營交通運輸機構、國營貿易系統與金融體系。接管工作完成後，就集中力量轉向克服財政經濟困難，全力恢復國民經濟。1950年5～9月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市財政、稅務、工商、勞動和華東財政經濟委員會等綜合性行政管理機構先後建立。華東財政經濟委員會統一負責上海的經濟恢復工作，其所屬的計畫部，擔負起計畫管理的職能。華東對外貿易管理局於同年10月成立，負責治理華洋進出口商行，建立獨立自主的外貿體系，實行統制貿易和保護貿易，重點是突破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積極開展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在全力恢復國民經濟的同時，開展打擊投機勢力和治理金融、平抑物價的鬥爭。在上海解放後的半年多，經歷了金融市場上打擊金融投機鬥爭，商品市場上打擊糧食、棉紗與煤炭投機鬥爭，以及制止波及全國物價大漲風的4次大鬥爭，打退了資產階級投機勢力的進攻，物價日趨平穩，受投機資本操縱、危害國計民生的市場，開始轉變為在國營經濟領導下，為發展生產，為人民生活服務的市場。新生的人民政權取得市場的領導權，並且在鬥爭中壯大了國營經濟，為工商業和其他生產事業創造了恢復和發展的必要條件。
1950年初，國家實行財經統一，統一全國財政收支，統一全國物資調度，統一全國現金管理。上海從整理稅收、推銷公債、加強國營經濟實力和銀行控制投放入手進行貫徹。財政收入全部納入國家預算，實行統收統支。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執行“吸收存款，建立金庫，靈活調度”的任務，陸續建立貿易、鐵道、電信、燃料等金庫，規定各地公營單位把當天全部銷售所得現金解繳入庫。同時，銀行在資金上支持國營貿易擴大加工訂貨和收購。1951年7月，上海市財政經濟委員會成立後，加強對全市財經工作的統一領導和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並著手編制第一個五年計畫。在經濟恢復時期，上海堅決執行中央統一財經、穩定金融物價、調整工商業等重大經濟政策，巨觀上控制“二白一黑”（米、棉和煤炭），對大量私營企業實行市場調節，讓私營企業自行安排生產、自行定價、自行銷售。同時，發揮國營經濟對私營經濟的領導作用。1952年實現了經濟恢復和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全市工農業總產值達到70.03億元，比1949年增長91.6%，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確立，全市財政收入從1949年的0.34億元猛增到19.3億元，占當年全國財政收入的10.5%，解放前遺留下來的嚴重失業問題基本得到解決。為上海從1953年開始的國民經濟有計畫發展作好準備，打下基礎。
（二）
隨著上海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1953年起進入大規模有計畫經濟建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及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畫。當時，經濟計畫工作，基本上是屬於計畫管理制度的創立階段，是市場調節向計畫調節轉化的時期。計畫管理工作主要是確定計畫工作的方針和基本任務，制定計畫的方法制度，建立計畫機構。1953～1955年市統計局、市計畫委員會、市物資供應局成立，統一管理全市的統計、計畫和物資工作。“一五”實施初期，抗美援朝戰爭尚未結束，國際形勢比較緊張，鑒於上海地處國防前線以及國家要調整沿海和內地的工業布局，因此國家明確上海不作為“一五”期間的重點建設地區，上海執行了“維持、利用、積極改造”的方針。1955年初，由於美國和台灣國民黨當局製造戰爭威脅，國防前線局勢一度緊張，上海又提出“緊縮人口和加強戰備”的方針，動員大批市區人口回鄉生產和支援內地建設，同時，壓縮基本建設投資，對工業生產積極發展打算比較少，維持方面考慮比較多。國家156個重點項目沒有一個安排在上海。1956年7月，按照毛澤東《論十大關係》報告關於“好好地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的精神，在1956年7～8月間，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會和上海市第一屆四次人代會上，確定“充分利用、合理髮展”的工業發展方針，中共上海市委明確指出，“一五”時期上海要積極進行改造、改革，充分發揮上海工業基地的作用，支援全國重點建設，力爭出產品、出資金、出技術、出人才。並明確“上海地方工業不再消極地內遷”。這一改變促進上海“一五”的提前完成，對以後的工業乃至整個經濟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一五”時期，尤其是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前，由於私營和個體經濟比重大，經濟管理工作在轉向計畫管理和計畫調節軌道的同時，比較注重市場的作用，“大計畫、小自由”，經濟管理靈活多樣，經濟辦法、契約管理運用得比較好。