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1926年3月12日，馮玉祥國民軍與奉軍作戰期間，兩艘日本軍艦護衛奉系軍艦進入大沽口，並炮擊國民軍，守軍死傷十餘名。國民軍開炮自衛還擊，將日本軍艦逐出大沽口。事後，日本認為國民軍破壞了《辛丑條約》，與英、美、法、意、荷、比、西等8國公使，於16日向北洋軍閥段祺瑞執政府發出最後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國防設施的要求，並限令48小時內答覆，否則以武力解決。同時各國派軍艦雲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脅北洋政府。
經過
1926年3月16、17日，在北京的國共兩黨開會，徐謙
三·一八烈士陵園以國民黨執行委員會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釗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委決定組織各學校和民眾團體在天安門集會。3月18日上午10時，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北京市黨部，中共北方區委、北京市委，北京總工會，學生聯合會等團體於80多所學校共約5000多人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的國民大會”，廣場北面臨時搭建的主席台上懸掛著孫中山先生的遺像和他撰寫的對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台前橫幅上寫著“北京各界堅決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示威大會”。
中共北方區委的領導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參加了大會，大會主席、中俄大學校長徐謙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講話，大會決議：“通電全國一致反對八國通牒，驅逐八國公使，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撤退外國軍艦，電告國民軍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而戰。”最後大會一共通過了八條決議。
三·一八慘案犧牲的烈士大會結束後，遊行隊伍由李大釗率領，按預定路線，從天安門出發，經東長安街、東單牌樓、米市大街、東四牌樓，最後進入鐵獅子胡同（今張自忠路）東口，在段祺瑞執政府（今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門前廣場請願。示威民眾公推代表去向衛士長交涉，要求開門放隊伍進去，並請段祺瑞和國務總理賈德耀出來見面。段祺瑞擔心局勢失控，命令執政府內的預伏軍警以武力驅散遊行隊伍，結果造成當場死亡47人，傷200多人的慘劇。死者中為人們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劉和珍，李大釗和陳喬年也負傷。後來軍警在清理現場時，竟然將死者財物盡行掠去，甚至連衣服也全部剝光。
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並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3月18日當日，段祺瑞及北京國務院通電謂本日慘案乃徐謙等鼓動所致，令通緝徐謙、李大釗、李石曾、易培基、顧孟餘五人。朱家驊、蔣夢麟、魯迅等幾十人也上了黑名單。李大釗、徐謙、魯迅等人被迫轉移，國共兩黨的領導機關則遷入蘇聯使館。
三·一八慘案犧牲的劉和珍3月19日各地輿論紛紛譴責國務院門口屠殺。3月20日，賈德耀內閣對三一八慘案引咎辭職，段祺瑞亦下令撫恤。3月20日同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段祺瑞屠殺人民告全國民眾書》，號召“全國商人、學生、工人、農民、兵士，應急起聯合起來，不分黨派，一致奮鬥，發動一個比‘五卅’運動更偉大的運動，以雪最後通牒之恥”。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亡靈們舉行“三·一八死難烈士追悼大會”。魯迅題寫輓聯：“死了倒也罷了，活著又怎么做。”後又就此慘案連續寫了七篇檄文。由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哀歌唱遍京城。
強大的民意壓力迫使短祺瑞政府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並正式認定：“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311條之重大嫌疑。”
1926年4月，段祺瑞執政府倒台。張作霖進京後派奉軍闖進北大、女師大、中俄大學及報館，大肆查禁進步書刊，搜捕進步人士。4月26日清晨邵飄萍被秘密處決，北大教授朱家驊、代校長蔣夢麟等遁入六國飯店再秘密離京。軍警查封了《京報》館和一批進步報刊，張學良逮捕了共產黨員郭隆真。
慘案影響
