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上學記口述歷史是近年來的一個熱點，薄薄的一冊《上學記》更是2006年讀書界的一個亮點。超然與淡定讓年逾八十的何先生獲得了一種“隨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這份自由讓幾乎見證了整箇中國二十世紀歷史的他在追憶過去的時候，充分地保持了一個歷史學家的本真與哲學家的睿智。可以說，《上學記》是上個世紀前半葉中國歷史的一頁剪影，可其中又纏繞著口述者對後半葉歷史的深切反思。其中個別的記憶或有偏差，但是並不影響何先生對於過去那個時代整體精神的準確理解和表達。追求自由卻拒絕虛無，捍衛真實卻並不偏執，追憶過去並不造神和美化，反思現實又烙印著歷史的啟示，何先生的為人、為學都令人敬佩。
編輯推薦
——中華讀書報
作者簡介
何兆武，1921年生，原籍湖南嶽陽，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先後就讀於土木、歷史、中文、外文四系。1956年至1986年，任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員，1986年後，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譯有盧梭《社會契約論》、帕斯卡爾《思想錄》、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羅素《西方哲學史》等
內容簡介
上學記社會沒有標準教科書，考試沒有“標準答案”，各個老師教的不一樣，各個學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我覺得這有一個最大的好處：教師可以在課堂上充分發揮自己的見解，對於學生來講，至少比死盯著一個角度要好得多。“轉益多師是吾師”，學術上獨尊一家，其會的都一棍子打死，那就太簡單化了。人類的文化也是這樣，什麼都絕對化、純粹化總是很危險的。
讀書不一定非要有個目的，而且最好是沒有任何躥的，讀書本身就是目的。讀書本身帶來內心的滿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遊，在別人看來，遊山玩水跑了一天，什麼價值都沒有，但對我來說，過程本身就是最大的價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標準來衡量的。
對我來說，平生讀書最美好的歲月只有兩度，一次是從初二到高一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聯大的七年。
……
1939至1946年，我在西南聯大度過了整整七年，讀過四個系，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生中最愜意、最值得懷念的好時光。
目錄
上學記序 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幸福和自由
第一章 (1921—1939)
我的祖上沒有名人
三民主義的少年兵
“一二·九”見聞
上學記·甲
1.力矯時弊，以古為則?
2.無故亂翻書
3.天籟幻想
返鄉
湖南印象
上學記·乙
1.中央大學附中
2.西方教科書
3.逃離“修道院”
第二章 (1939—1946)
上學記·丙：遷徙的堡壘
1.自由散漫的作風
2.三個大學從來都“聯”得很好
3.自由，學術之生命
4.逃課、湊學分與窗外的聆聽
5.圖書館不是藏珍樓
6.茶館聽吹牛，里根掛二牌
7.兼職做教師
8.戀愛?
9.“天人交感”下的人生觀轉變
幾個難忘的人
1.一包熱情的聞一多
2.民主人士張奚若
3.戰國派雷海宗
4.吳晗印象
5.馮友蘭先生
6.金岳霖先生
7.中國通溫德，白俄噶邦福
8.曾昭掄先生
9.數學系
10.物理系
戰火芬芳
“一二·一”運動
1.“打倒孔祥熙!”
2.一多先生被刺
3.一個人的政治底線
五柳讀書記
憶同窗
1.“科里紅”何佶(呂熒)
2.殷福生(殷海光)印象
3.大才子王浩
4.因言獲罪的陳良璧
5.老友鄭林生
6.高幹子弟?
