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序 凡例
總述 大事記
第一篇出版機構
第二篇圖書
第三篇期刊
第四篇編輯業務
第五篇書刊印刷
第六篇書刊發行
第七篇教育和科研
第八篇管理
第九篇黨政群團
第十章人物
第十一篇專記
第十二篇補記
附錄
著作權頁
概述
古代上海地區雕版書，大體有官刻、家刻和坊刻三類。
官刻有宋代慶元六年(1200年)華亭的縣學，明代嘉定的縣署，清代上海道署、上海榷署、金山縣署等，均曾刻書。清康熙兩次檄州縣修志後，上海各縣先後建立地方志局，編纂和出版本縣縣誌。有的縣還刊行了鎮裡志，有嘉定的南翔鎮志、馬陸里志、真如里志、安亭志等。
家刻頗多，幾乎各縣皆有。家刻主人多為高官、學者文人或藏書家，刊行古籍、先人或本人的詩文集，在外地刊行或雇刻工在家中刻書。南宋有松江的錢希武。元代有華亭洙涇法忍寺的船子和尚。明代有上海的郁文博，陸深、陸楫父子，顧定芳、顧從禮父子；華亭張之象的綺蘭堂，何良俊、何良博兄弟的香嚴精舍，以及陳子龍的平露堂、王圻、陳繼儒；嘉定的徐學謨、馬元調。上海的徐光啟著譯甚豐，刻書也多，但多在北京等地刊行。清代有青浦王昶、嘉定錢大昕，都是大學者，著述宏富，刻書亦多在外地。南匯吳省蘭的聽彝堂，金山錢熙輔邀張文虎、顧觀光、李長齡、錢熙鹹輯印《守山閣叢書》，松江沈恕的古倪園，上海郁松年的宜稼堂、徐渭仁等都聞名於世。其中尤以明代松江的平露堂、清代上海的宜稼堂和金山的守山閣為最。
坊刻，明中葉上海大東門外有黃文正書店，不過規模較小，出書不多，1926年(民國15年)仍然存在。明萬曆年間蘇州的掃葉山房清末設分店於上海，後總店遷來上海，成為近代很有影響的書坊之一。
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上海正式開埠。12月23日，英國傳教士麥都思來上海創辦墨海書館。以後，1860年(鹹豐十年)，美華書館遷來上海；1864年(同治三年)，土山灣印書館創立;1876年(光緒二年)，英國人美查的點石齋石印局開業；接著，日本商人也來上海創辦了修文書局和樂善堂書局。這批外國人辦的出版機構帶來了新的印刷設備、新的技術和新的生產方式，出版各種圖書期刊，也帶來了西方文化。這些外國人辦的出版機構標誌著中國出版現代化的開始，刺激了上海出版業的發展。
1862～1908年，上海出現80多家新書店。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上海成立了以出版雕版書、石印書、翻印古書為主的書坊同業組織上海書業公所，同年又建立了以出版新書為主的書店同業組織上海書業商會，形成了上海的出版界。1940年，改組為上海書業同業工會。
在此期間，上海棋盤街(今河南中路)逐漸成了書店林立的文化街。自此，凡大書局必於此設立營業視窗，書店越開越多，後來延伸到了福州路。人們稱之為“福州路文化街”。
這個時期影響最大的出版機構是：江南製造局翻譯館(雕版書為主)、申報館(鉛印書)、點石齋石印局(石印書)、廣學會(鉛印書)和商務印書館(鉛印書)。
其時商務印書館的崛起，尤為世人矚目。該館經過中日合資，不斷引進技術，到1932年前後，擁有職工4500人，全國各地分館有85處，成為中國最大的文化出版企業。
辛亥以後，中華書局、亞東圖書館、世界書局、大東書局等書局陸續開業。自此，中國出版業十之八九集中在上海。石印、鉛印逐步代替雕版。私營出版業在數量上、影響上遠遠超過早期的教會書館和官辦的出版機構。
五四以後，20年代到30年代，上海的新書店層出不窮，新期刊如雨後春筍。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先後創立了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無產階級書店、華興書局等革命的出版機構，出版馬克思主義和革命書刊，傳播革命的種子。一些知識分子創立了崑崙書店、大江書鋪、光華書店、北新書局、創造社出版部、春野書店、開明書店、現代書局、南強書局、良友圖書印刷公司、湖風書店、新月書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中小型出版業，出版了許多有價值的社會科學和新文學的書刊。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國民黨在上海等地立即建立一批官方出版機構。
1932年，鄒韜奮創辦了新型的生活書店，幾年後，黃洛峰、徐雪寒等又建立了讀書生活社和新知書店，三家書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廣大作者，十多年間，創辦《生活》周刊等近30種期刊，出版各類圖書1000多種。抗日戰爭時期，更得到蓬勃的發展，僅生活書店一家在全國各地就設立了55家分店，形成了全國的發行網，成為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一個革命文化堡壘。上海“孤島”時期，胡愈之等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條件，創立復社，一個月內翻譯出版了斯諾的《西行漫記》，介紹中共領導下的陝甘寧邊區，風行一時。接著，在毫無資金的條件下，四個月內出版了600萬字的《魯迅全集》，創造了奇蹟。於是，讀書生活社也如法炮製，用三個月時間在上海首次出版馬克思《資本論》的全譯本，發行全國。上海淪陷後，姜椿芳與蘇商合作，創立了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進步的書刊。抗戰勝利後，原來上海出版社陸續遷回上海，重整旗鼓。生活書店等進步書店以一二三線的巧妙部署，堅持革命的出版工作，直到國民黨政權垮台前夕。這時，抗戰期間在內地創立的海燕書店、群益出版社、大孚出版社、文光書店等也遷來上海；新辦的上海出版公司、晨光出版公司等先後開業，上海出版界又呈現短暫的活躍局面。
