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逃跑的新郎
奧地利著名存在主義作家弗蘭茨·卡夫卡（1883.7.3－1924.6.3），在生命短暫的41年中，他大部分時間是在布拉格度過的。1906年卡夫卡大學畢業，獲得法律博士學位，開始了孤獨而掙扎的生活。
在卡夫卡所處的時代，19世紀末20世紀初，社會各種矛盾相互交織，危機四伏。傳統價值偶像倒塌，幾千年的文明都是虛假的。尼采說“上帝死了！”，並提出“一切價值重估”的主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後，社會的習俗觀念已不同以往。卡爾·克勞斯對此這樣解釋：“準則制定者把性別關係顛倒了，女性被束縛在習俗中，而男性卻徹底解放了。”也就是說，良家閨秀必須守貞操、禮儀，把當處女作為理想。男子有義務學習有關性方面的知識，並經歷只能在妓館裡才能進行的事。所以布拉格當時除了劇院之外，還有許多妓院。卡夫卡在獲得博士學位的頭幾年裡，也受這種風氣的影響。雖然他膽怯怕事，但和妓女還是有接觸的。傳記作者克勞斯·瓦根巴赫認為卡夫卡和妓女的關係並不多，他自己也覺得這是卑劣的、齷齪的。這樣的男女關係也反映在卡夫卡的文學作品中，他在長篇小說中塑造的婦女形象，一個個都庸俗、頹唐、下流不堪。有的是職業娼妓，專以出賣肉體為生，有的把賣淫作為業餘愛好，有的是律師和城堡高級官員的姘婦，她們在小說中各司其職，對整個故事的發展起著不可缺少的作用。每當在故事進入高潮，在決定主人公命運的關鍵時刻，她們便出現，抓住主人公就往自己身上拉，她們一面給主人公造成種種麻煩，一面詐稱自己在幫助他。他的長篇小說《審判》的主人公，銀行高級官員K就這樣想過：“我好像一直在找女人幫忙。”K想到此，幾乎吃了一驚，“先是布爾斯特納小姐，後來是防衛的妻子，現在是這個小僕人，她看來對我懷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欲望。”
瓦根巴赫對此進一步分析，得出結論：卡夫卡在同妓女接觸時沒有假裝出來的熱情。作品中的類似妓女的婦女，同她們是不能結成良緣的。男人同婦女的曖昧關係來得迅猛，但決沒有什麼感情。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男女關係的發生，是因為主人公的好奇，這樣寫，滿足了作者卡夫卡積存在心中的願望——渴望集體生活。
卡夫卡是個內心孤獨的人，而且孤獨是他全力保持的狀態，因為寫作是他的生命。可他的寫作狀態在過集體生活時就會中斷，從而對卡夫卡而言，過集體生活的可能性是完全不存在的。然而卡夫卡也有對他人的渴望，也懼怕孤獨。作為男人，他也渴望女人的愛和正常的生活。1908年卡夫卡曾寫信告訴好友馬克斯：“我如此急切地需要有一個人，希望他來愛撫我。所以，我昨天和一個妓女在旅館裡相會了。可惜那妓女年齡太大了，她再也不會有豐富細膩的感情了。我不能像對待一個偷情的女子一樣對待她。我即使沒有讓她吃驚，也至少讓她感到遺憾了。她沒有慰撫我，所以我也沒有慰撫她。”對卡夫卡而言過集體生活是一種理想，永不能實現。在卡夫卡最後整整10年的生涯里，他一直進行著孤獨的內心戰鬥，戰鬥是激動人心的，同樣也是自殺性的。
