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辛亥首義史》關於辛亥武昌首義第一槍由誰打響的問題，長期以來的流行說法是：其人為湖北新軍工程第八營革命黨代表熊秉坤。然而，對於打響首義第一槍的究竟是誰這一問題，持不同意見的也大有人在。時至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之際，此一公案應當獲得確切了斷，我的《辛亥首義史》一書求索原始文本，對這一問題做了考證和辨析。
一、據熊秉坤的早年文字，打響“辛亥首義第一槍”的並非熊本人
對“熊秉坤打響首義第一槍”之說發出異議的，不僅有多位辛亥首義參加者，更來自熊秉坤本人早年的紀實文字。
熊秉坤呈交湖北革命實錄館《前清工兵八營革命實錄》一文對1911年10月10日起義前後的情節有詳盡記述，尤其對當日傍晚發生在工兵第八營營房的一系列細節進行了高密度的描寫。該文追述八月十八日（公曆10月9日）發生的漢口、武昌兩革命機關被清方破壞，彭、劉、楊被捕、犧牲等變故，更詳記八月十九日（公曆10月10日）工八營方面的細節：該日傍晚，營中革命士兵焦急等候城外炮隊發炮，以便起事，然始終未聞炮聲信號。而清方軍官加緊戒備，對士兵控制甚嚴，氣氛極度緊張。熊文稱，“將至日暮”，熊秉坤正在營房樓上一排宿舍向本棚副目陶啟元等革命同志布置“待舉動”，忽然聽得二排宿舍有騷動聲響，熊秉坤本人當時的行狀為：急忙至棚內攜取槍械，即聞槍聲四起，子彈齊飛，二排兵士已暴動矣。
熊文進而記述發生的事變：
緣該三棚內之支隊長金兆龍，得坤改定時限信後，方將準備一切，被本排排長陶啟勝窺破，帶護兵二名從之。金見事敗，疾呼曰：“眾同志再不動手更待何時！”中一會員程定國（即正瀛）持槍開擊，陶帶傷逃死於家。於是人聲沸騰，槍彈如雨，一、三排亦繼起。……營主阮榮發、右隊官黃坤榮、司務長張文濤各持手槍向上射擊，口稱“不用呶噪！”聲未幾，程定國一槍中右隊官及司務長。營主見槍斃兩人，正跑走時，忽又一槍斃之。於是全營振動。坤於是下樓吹哨笛集合隊伍……
這段文字清楚表明：與清方營官、隊官、司務長、排長在二樓發生正面衝突，率先暴動的是二排正目、共進會支隊長金兆龍等，其中共進會員程正瀛回響金兆龍“動手”召喚，向排長陶啟勝開槍，又向隊官黃坤榮、司務長張文濤及營主阮榮發開槍，此即“首義槍聲”。
二、“熊一槍”之說何以漸據主流
中華民國建立後，隨著辛亥武昌首義在民國開國史上意義的日益張大，熊秉坤關於工八營起事的表述逐漸發生變化。改變的一個關鍵點是，熊秉坤1914年7月在日本東京參加孫中山組建的中華革命黨，在一次聚會上，孫中山指著熊秉坤向在場者介紹：“這就是武昌首義放第一槍的熊秉坤同志啊！”1918年10月10日，孫中山為上海《晨報》撰文，稱“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槍起義之日乎！”以後在《孫文學說建國方略之一》中又有“熊秉坤首先開槍發難”之說。“熊一槍”之稱由此鵲起。
熊秉坤是辛亥首義單位工兵第八營的共進會負責人，與武昌首義現場相距萬里之遙的孫中山，後來顯然是從巨觀角度稱首義單位代表人物熊秉坤“首先開槍發難”。而以孫中山的權威，“熊一槍”之說從此廣為流傳。而真正打響首義第一槍的程正瀛又於1916年在黨人內爭中被賈正魁處死，沉入長江，失去申辯可能。
熊秉坤20世紀20年代、30年代、50年代發表多篇憶及辛亥首義的文字，與1912—1913年間撰寫的《前清工兵八營革命實錄》、《九團三營營長前工兵八營革軍二正隊副隊長金兆龍》、《前工兵八營革軍第二正隊五支隊長程正瀛（即定國）》，以及1918年撰《武昌起義談》等文，在誰打響首義第一槍問題上大相逕庭，其總的趨勢是，打響第一槍的人物，從程正瀛演變為熊秉坤，而且有關由熊秉坤打響“首義第一槍”的情節，由模糊漸趨明朗，細節愈益具體生動。