計畫工作也注意從實際出發，直接計畫與間接計畫結合，以間接計畫為主，1955年，工業間接計畫產值仍占工業總產值的70%左右；對國計民生影響大的商品，實行計畫收購和計畫供應，對大量消費品、農副產品，通過市場進行交換，按市場變化自行安排生產；物價管理開始集中，主要工業品價格由國家集中管理，但允許私營零售商經營的手工業品以及農副產品隨行就市。金融和財稅運用“區別對待、繁簡不同”的信貸、利率、稅收政策，支持工業化建設和“三大改造”，從而促進經濟發展和效益提高。1957年，全市國內生產總值達到69.6億元，比1952年增長90.8%，工業總產值增長136%，地方工業企業每百元產值占用的流動資金由1952年的19.08元下降到1957年的11.76元，每百元社會資金創造的國民生產總值“一五”為104元，達到歷史最好水平。上海還從人力、物力、財力上支援全國經濟建設。五年內，上海為鞍鋼協作生產78種裝備；為長春第一汽車廠生產43種裝備；為佛子嶺、梅山、官廳水庫等10餘處水利工程，提供40套閘門和100多台啟閉機等；調往各地的工業品202.7億元。
1956年對生產資料私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後，由於過急過快提高公有化程度，所有制趨向單一，一個以行政管理為主的高度集中的計畫經濟體制開始形成，國家對經濟運行是以統為主，企業生產按國家計畫安排，產品由商業統一收購調撥，物資由國家統一分配，產品價格由國家統一制訂，投資由國家統一安排，外貿由國家統進統出，財政由國家統收統支，企業利潤和固定資產折舊基金全部上繳。在中央和地方計畫許可權劃分上，總體上以中央集權為主，地方的計畫許可權很小。全國的計畫管理體制基本上實行的是“統一計畫、分級管理”的模式，但各個時期變革也不少。計畫經濟體制在中央和地方許可權時收時放中日趨強化。
（三）
1958年起開始實施第二個五年計畫，全國掀起“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在“大躍進”形勢下，計畫指標不斷修訂，節節提高，1958～1960年編制的生產計畫指標，有相當部分是不切實際的要求，超常規的高速度增長，在“二五”實施過程中，各年度的計畫在“大躍進”的形勢下，不斷進行修訂和重編，使原來制訂的“二五”同實際情況發生較大的脫節。1957年11月，提出上海“二五”工業總產值為176.3億元，年均增長10%，1958年初修訂為370億元，年均增長26.6%，到8月份又進一步修訂為855億元，年均增長49.6%；1957年確定“二五”鋼產量為84萬噸，比1957年增長70%，1958年初修訂為220萬噸，到8月份又進一步修訂為300萬噸。1958～1960年的“大躍進”運動，使國民經濟遭到重大挫折，生產大起大落，國民經濟比例失調，交通運輸緊張，商品供應不足。但從整個“二五”時期看，上海由於發揚自力更生和社會主義大協作精神，開展民眾性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經濟和社會發展在曲折中仍取得重大進展，上海開始演變為以重化工業為中心的階段，新建、擴建和改建了25個冶金骨幹企業、20多個機械骨幹企業和一批化學、電子儀表骨幹企業，長時期內對上海的工業發展起著重要作用。汽車工業和半導體工業、國防尖端工業開始起步，並建設起新的衛星城鎮和工農業基地，在支援國家建設方面發揮工業基地的作用。
在“大躍進”期間，計畫體制有較大變動，按“統一計畫、分級管理”原則，實行在中央集中領導下的以地區綜合平衡為基礎的專業部和地區相結合的雙軌計畫體制，實行指令性和指導性兩類計畫指標，必成數和期成數兩本帳。允許地方在完成國家計畫任務的條件下，對本地區的經濟指標可進行調整和安排，搞第二本帳。上海在編制1958年計畫時，採用三本帳：第一本帳為全國必成計畫；第二本帳為全國期成計畫；第三本帳為地方期成計畫。地方的計畫許可權相應擴大。中央各部在滬直屬企業一度大部分下放給地方管理，國家統配物資也由532種減少到132種。市場物價管理許可權也下放地方，商業、銀行、勞動、教育和財稅等管理權也向地方下放，由於下放過急過快，一度帶來某些混亂，不久，中央配合調整任務對體制又進行了變革，主要強調集中統一，中央又逐步收回原來下放給地方的權力，實行“條塊結合、條條為主”的計畫管理體制。
由於“大躍進”對國民經濟比例關係的破壞，再加上自然災害的影響，經濟發生嚴重困難。1961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以調整為中心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上海從1961～1965年，安排國民經濟計畫以調整為中心，縮短重工業戰線，加強農業和輕紡工業，降低過高的工業發展速度，並結合進行工業改組。同時，進一步貫徹中共上海市委提出的上海工業生產和科學研究要有計畫、有重點地向高級、精密、尖端方向發展，積極趕上國際先進水平，進一步支援全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過調整，“大躍進”所造成的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得到調整，經濟迅速恢復。到1965年，工業生產全面上升，國民經濟在全面好轉的基礎上開始發展新興工業，趕超國際先進水平，並取得重大成果，上海初步建立起一批新興工業，生產出一批高級、精密、尖端產品，一個綜合性的工業基地形成。這一時期，上海還根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決定，擔負起建設戰略後方的任務和出口援外任務。