卡夫卡這種近乎自虐的鬥爭模式早就固定下來了。1907年，24歲剛工作的他，寫信給初戀女朋友說：“如果你對我有一些感情的話，這感情只是憐憫，我對它的回報是恐懼。”這是他給婦女寫信的常見口吻。從1912年起，他三次解除婚約，有兩次是和同一位女性。其中一次訂婚時間和解除婚約的時間相隔只有幾個星期。情況往往是這樣的：卡夫卡愛上某個女性（有許多在年齡上相差較大），一開始總信心滿懷，熱烈地寫信，坦露自己的愛，像個熱戀的男人一樣，於是決定訂婚。可是這個念頭一產生，就開始轉向。卡夫卡十分地不安，什麼也寫不了，在日記中流露出自己要和周圍斷絕關係的念頭。他經常在訂婚前就想逃開，找個理由說明婚姻是不可能的。據說卡夫卡三次退婚的由頭分別是：和未婚妻女友的關係被揭發；查出患有結核病；住房問題得不到解決。然而他自己也承認這些說法都不是關鍵，是他對婚姻的恐懼才促成了種種藉口。更有甚者認為卡夫卡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誘發了自己的結核病，以逃避婚姻，緩解不安。他和女友的關係也表明他心中對婚姻的抗拒，卡夫卡在訂婚前十幾天的信中寫“訂婚其實不存在”。
卡夫卡和女子的關係是不平常的，他渴望愛情，卻不具備婚姻的能力，其實成年之後，他的生命中從沒有少過女性。他的心若即若離，比如在和女友菲莉絲第一次解除婚約不到兩個月，他又開始想念她，次年又再次見面。後來又第二次與菲莉絲訂婚，結果不到一個月又因為所謂結核病的藉口再次解除婚約。卡夫卡不是對菲莉絲沒有感情，1912年他著名的小說《判決》的封頁就寫著將此書獻給菲莉絲。1914年7月卡夫卡因為與菲莉絲女友格蕾特的關係暴露，與菲莉絲第一次解除婚約。當時面對眾人質詢的目光，卡夫卡一言不發，然後8月份他開始寫作著名的《審判》。卡夫卡不是不愛那些女人們，但我們無法解釋為什麼他一和某位女子確立親密的關係後，就會跑得遠遠的，找到另一位女子，似乎這樣才能緩解他心中的壓力和恐懼。在1917年7月和菲莉絲第二次訂婚和12月與之解除婚約後，1919年5月36歲的卡夫卡與另一位女子尤里雅訂婚，然而至1920年4月與尤里雅解除婚約期間，他一直與一位小自己12歲的女子米蕾娜書信來往甚密，而且據說這是卡夫卡認為最了解自己內心的一位有才華的女性，他曾經把自己的日記交託給米蕾娜。1920年下半年卡夫卡開始寫作《城堡》。卡夫卡的創作高峰期的到來總和婚姻問題有時間上的關係，我們有理由判斷其中不僅僅是偶然的契合，他內心的矛盾無人能知，我們不禁要問，他真的一直在找女人幫忙？
其實這樣既依賴又抗拒的關係，在卡夫卡同朋友的關係中也有所體現，只是沒那么明顯。一般的研究資料和卡夫卡自己的筆記記錄表明，他是為了寫作而內心掙扎的。但是作家不計其數，像他這般也是不多，這是卡夫卡的又一種逃避方式吧，其心理結構的根源可回溯到他敏感的天性和童年的父子關係上，這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無論如何，卡夫卡成為了卡夫卡，我們對這樣獨特的個體生命的解釋的努力永遠是有限的。
文章最後我要構想的是，卡夫卡的靈魂是善良質樸的，那些女子們是值得愛他的，但是他的獨特也一定給這些女子們的生命歷程帶來了不堪的重負。在卡夫卡聞名世界的時代里，我更加希望知道那些女子們當時和後來是如何度過了一生。比如那位雖然不夠年輕聰慧，卻很實在的女子菲莉絲，她和卡夫卡糾葛的時間最長，卡夫卡曾經與之有過大量的通信。在卡夫卡面前，她要做出怎樣的讓步，才能二度與之訂婚再解除婚約。特別是在得知自己的好友格蕾特與卡夫卡的關係後，又需要怎樣的寬容和理解才能釋懷。又比如格蕾特當時21歲，據說她曾經生過卡夫卡的孩子，但她始終保持了對孩子身份的沉默姿態。可以構想她的一生將因為其年輕時的遭遇而徹底改變，在那個婦女沒有多少生活道路可能的歲月，她又是如何獨自一人保守秘密和尊嚴的呢？還有那位年僅20歲的多拉，1924年在41歲的卡夫卡去世的床前，她悲痛得昏厥過去。她又將如何面對自己的過去和未來？我始終認為活下來的人有說話的權力，女性不僅僅是歷史偉大雕塑的背景，當卡夫卡的問題浮出水面的時候，總該有人為那些沉默著的女人說點什麼，以保持女性的立場和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