遊行隊伍在段祺瑞執政府門前廣場請願《泰晤士報》稱這次事件是“獸性”的“驚人慘案”。魯迅稱這一天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中國知識分子和媒體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社會良知，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蔣夢麟、王世傑、聞一多、梁啓超、許士廉、高一涵、楊振聲、凌叔華等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語絲》、《國民新報》、《世界日報》、《清華周刊》、《晨報》、《現代評論》等加入譴責暴行的行列。邵飄萍主持的《京報》，大篇幅地連續發表訊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報導慘案真相，《京報副刊》也發表了有關文章。
“三·一八”慘案後，舉國震驚。中國知識階層無論其政治觀點與學術觀點有怎樣的不同，均紛紛痛斥執政府和“執政”段祺瑞的行為為“倒行逆施”、“暴行”，“是政府自棄於人民矣”，“是民國歷史上黑暗的一頁”，學人如蔣夢麟、傅斯年、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聞一多、王世傑、許士廉、高一涵、楊振聲、凌叔華、邵飄萍、陶孟和等，均有文字見諸報端；梁啓超剛剛動完手術，纏綿病榻之中，猶不忘口誅筆伐；劉半農與趙元任再一次詞曲璧合，哀聲淒楚，傳唱京城；魯迅則有《紀念劉和珍君》等文，尤為悲天憫人……民意不可違。為此，傅國涌先生稱：“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即使和俄羅斯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們相比也並不遜色，在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知識分子最可貴的那些品質，他們是民族的脊樑，是我們心中永遠不倒的長城，是‘真的猛士’。”
三·一八烈士公墓 段祺瑞和他的北洋軍閥政府一起成為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但是當日段祺瑞其實並不知道其衛兵向學生開槍，更未下令向學生開槍，“三·一八”慘案發生後，段祺瑞馬上趕到現場，在死者面前長跪不起，並從此終身吃齋，至死未改是真的。因為這個慘案，1926年4月段祺瑞被馮玉祥驅逐下台，退居天津日租界當寓公，潛心佛學，自號“正道居士”。
據《“三·一八”慘案資料彙編》中的描述，在得知衛隊開槍打死學生之後，段祺瑞頓足長嘆：“一世清名，毀於一旦！”當時的國會立刻通過了屠殺學生的“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還有國務院的“閣員總辭職”及段祺瑞頒布的對死難家屬的“撫恤令”。而對各個學校舉行的各種悼念活動，以及全市的“國民追悼大會”和各種報刊的廣泛而詳盡的報導，段祺瑞執政府也沒敢加以阻攔。
段祺瑞雖為武將出身，是個軍閥，卻是個有文化的軍閥。其人格形象頗佳，是著名的“六不總理”，即不抽、不喝、不嫖、不賭、不貪、不占。這與他的出身有很大的關係，段祺瑞的祖父是淮軍的將領，等到段祺瑞出生的時候，家境已經沒落。18歲那年，父親在看望從軍的段祺瑞的路上，被人殺害，不久，母親也因悲痛去世。留下段祺瑞和三個弟妹，兄妹幾個人的生活一直很窘迫。即使當上了總理，段祺瑞個人生活也相當簡樸，總是一件長衫，一頂瓜皮帽了事。家裡常周轉不靈，需要借錢花。如果有人給他送禮，他只會挑選一兩樣不值錢的留下，其餘一概璧還。據說有一次馮玉祥送給他一個大南瓜，他不好意思留一半再給人家還一半，於是就收下了。
段祺瑞一生沒有不動產，這在中國歷史上乃至現在看來都是絕無僅有的，於是有人稱段祺瑞為“醉心權術的清官”。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寇占領了我東三省，繼而又企圖控制華北地區，謀劃組織華北傀儡政權。曾經親日的段祺瑞成為日本拉攏的對象，日本許之高官厚祿，但段祺瑞不為所動。後應蔣介石邀請，於1933年1月24日，段祺瑞一行抵滬，開始了他人生最後三年的歲月。到1936年，段祺瑞的身體已經相當虛弱，病痛不斷，醫生建議他吃點肉以增強體質，他以“人可死，葷絕不能開”回答，仍然食素如故，乃至不治而死。
評價
三·一八慘案犧牲學生“三一八慘案”發生後，中國知識分子如梁啓超、魯迅、聞一多、朱自清、蔣夢麟、徐志摩、周作人、林語堂、王世傑、許士廉、高一涵、楊振聲、凌叔華等文化人一致憤怒譴責段祺瑞政府；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魯迅就此慘案連續發表七篇悼文，包括著名的《紀念劉和珍君》。
慘案發生後，北京各高校和大學校長、教授也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的暴行。傅斯年在昆明見到對慘案負有直接責任的鹿鍾麟。傅斯年第一句話就是：“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
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學生聚集在北京大學操場，為亡靈們舉行萬人公祭大會。北大代校長蔣夢麟在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說到這裡潸然涕下，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申報》報導
對於該慘案，《申報》給予了充分報導，1926.03.22《申報》4版《本館要電》：3月18日，北京民眾五千餘人，由李大釗主持，在天安門集會抗議，要求拒絕八國通牒。當學生遊行隊伍到北京鐵獅子胡同執政府和國務院門前請願時，執政府衛隊在不加任何警告的情況下，向請願隊伍實彈射擊，頓時血肉橫飛，段祺瑞政府竟下令開槍，當場打死47人，200餘人受傷。北京昨各界調查、為衛隊擊死者、男屍有姓氏十九名、黃日葵、宋昭世、時長福、陳桂生、王慶餘、趙從愚……1926.03.22《申報》13版《各界對北京血案之憤激》：本埠各團體對北京血案極為憤激、昨日各校學生有出校演講者、惟態度和平、尚無風潮、茲將各種情形、分志如下...