1966年5月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上海的計畫工作受到了嚴重干擾和破壞。計畫、統計、物價、財稅、勞動、工商管理、計量標準化等綜合性機構被嚴重削弱，市計畫委員會被撤銷，銀行作用被否定。在“一月風暴”奪權的形勢下，市計委實際上停止了工作。1967年原定的年度計畫構想也無法執行，1968年就沒有正式編制計畫，第四、第五個五年計畫也沒有正式下達。1969年以後，中央採取一些加強計畫工作和擴大地方許可權的措施，1970年中央重新確定“由下而上、上下結合、以塊為主、條塊結合”的計畫體制，計畫管理許可權下放，但以行政管理為主、高度集權、忽視市場、企業無權的體制並未改變。在“文化大革命”的衝擊下，國民經濟正常進程被打亂，損失嚴重，經濟效益下滑，1974～1976年，連續3年沒有完成國家下達的財政收入指標，對內對外開放度進一步縮小，內外貿易萎縮，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但由於廣大勞動者的努力，工農業生產在動亂中仍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期間，先後建設起梅山、大屯、萊蕪等原材料和燃料基地，石油化工、儀表電子等新興工業也得到發展。
（四）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上海的計畫工作和經濟工作發生重大轉折。頭二年屬於恢復性質，1977年底，經濟出現穩定上升勢頭。1977年、1978年，市計畫委員會、市勞動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統計局、市物價局相繼恢復或重建，加強綜合經濟主管部門的工作。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後，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
城市改革，從擴大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改革分配關係入手，先後實行企業利潤留成和利改稅，實行經營承包責任制，調整國家與企業的經濟權益。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後，根據《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圍繞增強國有企業活力為中心進一步簡政放權，進行一定程度的配套改革，促使企業向獨立的商品生產和經營者過渡。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後，改革進入全面深化的關鍵階段，企業改革轉向以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為重點，主要按照政企分開、兩權分離的原則，實行多種形式的經營承包責任制，加大企業內部經營機制改革。90年代，特別是“九五”期間，以發展生產要素市場為突破口，加快推進經濟體制的配套改革。1992年7月，國務院頒布《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規定國有工業企業享受14項經營權，進一步促進上海國有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的工作。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以後，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的企業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1994年，上海按照中央提出的“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原則，開始對國有大中型企業實行規範的公司制改革。1998年，全市已有股份有限公司305家、有限責任公司3.6萬家、股份合作制企業1.3萬家。經過多年努力，上海已基本實現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基本框架的階段性目標：企業優勝劣汰機制、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機制、職工能進能出的就業機制、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機制和經營者擇優錄用的競爭上崗機制等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格局初步奠定。
市郊農村，在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基礎上，1984年起開始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的試點。1987年開始，打破公社管理體制，建立起鄉鎮和村經濟聯合體，發展各類專業戶。大力推行公司加農戶、產加銷、貿工農一體化等形式多樣的農業生產組織形式，並注重加強多種形式的服務體系建設。逐步建成以縣（區）為中心，鎮為樞紐，村為基礎，戶為對象的農業技術服務網路。農村產權制度的改革，提高了農村資源配置效率。進入90年代，上海農村加快鄉鎮企業股份合作制改革，大力發展農村非公有制經濟。農村城市化的進程也加快了。