第三章 (1946—1950)
教書台灣
日日江樓坐翠微
上學記·丁：革大學習
零敲碎打
後記：把名字寫在水上文靖
媒體推薦
上學記簡評
讀完何兆武先生的口述回憶錄《上學記》，感覺非常複雜。何先生是西南聯大的學生，他回憶自己前半生的經歷，有自己獨立的視角。他對自己生活的時代有負面評價，但對那個時代的總體認識，還是不同於我們一般人對那段歷史的了解。我以為想要了解那個時代的中國歷史和中國知識分子的人，都應該看這本書。因為這是一個知識分子的真實生活體驗。
我過去留意過西南聯大的歷史，也讀過相當一部分當時的歷史文獻，我以為何先生的回憶是真實的，特別是它所體現出的精神是真實的。
——謝泳，《黃河》雜誌副主編，《逝去的年代》《儲安平與》作者
《上學記》最讓我感動的有兩點，一個是人，一個是事。他在書中寫到的人栩栩如生，每個人都很有特色。當然，這包括他自己對一些老師的評價或體會，這可能會引起其他人的不同意見，但這無關緊要。關鍵在於他從作為西南聯大學生的眼光來看老師的視角，這一點非常好。從他寫的這些人物裡面，我們可以看出何先生的追求，也體現了他的道德情操和品格。
寫事情我印象最為深刻的就是西南聯大的章節。在當時極度艱難的環境下，那一代學人後來還取得了那么豐碩的成果？這一點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很不可思議的一件事。這件事如何成為可能，如何發生？
——張立平，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兩種上學記／陳彥
讀何兆武《上學記》時，有兩處印象很深，都是關於何炳棣的：一是歷史系圖書館借書事，“他對學生總是盛氣凌人。我們去借書，總是說：‘這個書不能借。’‘那個書不能借’”；一是留洋出國事，“那時候的學生不像現在這樣都想著要出國，個別的也有，比如何炳棣，從小就一心一意想著怎么出國，現在也成名了。”在何兆武看來，何炳棣不僅為人嚴苛，而且非常功利。但是，在《吳宓日記》中，何炳棣卻被許為有望青年，“其見解頗超俗”。而何炳棣也不負吳宓期許，在學術研究中頗有斬獲，且在《讀史閱世六十年》中回顧一生讀書治學經驗。我不懂歷史，不敢評價這兩位由清華而聯大出身的歷史學家在其專業領域的成績。我感興趣的是由不同評價中體現出來的性情態度與價值選擇，而這些差異是怎樣豐富了西南聯大的精神傳統。
從何兆武對何炳棣頗有惡感的評價，可以看到，何兆武是個很隨性的人，這一點與何炳棣頗為不同，從何兆武青年時代的讀書經歷可以驗證。西南聯大時期，由於自由的學分制度，學生改專業非常方便。於是，何兆武由化學而歷史，由歷史而哲學，再由哲學而西洋文學，何兆武幾度調整讀書方向。再而後，由於母病、由於戰爭，何兆武並未完成他的研究生論文。在不斷調整讀書方向中，雖然有朋友的啟發影響，但是也與何兆武在青年時代的主要關切有關。由於戰爭的爆發，何兆武“希望探索歷史深處的幽微” ，以理解戰爭時代人的命運。但是，何兆武自述，他對意義的尋求遠勝於對歷史細節的關注。哲學的興味一直吸引何兆武，而他最好的朋友王浩正是未來的哲學家。後來由於生病，也由於受到王浩的影響，認識到自己在哲學學習方面沒有自然科學的基礎，研究哲學非自己所長，而作為哲學的近鄰，文學這樣一種意義方式很能滿足何兆武對於意義的渴求。於是，研究生時代，病中的何兆武讀起英國浪漫派，以求得精神上的會通，他對西洋文學的興趣並不在研究。
至於何炳棣，從《讀史閱世六十年》中的自述來看，他是一個理性而極具克制力的人。在剛進清華的時候，短短兩三個月內，何炳棣就作了不少自我分析檢討的工作，質問自己的興趣與能力所在。一旦認定歷史專業，且在歷史學習中獲得極大的滿足感與成就感，該領域就成為何炳棣終身努力耕耘的田地。而在歷史學習中，何炳棣對於自己的閱讀有非常好的規劃，在老師指導下，大學時代的何炳棣即已形成一種研究性閱讀的態勢。在選修陳寅恪“隋唐史”課程時，何炳棣開始著手“唐代皇位繼承”這種看上去非常沒有意義趣味的課程題目。與何兆武隨性的、尋求精神會通的閱讀不同，何炳棣是以一種學術訓練的方式展開他的閱讀的。但是，你不能就此說何炳棣沒有意義關切。何炳棣對於自己的長處與弱點自始即有非常明晰的判斷：我的資質和訓練不宜過早從事思想史的研究，必須長期在經濟、社會、政治、制度、文化諸史知識達到合理最低必需的深廣度以後，才有能力鑽研思想史；否則勢必陷於過空、過迂或過淺，只能看到表面、不能窺探思想流派的深層意識。