三、求索原始文本，打響“辛亥首義第一槍”的應該是金兆龍、程正瀛，熊秉坤理應認作辛亥首義的發難單位代表人物，但也堪稱辛亥首義功臣
熊秉坤的後作《辛亥首義工程營發難概述》（1957年發表），在首義開端及打響第一槍等關鍵情節上與前作《前清工兵八營革命實錄》（1912年）等文中的陳述大異其趣。
1912年撰寫的《前清工兵八營革命實錄》稱起義前夕熊氏在樓上，取槍時，“聞槍聲四起”，又記述二排士兵程正瀛槍擊二排長陶啟勝，其後，熊氏方下樓，吹哨集合。1957年發表的《辛亥首義工程營發難概述》則說熊氏在樓上巡查，見二排排長陶啟勝迎面跑來，“熊開槍對其射擊，陶下樓逸去”，金兆龍、程正瀛與軍官衝突，“下樓不得”，與槍擊無關。這一關鍵細節的改變，使“首義第一槍”的桂冠移植到熊秉坤頭上。
熊氏一生多次著文言及“首義第一槍”，前後差異甚大。綜考之，以熊氏撰於1912—1913年間的《前清工兵八營革命實錄》等文較為可信，因為——
（一）此三文離首義為時不遠，記憶確切；（二）其時當事人（包括程正瀛、金兆龍）大多健在，基本情節彼此佐證極易，不容虛構；（三）著文者熊秉坤1912年時尚未受名位等因素影響，較可能留下自然、真實的回憶文字。
可佐證10月10日傍晚工八營發難實況的材料，還有報人胡石庵撰於1912年農曆二月的《湖北革命實見記》，記述了工八營正目朱思武10月11日凌晨對胡石庵陳述的工八營發難情形：
適有該營後隊二排排長陶啟勝巡查各處，窺見同志金君（名兆龍）皮盒內有真子彈數排，吼而起，以掌披金額，曰：“爾謀反耶？”金大怒，狂叫曰：“反！反！即反矣！”即以手叉陶頸，推臥床上。眾同志聞聲嘩起，於是有蔣遂傑、王仲烈、程正瀛等各出槍械，一面呼迫全營起事，一面以槍桿擊陶腦，陶暈絕，乃整隊下樓。下樓時又有排長張文濤抽刀阻止，立被同志刺死。督隊官阮榮發持槍喝住，亦即槍殺，營中其他官長相率逃去。同志等乃會合全營兵士整隊出營，直奔楚望台。
這裡提到最先與清方軍官扭打並槍擊者，是金兆龍、程正瀛等，沒有提及熊秉坤，這與熊氏早年的文字記載相一致。
回憶錄是值得重視的材料，但往往帶有憶事者的主觀色彩，須加以考證，以辨析其真偽，不可輕信、濫用。
熊秉坤是工八營革命黨人代表，是發難過程的重要組織者，雖非由其打響第一槍，然對首義貢獻甚大，理應認作辛亥武昌起義發難單位代表人物，堪稱辛亥首義功臣。
出版
著名史學家、武漢大學資深教授馮天瑜主創、張篤勤協助的百年巨獻《辛亥首義史》，2011年4月6日經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這部60多萬文字、700餘幅歷史圖片的巨著里，馮天瑜充分運用其考據功夫，對武昌首義前後一系列似乎已有定論的微觀問題，重新考證，提出有別於習慣說法的新結論：湖北第一個革命團體是吳祿貞主持的“花園山聚會”，“科學補習所”只是承其緒的組織；《大江報》時評《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作者並非詹大悲，而為黃季剛；漢口寶善里機關失事為10月9日，並非10月8日；武昌首義第一槍由程正瀛打響，並非孫中山所稱的熊秉坤等等。
創作
辛亥革命研究專家、武漢大學教授馮天瑜新著《辛亥首義史》日前出版。該書用詳細的一手史料再現了百年前首義風雲。
2011年69歲的馮天瑜自幼生活於武昌起義發生的地方，耳聞目染辛亥首義遺蹟舊址和首義故事，形成對辛亥首義的特殊情懷，長期致力於這段歷史的研究。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即與長期從事辛亥革命史料蒐集整理工作的賀覺非老人合作完成《辛亥武昌首義史》。此後20多年時間，馮天瑜進一步蒐集整理史料，考證史實，遍訪倖存的辛亥首義志士及志士後裔，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在此基礎上與武漢社科院張篤勤研究員聯手新撰《辛亥首義史》。