“學總會請願二商會全國學生總會……請願對北京流血案，一致合作，其函雲，段政府媚外殘民，慘殺愛國同胞，都門之下，死傷山積。各界援助北京慘案。1926.03.23申報13版
紀念
在北京圓明園西南面“九洲清宴”遺址，有一座“三·一八”烈士墓，這座墓園占地約100平方米，正中修築一米多高的石砌圓形台基，台基上豎起通高九米六面體大理石墓碑。墓碑正南面鐫刻著“三·一八烈士紀念碑”幾個大字。從正南面開始，自右而左，鐫刻北平市長何其鞏所寫的《三·一八烈士墓表》和39位烈士的姓名、年齡、籍貫、所在單位和職業等。墓碑四周有28位烈士的墳塋，其餘烈士葬於別處。這處烈士墓是在“三·一八”慘案3周年時建成的，當時北平市近萬人參加了隆重的烈士公葬典禮。
在“三·一八烈士公墓”的東北角，有一座三米高的三棱形石質墓碑。這就是“三·一八慘案江禹烈、劉葆彝、陳燮烈士紀念碑”。這三位烈士生前都是北京工業大學的學生。北京工業大學師生在1926年3月21日舉行了祭奠儀式，28日舉行了追悼大會和紀念碑奠基禮。這座紀念碑建立在西城區端王府夾道的工業大學校園。三棱形的紀念碑上，三面分別刻有“三·一八慘案江禹烈／劉葆彝／陳燮烈士紀念碑”。六角形的碑座上刻有烈士的生平。1970年代，工業大學早已遷走，當地因施工建設而將紀念碑遷到現址。
三·一八慘案烈士墓在西城區新文化街45號的魯迅中學校園內，有一座高約2米的石碑，這是1931年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師生為紀念在慘案中犧牲的本校學生劉和珍與楊德群烈士而建立的“三·一八遇難烈士劉和珍、楊德群紀念碑”。這裡曾是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校園。在校園的西跨院內，矗立著一座漢白玉紀念碑，兩層方形碑座上是方錐形的碑身，上刻“三·一八遇難烈士劉和珍楊德群紀念碑”，碑座上刻著兩位烈士的生平傳略。碑身陰面鐫刻著文天祥《正氣歌》中的名句：“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楊德群曾在國立武昌高師肄業，後轉入北京女師大，武昌高師當時也為她舉行了追悼會。
在北京西北郊北京師範大學宿舍區的樓群中，建有“三·一八殉難烈士范士融、劉和珍、楊德群紀念碑”。這是一座1985年3月建成的漢白玉方錐形紀念碑，碑座正面鐫刻著著名書法家啟功先生寫的“碧血丹心”四個字，還刻有三位烈士的生平。碑文敘述了建碑緣起。和平門外師大院內曾建有范士融紀念碑。
北京大學的紀念碑在北京大學西部化學南樓後面的柏林中，建有“魏士毅烈士紀念碑”。烈士犧牲一年後，燕京大學學生會建立了這座方錐形的漢白玉碑，碑身正面鐫刻著“魏士毅女士紀念碑”八個大字。碑下的三層基座上，刻有“魏士毅女士紀念碑銘”。與“魏士毅烈士紀念碑”並列而立的是“三·一八遇難烈士黃克仁、李家珍、張仲超紀念碑”。1982年3月，北大團委從原北大三院（在東城區北河沿）遷移來的。碑座高三尺，碑腰高一尺，碑身高八尺，暗喻“三·一八”慘案。紀念碑為方錐形，四面分別用篆書刻寫著：“三一八遇難烈士黃君克仁／李君家珍／張君仲超紀念碑”，“中華民國十有八年五月卅日立石”。與此相對應的碑腰四面，分別刻著三位烈士的簡歷和銘文。
在清華大學內“水木清華”北面土山之陰，建有“三·一八烈士韋傑三紀念碑”。這是清華學生在1926年從圓明園遺址運來的一根大理石斷柱，人們稱之為“三·一八斷碑”。碑座上刻“韋傑三君死難紀念碑”，“本校學生會同人立”。清華同學曾將烈士遺骨安葬於清華園內，三周后移至圓明園與三·一八諸烈士合葬，於是在原墓址豎起斷碑。
在崇文區幸福大街匯文中學校園內，建有“唐耀昆、謝戡烈士紀念碑”。是從匯文中學原校址建國門船板胡同遷來的。碑身正面鐫刻著“為國死義唐謝君紀念之碑”，碑銘全文是：“舉幡伏闕，自古有之。惟義與此，匪黨匪私。何瀆於天，市朝陳屍？！捨生報國，千古同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