我不知道這兩位歷史學研究者在其專業領域各自高下如何不同，這個只能留給今後當代學術史研究的方家去討論。但是，由上述性情差異中我們看到清華大學及西南聯大自由而豐富的知識傳統對於不同個性學生的涵納，這也是兩位性情不同的歷史學者在字裡行間感懷於心的。
兩種“上學記”不僅呈現了豐富自由的知識傳統，我們還可以看到二十世紀三十到四十年代時代語境對青年知識分子的型塑作用。雖然在《上學記》與《讀史閱世六十年》中何兆武與何炳棣談論了在時間與人事上幾乎重合的一段生活，但是如果考慮到代際經驗與潛藏其中的時代語境的變化，我們不能把分歧簡單等同於性情方面的差異。
何炳棣一九三四年考進清華，完成童年時代第一志願，開始一段充實的讀書生活。何兆武則在一九三九年進入西南聯大，初到昆明即被雲南清朗天空撼動，也開始享受豐富又自在的青春時代。但是，一九三四年代與一九三九年代，時代環境在其間有很大變化。雖然一九三四年代前後危機已經顯露，九一八、一二八、何梅協約等事件先後發生，刺激著知識分子的民族情感，北平學校學運開始高漲。但是，三十年代國民經濟還是得到較大發展。特別是對於生活在清華園中的知識分子，戰爭之前的清華園時代是一段物質與精神上都很豐裕的歲月。清華校園中的知識分子大部分對學運持寬容但拒斥的態度，認為“學生還是應當以學業為重”。同樣，對於正在形成社會認同的何炳棣來說，他“還沒有為饑寒，殘酷，絕望，鞭打出過信仰來”。所以，在對待“西安事變”等政治事件的態度上，他與左派學生的分歧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然而，一九三九年代的西南聯大，由於綿延戰局的影響，日常生活受到影響，國民政府無力擴充社會財富，相反腐敗吏治為官員提供了斂財機會。此種情況下，一度由於抗戰而消歇的學運由低潮轉向高潮，並且獲得許多青年知識分子的支持。對於政治，何兆武認為是非常骯髒而黑暗的東西，雖然因為民族情感和社會關切，他和很多學生一樣參加簽名、遊行示威，但是他不參加任何實際的黨派政治活動。即便如此，他的社會認同是和何炳棣相當不一樣的。何兆武說，絕大部分青年知識分子都反對它，“它”指的是抗日戰爭之後的國民政府。一待內戰結束，何兆武就從短暫蟄居的台灣回到北京。而何炳棣則由於在國外學業未完，並未回到國內，但是其中更重要的恐怕還是對新政權的認同問題。何炳棣說，他在學生時代是有自己的政治立場的，對於一九四九年代的新政權他必有疏離感。
在時代轉折的關頭，對於“回來抑或離去”，何兆武與何炳棣都採取了“有目的之行動”。但是何兆武即將在新政權之下遭遇“未預期之後果”，被強行捲入他不愛參加但不能不參加的政治活動。我不知道在自由主義知識傳統中成長起來的何兆武怎樣審視他後半生的選擇與時代，而同樣在這一知識傳統中成長起來的何炳棣則慶幸自己逃脫了政治劫難，他對新政權下一度失控的泛政治化生活的批評與畏懼不言而喻。所以，我期待著何兆武的《上班記》，想看到那一代知識分子在1949年以後的精神生活。
（《上學記》：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寫，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8月版。
《讀史閱世六十年》：何炳棣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7月版本。）
追憶美好讀書時光／《新京報》書評人 蘇小和
上學記 最美好的就是自由
對於今天的讀者而言，《上學記》的口述模式的確過於簡單了一些，何先生講述的諸多道理我似乎也已經知曉。可是，當我把何兆武先生當年的上學經歷與我曾經的上學故事進行比較，我意識到現在讀者和何先生之間距離，遠遠大於我們可以想像的距離。那瀰漫在西南聯大上空自由的學院空氣消失了，我們生活在不同的空氣之中，或者說，自何先生幸福的上學記謝幕之後，我們的上學記根本失去了回憶的愉悅之感。
