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分立

三國分立出現在魏、蜀、吳三國鼎立期間，其中貢獻最大的當數曹操，蜀漢諸葛亮的“西和諸戎，南撫夷趙，外結孫權，內修政治”的策略；孫吳發展世家大族的統治政策等，客觀上對全國的統一都起著有益的作用，它們的產生和存在都是合理的。

分立局面

魏、蜀、吳三國鼎立期間，雖然兼併戰爭仍舊繼續進行，但是，由於三國的統治者為了鞏固和發展自己的勢力，都比較重視在社會生產的發展和社會秩序的安定。比起東漢末年那種無數軍閥割據的紛亂局面來，相對地說要好得多。實際上三國鼎立是中國遭受十幾年大破壞以後逐漸恢復統一的一個過渡階段，三國的統治者在本國內所採取的某些政治、經濟措施，如曹操的屯田和九品中正制的推行；蜀漢諸葛亮的“西和諸戎，南撫夷趙，外結孫權，內修政治”的策略；孫吳發展世家大族的統治政策等，客觀上對全國的統一都起著有益的作用，它們的產生和存在都是合理的。這其中貢獻最大的當數曹操。無論軍事還是文學，他都引領了這個時代的潮流。正是他的出現，使得原本複雜的三國局面變得更加異彩紛呈、撲朔迷離。三國鼎立時期戰爭三國的鼎立，也是三國間長期的、更複雜紛爭的開始。三國鼎立時期的戰略要地主要有淮南、荊州、漢中。淮南、漢中分別為魏吳、魏蜀的邊境地，而荊州為三國接壤，且當時各占一部，是爭奪最激烈的地區。曹操於荊州赤壁戰敗還北方後，成功地進行渭南之戰，全據關中，同時在譙(今安徽亳州)開闢水軍訓練基地。面對孫權、劉備兩個對手，採取東攻西守或西攻東守的方略，力避兩面作戰。先與孫權爭奪淮南之地，取得合肥之戰的勝利，遏制了孫權攻勢。後與劉備爭漢中不利，乃集中兵力，與孫、劉爭荊州。魏、蜀、吳三國爭奪荊州，引發了樊城、江陵、夷陵三次大戰。劉備進取巴蜀，激起孫權不滿。劉備奪取漢中，鎮守荊州的蜀漢名將關羽也率軍自江陵(今屬湖北荊沙)北上，圍攻襄陽、樊城(今襄樊)曹軍，更使曹魏震動。曹操採納司馬懿等人的計謀，進一步離間孫權、劉備，促成孫權遣軍襲取江陵，擊殺關羽，而曹魏坐收漁人之利。劉備企圖為關羽報仇，奪回荊州，不顧群臣反對，自統大軍攻吳。孫權求和不成，進一步與魏修好，命陸遜為大都督，率軍5萬拒蜀軍，採取後退避銳、集中兵力、相機決戰的方略，於章武二年(222)火燒連營，大敗劉備，取得夷陵之戰的勝利。蜀漢因此國力大損，孫吳亦有北顧之憂，戰後雙方重修舊好以抗強魏，致三國又有較長時期的鼎立。曹魏促使吳、蜀相互削弱，自身贏得休養生息的時機，國勢日益強盛。其間曹操病亡，曹丕稱帝，以魏代漢，籌謀南進。孫吳及時調整部署，轉而對付曹魏。憑藉長江天險和相對強大的水軍，先是擊退魏軍三路進攻，繼又兩次迫退進至廣陵(今江蘇揚州境)的魏軍，使曹丕至死未能越長江一步。夷陵之戰後不久，劉備病亡，南中(約今雲南、貴州及四川西南部)地區的漢、夷豪強勢力反蜀。輔政的蜀漢丞相諸葛亮於建興三年(225)統兵分三路向南中進軍，以攻心為上，輔以攻戰，平定南中，加強了夷、漢間交往，促進了南中發展。蜀漢後方得以鞏固後，諸葛亮對內繼續發展經濟，精心治軍，不斷增強國力，對外加強聯吳，為北向攻魏創造條件。建興五年諸葛亮統10萬大軍北屯漢中，拉開攻魏之戰的序幕。不用部將出子午道(今陝西安康過秦嶺至西安)直攻長安(今西安西北)的建議，而實行先攻隴右、再取秦川(關中一帶)的謹慎方略。因次年馬謖失街亭(今甘肅天水東南，一說今張家川北)，蜀軍還漢中。後統軍數萬北圍陳倉(今陝西寶雞東)，不能速決，糧盡而退。繼又數次與魏大將軍司馬懿等交戰，但直至十二年病亡，諸葛亮攻魏之戰未獲重大戰果。孫吳雖大破魏大司馬曹休於石亭(今安徽潛江境)，遏制了曹魏攻勢，卻無力北進，乃一面抗魏，一面鞏固南方和向海上發展。黃龍二年(230)，遣將衛溫等渡海至夷洲(今台灣)，獲數千人而還。後又兩次遣將航海至遼東，聯絡公孫淵，以牽制曹魏東北。魏明帝曹佰發兵攻討公孫淵失利後，於景初二年(238)改令太尉司馬懿征遼東，平定遼東、玄菟、樂浪、帶方等四郡。司馬懿成功地阻遏諸葛亮進攻和征戰遼東，威望益高，權勢日重。及明帝病亡，司馬懿與大將軍曹爽輔八歲太子曹芳登基。曹爽懼司馬懿得勢，急於建功樹威，貿然率軍攻蜀，兵敗興勢(今陝西洋縣北)。司馬懿以年老多病辭職，韜光養晦，暗養心腹死士，又和太尉蔣濟配合，於正始十年(249)發動兵諫，處死曹爽，獨攬軍政大權。又出兵淮南，平息王凌的反叛。其後，司馬懿子司馬師、司馬昭先後平定稱丘儉、諸葛誕之亂，徹底剷除史稱“淮南三叛”的曹氏勢力。曹魏政權已是名存實亡，司馬氏至此完成代魏準備。三國後期，吳、蜀漸趨衰弱，聯盟已不能抗衡魏國。孫權病亡後，吳雖有過抗擊魏軍獲勝的東興之戰，但已是強弩之末。蜀漢姜維多次征戰隴西，但敗多勝少，推進中原的夢想早已破滅；兵力嚴重不足，漢中外圍要點也被迫放棄，退守漢、樂二城。而魏國司馬氏發展經濟，穩定政局，軍事實力不斷增強，統一天下的條件逐漸成熟。針對蜀漢弱孝邊境無備的狀況，定下先滅蜀再順江吞吳的戰略決策，景元四年(263)，獨攬朝政的大將軍司馬昭遣軍分三路攻蜀，當主力受阻於劍閣(今四川劍閣東北)後，名將鄧艾過陰平小道出奇兵，魏滅蜀漢之戰告捷。魏鹹熙二年(265)，司馬昭之子司馬炎稱帝，公開以晉代魏，加緊滅吳準備。蜀漢已滅，吳國唇亡齒寒，加之政治腐敗，致使人心背離，發生吳西陵督步闡據城叛吳降晉。吳國名將陸抗隨機應變，於鳳凰元年(272)迫退晉軍，取得平步闡之戰的勝利，遲滯了晉滅吳戰略意圖的實施。