武昌起義作為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尤其是作為民國的開國故事，從發生之始即有記述文字，以後又續有史編。日本、前蘇聯、美國、法國等外國學者也有關於辛亥革命的論著多種。2011年，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還將有大批歷史文獻、著述、紀念文集相繼出版，如《辛亥革命史事長篇》《辛亥百年的歷史記憶與詮釋》等正在編撰中。
20世紀初葉，反清革命運動在湖北省風起雲湧，結束中國兩千年專制帝制的新軍暴動——辛亥首義，更是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濃重一筆。作者以為，辛亥首義是“唯物史觀的一個絕好的例證”，它雄辯地說明，辛亥革命並非天外來客，也不是聖賢的一動之念，或陰謀家挑動的結果，而是近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得到相當積澱的產物，是歷史運動的非常態環節，它標示著奔往現代文明的不可逆轉的去向（雖然其間多有坎坷乃至反覆）。此書運用“時段”理論和“歷史合力”論駕馭並解析辛亥首義史，將其定位為植根近代文明的城市起義。全書直采各種第一、二手材料，尤其注意於新史料的使用，並對“口述史”採取積極而慎重的態度。
歷史背景
武昌中和門（辛亥首義後更名起義門）辛亥革命，百年已逝。作為中華民國的開國故事和近代中國重大歷史事件，有關辛亥首義的歷史記述幾與首義歷史一樣久遠豐富。辛亥首義的宏大述事雖基本定格，然其歷史意義的深度開掘，歷史合力的廣度揭示，尚在偕時演進；至於種種微觀問題的考釋，更無法窮盡。馮天瑜、張篤勤二先生的新著《辛亥首義史》，因其宏闊理論視野與微觀歷史敘事的完美耦合，而放射出特有的光輝。
武昌起義事發倉促，不僅全國性革命領袖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遠在現場之外，地方革命團體共進會、文學社的首腦也或避、或傷、或亡、或在逃，事變由名不見經傳的下層人物臨場隨機啟動，帶有很大的“猝發”性質。然而，偶然寓於必然之中。著者自覺以法國年鑑學派歷史研究的“長時段”視角為觀照，超越了傳統史學注目於“個體時間”和傾力於重大政治事件、外交活動、軍事征戰等“短時段”事變的局限，既細緻入微地梳理1911年—1912年間發生的“短時段”劇變，又用心追究其背後的社會結構造成的久遠影響，考察19世紀60年代漢口“開埠”以來，尤其是張之洞總督兩湖、主持“湖北新政”以來二十年間的社會變動，考察興實業、辦文教、練新軍等諸多近代化事業造成的經濟、社會及觀念形態的深刻演化，探討辛亥首義之後錯綜複雜的政情演繹與社會變遷，從而在既宏闊又精微的歷史視野下，辨析辛亥首義史的啟承轉合，揭示了“長時段”社會變化對“短時段”革命的奠基作用。
辛亥首義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的劃時代歷史事變，正是由“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相互作用，造成的“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該書未把辛亥革命僅僅歸結為革命黨人的活動結果，而是鮮明指出這場革命的動因深深植根於晚清數十年間近代文明建設的積澱之中，晚清各種變革力量共同組成的“合力”，造就了這場波瀾壯闊的革命運動。
書中首次提出辛亥首義的全新意義在於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城市革命。