我這么誇張性的鋪排氛圍，其目的是想糾正一種思考模式。因為我發現已有的關於何先生《上學記》的評論中，人們多數還是抓住書里闡述的一些基本理念，比如人生價值、學術自由、教育獨立、個性張揚、知識分子與政治的疏離等等範疇進行勸教，卻有意無意將書中涉及到的更加具體的生命和更加具體的細節丟棄了。包括大名鼎鼎的葛兆光，在給何先生寫的序言裡，也只是就幸福和教養這些抽象的命題進行了解讀。我決沒有否定這個理念的意思，事實上，何先生陳述的這些理念就是我們孜孜以求的普世價值。我只是想說明，《上學記》對讀者的衝擊，更多的還是老一代讀書人的環境和後來讀書人的環境之間差別的衝擊，這種差別如此之大，以至於徹底改變了後來幾代人的命運。這樣的改變，不是理論的改變，也不是地理位置的改變，而是呼吸習慣的改變，血液的改變，行走方式的改變。因為擁有不同的“上學記”，我和何兆武先生幾乎屬於完全不同的兩代人，這樣的代際區別，不是循序漸進的發展與提升，而是一種醒目的退步，或者說，我們之間的新陳代謝，不是合理的薪火相傳，而是一種讓人不願意接受的扭曲。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們用比較的方式閱讀《上學記》，可能更符合何兆武先生口述歷史的真正目的。
何先生在11頁里敘述了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的不同。北洋時期，也就是蔡元培當北京大學校長的時候，提出了“兼容並包”，請的教師里有保皇派辜鴻銘，有早年參加革命後來背叛了的劉師培，有激進的共產黨人李大釗、陳獨秀，也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胡適，各路人才都成為北京大學的座上賓。何兆武感嘆，假如北洋政府真正嚴格起來，完全可以把北大封閉，把蔡元培抓起來，可是蔡元培卻在北京大學裡製造了在今天看來都為人所羨慕的自由開放的學術空氣。
何兆武對他在西南聯大的讀書經歷顯然無限懷念，認為這是他讀書最美好的歲月。“那幾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無論乾什麼都憑自己的興趣，看什麼，聽什麼，怎么想，都沒有人干涉，更沒有思想教育。我們那時候什麼立場的同學都有，不過私人之間是很隨便的，沒有太大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隔膜。”
不知道是不是何先生有意要進行一次學習氛圍的比較，我在第256頁讀到了完全不同的讀書經歷。“起先我以為革大學習和解放前學校里一樣，老師指定幾本教科書讓大家閱讀，然後他在上面講，後來發現不是這樣”，何先生的上學記掀開了新的一頁:課堂里學習馬列毛的基本常識，學習階級劃分、土地改革之類的新政策，但主要是思想改造，這是何先生事前完全沒有想到的。革大經常請名人講座，動輒數百人聽，一人拿一個小馬扎。對於這種方式，何先生也表現出了不適應，他認為上大課顯然不如小課的效果好，二三十人的小課可以討論發言，大課就沒有交流了。台上的人一般都很能講，動不動就四五個小時，話說多了難免千篇一律，而且淨是一些鼓動宣傳的話，我們一定要勝利等等，這與當年西南聯大的老師們太不一樣了。
讀書記 那么多我們沒有讀過的書
有一個簡單的道理我想陳述:上學等於讀書。上學很簡單，到一個學校裡面去，在教室里坐著，有老師講課，便成為上學了，可是讀書卻不一樣，讀什麼書？怎么讀書？仔細讀《上學記》，我發現我們和何先生的差別真是太大了。
關於讀什麼書，我把何先生在《上學記》里提到的書名進行了初步的統計，大致如下:
國小到中學，何先生讀過:《莎氏樂府本事》、《格列佛遊記》、《神秘的宇宙》、《物理世界真詮》、《英文一百零一名歌集》、《總理遺囑》、《莊子》、《史記》、《古文觀止》、《三俠五義》、《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紅樓夢》、《聊齋志異》、豐子愷的《孩子們的音樂》、《近世西洋十大音樂家故事》、《西洋建築講話》、《清稗類鈔》、朱光潛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林琴南的《說部叢書》等等，其中，何先生還特別提到金斯的《神秘的宇宙》和艾丁敦的《物理世界真詮》讓他真正開闊了眼界和思路。