晉經過長達八年的準備，於鹹寧五年(279)十一月至次年三月，發兵20餘萬，自巴蜀、襄陽、壽春、下邳等六路進軍，以空前規模的水陸軍協同作戰，直取建業(今南京)，一舉滅吳。歷史地位及作用三國時期戰爭，促進了由分裂局面到三家局部統一，進而實現全國統一的歷史進程，推動了政治、經濟、文化、民族關係諸方面的較大發展。戰爭的形態有了新的發展，出現水、步、騎兵配合的大規模作戰。各國注重發展適應本國地理特徵的兵種，曹魏的騎兵，孫吳的水軍，蜀漢的步兵，戰鬥力均較強。隨著戰爭對象的多極化，及敵我雙方所處戰略態勢的複雜，軍隊部署、謀略運用都有不少範例，其中曹操統一北方的戰爭謀略尤為出色。諸葛亮審時度勢制定的《隆中對》，雖後來形勢變化而未能完全實現，仍不失為一個劃時代的較完整的戰略計畫。軍事外交頻繁，聯盟戰略靈活，三家進行的赤壁大戰和爭奪荊州，堪稱範例。對邊遠民族地區的作戰中，“攻心為上”也有更出色的運用。作戰方法上，諸葛亮推演陣法所作“八陣圖”，以及廣泛使用的火攻、奇襲、伏擊、地道等，均為後世傳揚。隨著戰爭發展，統帥指揮機構已趨健全，鼎立三方都善於選將用人，依靠他們策劃和進行戰爭；同時促進了一些軍事制度的改革和建立，中外軍體制的形成，世兵制的實行，參謀制度的完善，影響深遠。後勤保障越來越注意後方供給基地的建設，均實行空前規模的屯田。軍隊裝備有明顯改進，蜀漢創製一發十矢的連弩，適宜山區運輸的“木牛”、“流馬”，改進的鋼刀，曹魏所制發石車、指南車，大量使用的馬鎧，孫吳大量製造的各種性能良好的船隻，均很著名。三國時期的軍事理論研究，隨著豐富的戰爭實踐不斷深入。曹操的《孫子注》開創整理研究《孫子兵法》先河。諸葛亮的軍事論述很受後人推崇。賈詡與三國分立東漢末年，宦官當政，天下大亂，民不聊生。大將軍何進謀誅閹宦不成反為所害，而何進所召的并州牧董卓（還兼有前將軍、斄鄉侯的官職和封號）已經在進軍洛陽的途中，同時董卓受何進密令又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即討讓等。”欲以脅迫太后誅宦官，但董卓未至而何進已死。當時洛陽大亂，袁術、袁紹兄弟率軍攻擊皇宮，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董卓遂率其眾迎帝於北芒，還宮。後來董卓當權暴虐不仁，又為呂布、王允等人設計誅殺，王允為人剛直，當時犯了一個策略上的錯誤，就是沒有馬上赦免董卓大批手握兵權的部下，他部下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擁兵屯於陝，一段時間後沒有聽到赦免的訊息，又接著有謠傳說洛陽中人要誅滅所有涼州的董卓所部官吏，於是大家惶恐不安，當時眾人都紛紛準備解甲逃亡，這個時候，賈詡粉墨登場了。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時並不出名，唯有漢陽閻忠異之，謂賈詡有張良、陳平之奇（閻忠此人也是一代名士，而且可以說頗有政治遠見。他明白東漢皇朝已經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藥，曾經勸說名將車騎將軍皇甫嵩起兵推翻東漢皇朝，皇甫嵩不從，忠乃亡去。後《英雄記》有曰：涼州賊王國等起兵，共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而死）。賈詡初時察孝廉為郎，因疾病辭官，西還至汧，道上遇見氐人（遊牧民族），和同行的數十人皆為他們所抓，賈詡便騙他們說：“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當時的太尉段熲，因為久為鎮邊大將，所以威震西土，因此他便假稱是段熲外甥嚇唬氐人，氐人果然不敢害他，還與他盟誓後送他回去，其餘的人卻都遇害了。史稱賈詡此舉是：“權以濟事，鹹此類也”，這個“權”字，用得頗為妥帖，因為賈詡的確是這樣一個人。就在董卓所部的李傕、郭汜、張濟等人打算散夥的時候，賈詡阻止了他們。他的理由是：“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眾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眾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他這么做，因為他也是董卓所部的官吏，記載說“董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為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卓婿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所以他此舉也是為自己這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打算，因為李、郭等人本就是馬賊及軍人出身，未必是一個亭長可以捉拿的。此舉的直接後果，是李、郭等人“遂將其眾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安，眾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十日城陷，與布戰城中，布敗走。