辛亥首義有別於之前的歷次反清暴動，此前起義皆稱悲歌慷慨，然而起義者與當地社會並無多少聯繫，勢單力薄，星星之火皆被清方迅速撲滅下去，而辛亥秋季的武昌起義則頓成滅亡清廷燎原之勢。辛亥首義又有別於秦漢以來的多次農民起義及貴胄奪權，它們皆取鄉村暴動或宮廷政變形式，以改朝換代為目標，新的王者皇袍加身，國體、政體卻全無變更，君主專制一仍其舊；而辛亥年秋季的新軍起義，發生在近代文明（機器工業、鐵路樞紐、航運中心、近代文教、洋操軍隊、新式傳媒）及近代人群（工商資本家、產業工人和手工業者、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新軍官兵）聚集的大都會，是一次大規模的近代城市起義，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主政權方有建立的基礎，並能以共和憲政號召天下。
該書立意恢宏，沉潛於形上之思，尋覓合情入理的理論詮釋，然決不作空泛的高頭講章，一切皆寄寓於歷史過程的敘述之中，微觀敘事貫穿始終。於鉤沉史料間，著者不厭其煩而別出心裁地勾畫出1911年10月10日夜及11日上午黎元洪路線圖，強化了歷史書寫的可信度，也為當下盛行的微觀歷史敘事立下標桿。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翔實的史料考據辨析基礎上，著者駁斥了有關幾成定論的陳見，推出新說。關於辛亥首義的種種微觀問題的考釋無法窮盡，不僅首義參加者的歷史記憶各持其說，研究者的論列也異彩紛呈，無疑為著述取捨平添了難度。對於辛亥首義的基本走勢及一系列切關宏旨的細節，該書力求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力圖恢復歷史本來面目。例如，著者通過精密考證，提出打響“首義第一槍”的不是以往所認為的熊秉坤，而是共進會員、士兵程正瀛，前者是發難的重要組織者但未打響第一槍，考辨令人信服。
著者追求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相濟，並精心選附七百餘幅歷史圖片，編入書中，不少圖片屬首見、罕見，文圖互證，歷史的鮮活性躍然紙上。而且，歷史書寫跌宕起伏，文采飛揚。導言開篇即仿佛把人拉到歷史的現場，扣人心弦，呈現出一個優秀的史事講述者的風範。大約在十多年前，《中國大趨勢》的作者、美國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JohnNaisbitt）曾經俏皮地挑釁中國人：“你們有很了不起的故事，但你們沒有講。”該書強有力地展示了不僅包括辛亥首義在內的中國故事很了不起，而且中國人對故事的講述也是相當精彩的。
作者新解
“武昌首義”稱謂最早來自孫中山，“熊一槍”應該改叫“程一槍”……獲悉，武漢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馮天瑜主創、張篤勤協助完成的《辛亥首義史》，已由湖北長江出版傳媒集團、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這部60多萬字和700餘幅圖片的巨著，對辛亥首義史提出了大量新觀點。
孫中山給武昌起義定名首義
2011年以來，外地頻現“廣州黃花崗起義打響辛亥革命第一槍”等說法。馮天瑜教授在這部書中告訴讀者，“辛亥武昌首義”得名自孫中山等人，在民國初年就已成定論。
他介紹，“武漢首義”或“武昌首義”的正式提法，較早見於孫中山1912年1月1日發布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宣言書中說：“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其後孫中山在多種公文中均提到“武漢首義”、“武漢之旗以之為全國之首義尚矣”等，當年4月份他到武漢訪問，又多次在講話時提出“武漢首義”和“武昌首義”。