大學以後，何兆武先生讀過:《元史》、《新元史》、《清史稿》、《世界名歌選粹》、《楚辭》、錢穆的《國史大綱》、《金瓶梅》、《詩經》、《資治通鑑》、《白朗寧詩集》、《丁尼生詩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自然辯證法》、《西方的沒落》、馮友蘭《新理學》和《中國哲學史》、金岳林《邏輯》、《雪萊詩集》、《濟慈詩集》、葛幫福的《歷史學的綜合方法》、烏拉穆諾《人生之悲劇的意義》、莫羅阿《戀愛與犧牲》、梅勒什可夫斯基《諸神復活》、屠格涅夫《父與子》《羅亭》《前夜》、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美國獨立宣言》、《法國獨立憲章》、《聯合國憲章、《羅斯福論自由》、《政治科學與政府》、《經濟學概論》、《歐洲近代政治文化史》、《聖經》等等。
何先生上國小中學的時候聽過的音樂也很有意思，他曾經認為自己在音樂方面的稟賦不錯，想把音樂作為自己的事業，我們不妨簡單羅列一下:莫扎特、舒伯特、音樂3B之貝多芬、巴哈和勃拉姆斯、古諾和舒曼的《小夜曲》、托瑪斯歌劇《迷娘》等等。
我相信不厭其煩地陳列這些書名，於我於別的讀者，都是一種有意義的工作。首先這是一套很有價值的參考書目；其次我們通過這些書目能夠了解到何先生的成長過程，求學經歷，甚至包括他的部分知識結構；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面對這些書目，應該問一問自己，哪些書我們讀過，什麼時候讀過，哪些書沒有讀過，甚至哪些書我們根本就沒有聽說過。當然。有一些書由於時間的原因，已經逐漸被其他更優秀的著作取代，但總體來講，我們從國小到大學所讀到的書，除了學校發的一些教科書之外，基本不及何先生的十分之一。
人事記 “一多，一多，何必呢？”
讀過《上學記》的人必然注意到了何先生持續的愛國熱情，同時也注意到何先生反覆強調他的愛國只到愛國為止，決不會因為愛國就把自己的行為延伸到政治領域。先生在197頁“一個人的政治底線”里講了一段很中肯的話，不妨抄錄下來:
“過去的學生運動，凡遊行我都參加，因為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主張我們當然擁護，但除此以外，別的活動我都不參加……所以實際上我就給自己畫了底線:愛國是大家的義務，反對侵略者是國民的天職。遊行我參加，回來也挺興奮，宣言裡也簽名表態，但實際的政治活動我不參加。”
我不知道有多少讀者會在這一段話前停留下來。中國讀書人從來都是熱愛政治的，治國、平天下是讀書人的終極關懷，何先生用自己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這樣的傳統。仔細分析何先生的這段話，至少我可以讀出三層意思:一是愛國是義務，二是提倡非暴力的、和平主義的愛國，三是愛國到愛國為止，決不參與政治。在我看來，這是一種理性的愛國主義，尤其值得今天的青年思考。我們經常會遇到愛國主義行為在廣場上，大街上上演，從民族、國家的角度看，這無疑是值得尊重的行為，可是我們這代人卻沒有何兆武先生的尺度和理性。總有人在一個全球貿易的時代，提倡抵制某個國家的產品，對著大街上跑動的某國品牌的汽車大打出手，這些行為與何先生理性的愛國主義相去太遠，我們繼承了何先生他們那一代人的愛國主義情緒，卻丟棄了更寶貴的理性與和平尺度。
最後，我想提一提詩人聞一多。何先生在《上學記》里敘述聞一多被刺殺的場面:“我們趕到醫院，人已經死了，屍體擺在院子裡，周圍有七八個人，後來陸續來了一些人，神態嚴重。雲南大學的尚先生來了，哭得很傷心，邊哭邊說:一多，一多，何必呢？”讀書人應該怎樣生活，這是個問題。我想聞一多先生太有激情了，距離政治太近了，可是我們又不能去責怪聞先生，更多的人會懷念他，景仰他。這是一個悖論，也是一個傳統問題。如此卓越的讀書人必須要走到街頭去為政治大聲呼喊嗎？如此聰明的詩人必須要成為槍口裡的目標，過早離開這個世界嗎？我們能不能平心靜氣地讀書，塌塌實實做點學問，與政治遠一點呢？可是問題隨之而來，作為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要敢於說真話，你看到了世界的真相，看到了人間的罪過，也看到了皇帝的新衣，你就應該有責任，有勇氣直接說出來。這是底線，失去了這個底線，我們怎么對得起那么多書？可嘆聞一多先生死去60年，這樣的難題還徘徊在我們周圍，中國的讀書人真是太迷茫了，迷茫到我們有時候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做，能夠走到哪裡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