上海解放前夕，出版機構有250家左右，其中資本在500萬元的一家(商務印書館)；400萬元的一家(中華書局)；30萬元以上的4家(世界、大東、開明、正中)；10萬元以上的4家(北新、現代、華通、兒童)；2萬元以上的16家(廣益、群益、錦章、有正、中原、校經山房、大眾、新中國、會文堂新記、太平洋、佛學、中央、生活、鑄記、南強、法學)，其餘都是萬元以下的小書店。大書店多附設有發行部和印刷廠，中小書店除出書外兼營發行。
民國年間，全國出版了各類圖書10多萬種，其中十分之七八是由上海出版業完成的。上海出版業對中國文化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解放後，上海的出版事業進入了全新的階段。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出版機構17家，軍管2家。軍管的世界書局和大東書局，資產清理後，對官僚資本加以沒收，商股則發還本人。對所有從業人員都作了妥善安置。
1951年1月，根據國家關於出版分工專業化的決定，原來集出版、印刷、發行於一體的華東新華書店分成3個單位：即華東(上海)人民出版社、華東印刷管理處和新華書店總分店。與此同時，共青團華東團委建立華東青年出版社，市總工會建立勞動出版社。1952年，又建立華東人民美術出版社，1956年，建立上海衛生出版社，教育圖片出版社。1958年，建立中華辭海編輯所、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後改組為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在對私改造過程中，上海先後成立公私合營的上海聯合出版社、少年兒童出版社、新文藝出版社(後改組為上海文藝出版社)、新知識出版社(後改組為上海教育出版社)，新美術出版社、畫片出版社、朵雲軒(上海書畫出版社)、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解放初期，上海私營書店有205家左右。1952年前後，盲目發展到391家，其中除少數書店，如平明出版社外，大多機構不健全，編輯力量薄弱，資金短缺，不具備必要的條件。“三反”“五反”運動後，1952年政府開始對私營書店整頓，開展營業許可證的登記註冊工作。1953年底，從321家減到252家。政府組織業主學習黨和國家的政策，要求他們出好書，不要出壞書；推動他們在自願原則下組織聯營。有74家書店組成通聯書店(後共有93家參加)，三民圖書公司等8家組成童聯書店；37家組成連聯書店；14家地圖出版社組成上海地圖聯合出版社；5家文藝書店組成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等。有些具備條件的，在自願的原則下，實行公私合營。開明書店、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龍門聯合書局、上海地圖聯合出版社等先後遷京，分別實行公私合營。上海先後成立了9家公私合營的出版社。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大部分編輯出版專業人員參加國營或公私合營出版社工作。發行人員參加新華書店或上海圖書公司工作。
隨著經濟建設的展開，人民民眾學習政治、學習文化、學習業務的熱情高漲，上海出版業有了充分發展的有利條件。1950年，全市出書5388種，占全國的44%；印數9.9萬冊，占全國的30%。1951年，出書猛增到10246種，占全國的33%；印數達2億4千萬冊(張)，占全國的35%。1956年，上海出版業調整為14家專業出版社，面向全國。職工有1540人，其中編輯人員783人。由於上海的編輯、出版、管理人才眾多，著譯力量雄厚，印刷力量和發行力量較強，所以上海仍然是中國重要的出版基地。
十七年間，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上海各出版社在制訂選題計畫、關於編審職責、關於作者工作、關於編輯加工、實行新的稿酬制度、關於讀者工作等方面，建立了一系列保障圖書質量的規章制度，逐步形成精益求精的嚴謹作風，和著譯者有良好的關係，在全國統一規劃下有計畫有系統地出書，出了不少好書，在國內外享有盛譽。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各出版社的工作基本停頓。1972年，市出版局被撤銷，10家出版社強行並為一個大社，也稱“上海人民出版社”。除了大量趕印《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和毛澤東像以外，還出版一些中央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的文章彙編。
1978年1月，中共上海市委決定，上海出版系統恢復原來編制，撤銷大社，重建上海市出版局以及10個專業出版社。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上海出版工作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進入改革開放和繁榮的新時期。除原有的10家出版社以外，上海新成立譯文出版社等10多家出版社，還建立了10家大學出版社。其中有為作者自費出書服務的學林出版社，還有接受上海非出版單位的委託出版各單位研究成果的百家出版社。到1996年底，上海有出版單位36家。出版社的經濟實力有了壯大，年產值超過億元以上的出版社有10家。80年代，各出版社開始自辦發行。90年代，上海文藝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等陸續安裝電腦，實行電子管理，電子排版。上海古籍出版社還辦了印刷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