計畫體制，由行政指令性計畫為主轉變為以指導性計畫為主，改變政企不分、條塊分割、國家管得過死、忽視價值規律和市場作用的狀況，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計畫工作由原來對經濟活動主體的直接行政干預轉變為間接調控。進入90年代，市計委的職能轉變為出大主意、擬大政策、抓大項目、搞大平衡、建大市場和巨觀調控及協調服務。計畫體制改革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下有重大突破。經濟運行的市場化程度明顯提高，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顯現，上海已初步形成一個以地方性市場為基礎、區域性市場為骨幹、國家級市場為龍頭的多功能、多層次、強輻射的現代化的市場體系，社會保障體系更加健全，城鎮職工養老、失業、醫療保險覆蓋率達到98%以上。國家指令性計畫產值不斷下降，1995年就已下降到3%左右，商品市場化程度已達到98%以上。農村實行了幾十年的統派統購制度早在1985年就全部取消。實現以市場引導生產，促進消費。在投資決策上由集權轉為分權，擴大區縣、部門的投資決策權，市計委抓重大項目，放一般項目，集中財力確保上海重大建設項目。投資主體多元化，國有經濟獨唱投資主體的局面被打破，形成國有集體、私人、外資等多種經濟類型共同投資的多元化格局。
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格局的形成，巨觀調控和綜合部門的協調配合得到加強。1984年起，市計委、市財政局、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市物資局、市勞動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物價局、市社會保障局、市審計局等綜合部門之間的協調配合進一步加強。市政府進一步明責放權，按照市區“兩級政府，三級管理”，郊縣“三級政府，三級管理”的思路，制訂新的城市發展規劃和政策，進一步向區、縣下放經濟管理和投資審批許可權，極大地調動了區縣發展社會經濟的積極性。
（五）
在體制改革深入發展的同時，對內對外開放全面推進，浦東開發開放全面擴展，中心城市功能得到重塑和加強。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上海由過去的封閉、半封閉經濟逐步向積極參與國際交往和合作的開放式、外向型經濟轉變。1985年2月，國務院批准《上海經濟發展戰略匯報提綱》，確定上海的發展要走改造振興的新路子，力爭到二十世紀末把上海建成開放型、多功能、產業結構合理、科學技術先進具有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城市。與此相適應，又制訂上海城市總體規劃，明確提出“上海是我國的經濟中心之一，是重要的國際港口”，並提出浦東地區的開發和新市區的建設。上海的改造與振興進入了新的歷史轉折時期。1988年2月，國務院又原則批准《關於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加快上海經濟向外向型轉變的報告》。對外開放步伐加快。特別是進入90年代，上海充分發揮浦東開發開放的龍頭作用，全方位、多層次的對外開放格局逐步向縱深方向發展。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中共十四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以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為龍頭，進一步開放長江沿岸城市，儘快把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帶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地區經濟的新飛躍”。1990年4月18日，國務院總理李鵬代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向國內外宣布同意上海加快浦東地區的開發開放，在浦東實行經濟開發區和某些經濟特區的政策。同年5月30日，浦東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正式對外辦公，浦東的開發開放工作全面展開。