傕等放兵略長安老少，殺之悉盡，死者狼籍。誅殺卓者，屍王允於市……傕、汜入長安城，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馗、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吏民死者不可勝數”，漢獻帝被李、郭等所挾，而關東豪傑乘動亂之機自此開始了大規模的攻城掠地行為，以壯大自己的勢力。在此以前，各地諸侯還不敢很明目張胆地進行此類舉動，正是賈詡的這個建議，使東漢天下陷入了空前的混亂狀態。此後，關中又因為李、郭等人的爭權奪利，傷亡巨大，極大地破壞了當時黃河中游地區的生產力和社會發展。《三國志》云：“時三輔民尚數十萬戶（指李、郭入洛陽前），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飢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又有云：“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荊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兵自衛，莫有至者。飢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採，或飢死牆壁間”，荼毒之烈，究其本源，實出於賈詡這一言之謀，裴松之在給《三國志》作注的時候有評曰：“臣松之以為傳稱“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然則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難著，而亂源易成，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當是時，元惡既梟，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殷流，邦國遘殄悴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豈不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看當時的情況，王允為人正直有幹才，朝中尚有皇甫嵩、朱俊等名將，關中精兵數萬，而宦官已除，即使不能復振漢朝，一時安定還是可以的，所以裴松之有“元惡既梟，天地始開”一說。所以就這樣的情形而言，說賈詡導致“邦國遘殄悴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所以“詡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這個評價還是很中肯的。也正是因為這次動亂，中央政府開始政令不行天下，以至於“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群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尚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擲之。諸將或遣婢詣省閤，或自齎酒啖，過天子飲，侍中不通，喧呼罵詈，遂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營壁民為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皆為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也。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至此，漢中央政府的威信喪失殆盡，甚至獻帝在回洛陽的時候，“州郡各擁兵自衛，莫有至者”，各地諸侯已經根本不再把皇帝和中央政府當回事了。這樣的情況，一直到雄才大略的曹操採納曹魏重臣荀彧的建議，搶先下手，把獻帝迎會許昌，最後挾天子以令諸侯，至二十餘年候，曹操的兒子曹丕以魏代漢，結束了東漢皇朝，開始了三足鼎立的三國時代，從賈詡設計讓李、郭進軍洛陽開始到三國歸晉，期間的戰亂長達九十餘年，民力物力，消耗殆盡。尤其糟糕的，由於分裂的時間長達九十年，人事推移，新陳代謝，一些在漢末分裂之初，飽經憂患，深知民間疾苦，又具有非凡才能的政略家、戰略家全數死光，政權卻落到一些靠襲祖上餘蔭的紈絝子弟手裡，以至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無經國之遠謨，無防患之預備，一味埋頭陶醉於腐化享樂之中。終於弄到骨肉相殘，蕭牆禍起。在階級矛盾及種族矛盾的激化下，不到二十年，又使中原地區陷於血泊之中，導致五胡亂華三百年，南北陷入分裂之局面，這一切，可以說絕大部分是因為賈詡的一句話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