1912年9月28日，北京參議院全票通過決議：以武昌起義日定為國慶日，該年10月10日在武昌舉行首義周年紀念。因此，“首義”並不是武昌起義諸人的自詡。
“首義”包含三層含義
自1895年10月孫中山領導第一次廣州起義以來，興中會、光復會及後來的同盟會先後發動了10多次反清武裝暴動，其中包括1911年4月27日的廣州黃花崗起義，為什麼唯獨武昌起義被孫中山等辛亥革命領袖以及歷史學家稱為“辛亥首義”呢？
馮天瑜教授介紹，以前的10多次起義模式大略相同，這些起義者與當地社會並無多少聯繫，星星之火都被清方迅速撲滅下去，武昌起義則頓成滅亡清廷的燎原之勢，是首創性義舉。
他在書的導論中指出，“首義”的第一層含義是首次舉義成功，並引發全國回響。第二層含義是，經武昌新軍暴動的沉重打擊，清王朝及兩千餘年的專制帝制傾覆成為定局。第三層含義更在於，辛亥首義是一次大規模的近代城市起義，它以湖北軍政府建立和《鄂州約法》頒布，昭示了近代意義的民主共和政治模樣。
考證
《辛亥首義史》訂正數十處史實訛誤
由於歷史的原因，“熊一槍”、“床下都督”等故事至今仍在誤導世人。馮天瑜教授在這部凝聚了他30多年心血的書中，對辛亥首義史實考訂有幾十處之多，其中不少處對過去廣為流傳的說法進行了“顛覆”。
馮天瑜在書中考證，熊秉坤於1912年所提供的4份材料，關於工八營發難過程的記述完全一致：金兆龍與排長扭打，程正瀛開槍擊斃陶啟勝，這就是10月10日傍晚打響的“笫一槍”。
黎元洪為什麼被起義軍人與咨議局人士一起推為都督？過去認為這是在事起倉促的“偶然機遇”下出現的戲劇性結果。
《辛亥首義史》認為，武昌起義猝然爆發，起義者處於“群龍無首”狀態是黎元洪任都督的重要原因，但黎當都督並非純屬臨時動議。根據首義人士萬迪庥、胡祖舜的回憶，早在起義之前的幾個月中，湖北黨人議論起義後都督人選時，希望藉助有名望的“漢官”“號召天下”，便多次考慮過黎元洪。
特色
裴高才（左）向馮天瑜贈《首義大都督》陽春三月，櫻花怒放，著名學者馮天瑜主創的巨著《辛亥首義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首次運用“時段”理論和“歷史合力”論，駕馭並解析辛亥首義史，雄辯地證明了武昌首義的歷史必然性，在海峽兩岸產生強烈反響。
這部凝聚著三十餘年心血，三易其稿的巨著，由馮天瑜主創，張篤勤協助。洋洋80萬言，16開本，700幅獨家或罕見的珍貴文物圖片的披露，彰顯了“讀圖時代”特色。馮天瑜將視野投射到近代社會轉型全貌，從結構、局勢、事件的辯證關係，探索這一歷史事變的生成機制方面，獨樹一幟。同時，運用“時段”理論和“歷史合力”論，駕馭並解析辛亥首義史，觀照諸前沿議題，直采各種第一、二手材料，並注意新史料的使用，在學術界產生強烈反響。台灣東吳大學教授繆寄虎感慨地說，此書“搜材之博、考證之詳、文筆之細”，在“今日台灣普遍漠視歷史教育、只知道有電腦之際，馮教授的考證文章，也許可以刺激一下中國人恢復其大腦的使用功能”。
馮天瑜充分運用其考據功夫，對武昌首義前後一系列似乎已有定論的微觀問題，逐一爬梳、參校材料，重新考證，提出有別於習慣說法的新結論：湖北第一個革命團體是吳祿貞主持的“花園山聚會”，“科學補習所”只是承其緒的組織；《大江報》時評《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作者並非詹大悲，而為黃季剛；漢口寶善里機關失事為10月9日，並非10月8日；武昌首義第一槍由程正瀛打響，並非孫中山所稱的“熊一槍”——熊秉坤等等，對辛亥首義史有開山之功。
馮天瑜為人和易，常與辛亥後裔、文藝界人士、收藏家等交流，利用多種形勢對中青年專家學者進行指導提攜，僅紀念辛亥百年就為裴高才著《首義精魂》、羅時漢著《城市英雄》與吳歡著《民國諸葛趙鳳昌》等作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