1991年、1992年，鄧小平提出“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上海要後來居上”，根據這一重大戰略決策，上海修訂了《十年規劃和“八五”計畫綱要》，提出用20年時間把上海建成“三個中心”之一，在市十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上海“九五”計畫與2010年遠景目標》中明確到2010年，為把上海建成“三個中心”之一奠定基礎，初步確立上海國際經濟中心城市的地位。1992年春，鄧小平在視察南方同上海市負責人談話時，發出“一年變個樣、三年大變樣”的號召，上海從1992年起，對“八五”綱要作了相應修訂。1992～1994年開始實現第一個大變樣的三年。1995～1997年又開始新一輪大變樣的三年，這是大提高的三年。上海的改革開放更趨向縱深方向發展，對外開放不斷深化。對外貿易在“大外貿、大口岸、大集團、大市場”的發展方針指引下，初步形成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多元化經營主體、多樣化貿易方式、全球化外貿市場的發展新格局。到2000年，全市有各類外貿企業668家，“三資”企業1萬多家，已與207個國家和地區建立貿易關係。上海口岸進出口商品總額已達到1093.11億美元。到1999年末，上海累計批准外商直接投資項目20456項，吸收外資契約390.34億美元。對外經濟技術合作發展迅速。在對外開放的同時，對內也擴大開放，按照“學各地之長，創上海之新”的要求，同全國各省市積極探索優勢互補，互利互惠，聯動發展，共同繁榮的新路，橫向經濟聯合打破所有制、部門和地區的界限，全面開展多形式、多渠道、多層次、多領域的對內經濟聯合與合作。到2000年，外省市在滬企業達到1.5萬家，註冊資金總額602億元。上海在全國各地投資企業達4200家，上海方投資超過180億元。2000年上海與西部省市簽訂經濟技術合作項目529個，總金額402億元。對內對外全方位雙向開放，促進了上海經濟循環從主要依靠國內市場和國內資源轉向依靠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上海進入與國際市場接軌的全方位開放的新階段，邁上國際化新台階。
浦東開發開放全面擴展，領先帶動作用持續顯現。“九五”期間，浦東開發邁入形態開發和功能開發並舉的新階段。外向型、多功能、現代化新城區形象已初具輪廓。四個重點開發小區開發面積達到35平方公里，陸家嘴金融貿易區、外高橋保稅區、金橋出口加工區、張江高科技園區的功能開發已取得明顯成效，開始出形象、出功能、出效益。2000年浦東新區實現增加值920.63億元，占全市比重20.2%，進出口商品總額254.86億美元，占全市比重23.3%，全區已有16家國家級、市級研發機構和70多家創新企業落戶，創業創新氛圍逐步形成。浦東新區已成為吸引國際資本的熱土。
（六）
社會的大變革，帶來社會的大進步，經濟的大發展。尤其是進入90年代，在鄧小平發表南方重要談話以來，上海抓住浦東開發開放的契機，使中共十四大確定的上海建設“一個龍頭、三個中心”的國家戰略得到實質性推進，整個城市發生了歷史性變化。這一時期上海的計畫管理工作，具有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特點，在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的安排上，以推進上海建設“一個龍頭、三個中心”的國家戰略為重要指導思想和戰略目標；堅持“三、二、一”產業發展方針，大力推進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和生產力布局結構整體性調整；堅持實施科教興市戰略，促進經濟建設儘快轉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積極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進一步改善城市生態環境，實現經濟、社會、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
“九五”期間，是上海發展進程中一個重要階段。是把“一個龍頭、三個中心”建設全面推向21世紀的五年。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畫經濟模式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城市性質從工商業的城市轉向經濟中心城市，城市建設從還歷史欠賬轉向建設樞紐功能性設施，經濟運行從相對封閉轉向對內對外全方位開放，經濟發展重心從“調整中發展”轉向“發展中調整”，各項社會事業發展從量的擴大轉向質的提高，城鄉人民生活從溫飽型轉向比較富裕的小康型，人們的活動方式從“單位人”轉向“社會人”。經過全市人民開拓創新、奮力拚搏、勵精圖治，圓滿完成了“九五”確定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體目標和各項任務。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增長，綜合實力顯著增強。“九五”期間，在亞洲金融危機效應擴散和國內出現通貨緊縮趨向下，上海經濟抗波動能力逐步提高，實現了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1.4%，高於改革開放前26年年均8.8%的增長幅度。2000年完成國內生產總值4551.15億元，比1978年增長15.7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2498元上升到2000年的3.46萬元。
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目標如期實現，經濟效益明顯改善。上海工業新高地建設取得重大進展，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和支柱工業推動上海快速發展。2000年高新技術產業完成總產值1427.17億元，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達到20.6%。在金融保險業帶動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18.6%提高到2000年的50.2%，首次超過經濟總量的一半，二、三產業共同推動經濟成長格局得到進一步加強。農村經濟由以單一的農業產業為主轉變為以多元非農業產業為主的發展格局，並正在不斷向都市型現代農業方向轉變。
城市建設日新月異，投資環境顯著改善。1979～1998年20年投入建設資金1122.73億元，相當於改革開放前30年投資總量的43倍。2000年又完成城市基礎設施投資449.90億元。上海先後建成了南浦、楊浦、奉浦、徐浦等大橋，以及內環線高架路、南北高架路、捷運一號線、捷運二號線一期工程、明珠線一期、延安東路隧道、滬寧與滬杭高速公路、延安路高架路、漕閔高架路等一批重大交通工程，初步形成上海浦東浦西貫通，平面立體並舉的交通網路構架。同時相繼完成了外灘、人民廣場、豫園、鐵路上海新客站、徐家匯、南京路、淮海路、四川北路等一批中心城區重要地段和商業街區的改造，使上海城市面貌煥然一新。浦東國際機場、首條黃浦江越江人行隧道、外環線一期工程，東海天然氣轉換、合流污水治理二期工程、信息港主體工程等一批重大建設項目已正常投入運行或正在不斷完善之中，環保綠化等生態環境建設長足邁進。
城鄉人民收入不斷增加，生活質量明顯提高。2000年，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1718.01元，比1978年增長超過18.5倍。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餘額達到2524.05億元，比1978年底淨增2505.87億元，上海居民的生活水平提前進入了小康階段，並正向著富裕這個更高目標層次邁進。居民消費結構，恩格爾係數從1980年的56%下降到1999年的45%。市區人均居住面積由1978年的4.5平方米，提高到2000年的11.8平方米。市區人均公共綠地面積從1978年的0.47平方米提高到2000年的4.6平方米。精神文化生活更加豐富，社會文化教育衛生、體育事業蓬勃發展。健康保障水平大大提高，平均期望壽命不斷延長。創建文明社區不斷推進，市民素質和城市文明程度有很大提高。
上海解放以來，在曲折的實踐中不斷鞏固和發展，上海已是中國重要的經濟中心城市，交通樞紐和對外貿易口岸，也是中國科學技術、文化教育事業的重要基地之一。2000年，上海人口占全國1%、從業人員占全國1.2%、上地面積只占全國0.1%，國內生產總值占全國的5.1%，港口貨物吞吐量占全國的15.9%，口岸進出口商品總額占全國的23%，口岸出口商品總額占全國的24.7%，財政收入占全國的13.1%，高等院校在校學生數占全國的4.1%，圖書出版量占全國4%，醫生占全國2.4%。為全國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半個世紀所取得的歷史性進步，是歷屆市委、市政府領導全市人民長期艱辛探索和奮鬥的結果，特別是90年代以來，上海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在鄧小平理論指引下，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改革開放思路，摸索出具有中國特色、時代特徵和上海特點的走社會主義特大型中心城市的發展道路。
自2000年5月起，市計委同全市各部門和各區縣著手編制和修訂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畫綱要（2001～2005年）。這是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後的第一個五年計畫，也是開始實施國家第三步戰略部署籌劃21世紀發展的第一個五年計畫。第十個五年計畫綱要已經2001年2月12日上海市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批准。“十五”時期是上海加快建設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之一的新時期，也是確立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地位、全面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力的新階段。
實現“十五”總目標，要牢牢把握髮展這一主題，大力推進體制創新和科技創新，全面實施科教興市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在注重提高經濟成長質量和效益的前提下，繼續保持較快發展速度；加快產業結構的升級最佳化，全面提升上海經濟實力；進一步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加強環境保護，提高人民生活質量；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全面提高市民綜合素質和城市文明程度；努力維護公共安全，確保社會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