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 版 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轉變參與出版時間： 2008-8-1
字數： 107000
版次： 1
頁數： 137
印刷時間： 2008/08/01
開本： 16開
印次： 1
紙張： 膠版紙 I S B N ： 9787208078765
包裝： 平裝 所屬分類： 圖書 >> 經濟 >> 經濟學理論 >> 政治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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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關於研究“私人利益與公共行動”的專著，在本書中，赫希曼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政治經濟學問題：人們為什麼有時候會積極參與像遊行、示威、罷工這些公共活動，而有時候卻把更多時間投入到私人事務中？赫希曼發現了這個在私人參與和公共參與之間的循環，即人們有時候會將幾乎全部時間投入到私人事務中，有時候會拿出較多時間參與公共事務，並重點對原因加以解釋。內容簡介
在本書中，赫希曼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政治經濟學問題：人們為什麼有時候會積極參與像遊行、示威、罷工這些公共活動，而有時候卻把更多時間投入到私人事務中？赫希曼發現了這個在私人參與和公共參與之間的循環，即人們有時候會將幾乎全部時間投入到私人事務中，有時候會拿出較多時間參與公共事務，並重點對原因加以解釋。他給出了一個看上去簡單，但卻非常重要的解釋：失望。赫希曼通過引入失望概念解釋了私人一公共一私人的循環。作者簡介
艾伯特·O.赫希曼，1915年生於德國柏林。1941年移民美國，先後在伯克利、耶魯、哈佛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1974年加入普林斯頓大學高級研究所。赫希曼一生著述頗豐，以英語出版的著作有14部，以其他語言出版的有10部，大多數著作被譯成多國語言，如《經濟發展戰略》被譯成十多國語言。目錄
艾伯特·O.赫希曼和《轉變參與——私人利益與公共行動》序言：關於艾伯特·O.赫希曼《轉變參與——私人利益與公共行動》出版20周年
前言
引言：私人公共循環
第一章 論失望
失望在偏好變化中的作用
嚴肅對待失望
第二章 消費者失望的各種類型
真正日用品的特權地位
耐用消費品
服務
第三章 對新增財富的通常敵視
來自18世紀英國和法國的歷史證據
反對新產品的多方面案例
第四章 從私人關注轉向公共舞台（一）
對消費者失望的退出和呼籲反應
解釋生活風格的變化：意識形態和二階意志
第五章 從私人關注轉向公共舞台（二）
集體行動和回應
為什麼搭便車遭到唾棄？
第六章 參與公共生活的挫折（一）
我們想像力的貧乏
過度承擔義務與沉溺
第七章 參與公共生活的挫折（二）
投票的參與不足
有關普選權起源的歷史離題
第八章 私有化
腐敗
暴露出來的公眾德行
私人領域的吸引力
結論
術語與人名對照表
書摘插圖
第一章 論失望失望在偏好變化中的作用
就像剛剛提到的，我的主題可以被視為一個更一般問題的特殊情形：如何解釋偏好改變，而不是從私人導向的行為到公共導向的行為或者相反。這個問題更像是從商品A到商品B或者從行為A到行為B。既然口味或偏好的改變是一個不可否認的重要事實，特別是在西方社會，那么我們可能會認為已經積累起了討論這個問題的大量文獻。事實上，至少就經濟學而言，這種期望是完全相反的。原因在於經濟分析是建立在偏好基礎上的，而作為生理需要、心理和文化傾向的結果，偏好是給定的（即使它們可能偶爾會改變）。我們可以引證大量經濟學家和經濟學著作得出這種結果，即經濟學沒有專門討論為什麼偏好就是那樣的原因，並且在否定的意義上隱含著：對經濟學家而言，研究偏好如何以及為什麼改變並不十分合適。
這些關於“科學的、實證的”經濟學的適當知識領域的觀點經常以如此令人生氣的語調、如此進攻性的方式作出，以至於我們在這裡完全可以懷疑其基本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實際上，很久以來，對正統經濟學的批評已經將宣稱給定的口味和偏好融入到他們對新古典大廈發起進攻的一個基本目標中。“消費者主權”概念的含義是消費者具有獨立的已經習慣的口味，並且能夠通過他們在市場上的貨幣“投票”讓生產者遵從他們的意願，這個概念受到了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和其他人的大量嘲諷，他們強調消費者口味受生產決定和大公司廣告的影響。
另外，對新古典分析整個結構不是特別敵對，但僅在重要領域對其原則的特定不可知論不滿的經濟學家，最近已經開始將口味的變化引入他們的消費者和市場行為模型中。事實上，著名經濟學家蒂博·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已經進行了原創性且富有刺激性的努力，通過引入現代心理學，定義了我們對消費者滿意之性質和構成要素的理解。在這個過程中，他對偏好形成問題作了大量的貢獻。
我希望在本書中提出的方法完全不同於其他大部分的著作。由於這個原因，我將會採用非常簡單的方式提出這種方法，我只是少量地參考了比如西托夫斯基的著作，它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跟我的著作相關。
我的基本觀點可以簡單概括為：與人們參與公共事務是因為希望其能夠產生滿足一樣，人們的消費行為也會產生失望和不滿。他們這樣是出於不同的原因，並且會採取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程度，但在失望未被預期到的同時向下調整完全消除的意義上，消費或時間運用的模式產生於自身，運用一句廣為流傳的比喻就是“播下了自身毀滅的種子”。容易看出，甚至在討論的最初階段，這個一般性的假說如何產生了對消費者行為和市民行動系統性變化的解釋。
我的任務是闡明我剛剛提出來的假說的解釋力。但那在現實中是必要的嗎？在我們隱隱約約的知覺中，以及從詩人和哲學家的著作中，難道我們都不知道：經歷失望和不滿是人類永恆的命運，如果不考慮目標，它們是榮譽、財富還是權力？下面，我將再回到這樣一個觀念：與動物相比，人類永不知足，從本質上永不滿足、貪得無厭是他們的本性。現在，我將引用關於這個結果最簡單的觀點，據說這是康德（Kant）在跟俄國歷史學家卡拉姆津（Karamzin）談話時提到的：“給一個人他想要的東西，然而就在同時，他就會覺得這個東西什麼都不是了。”。在這裡，我們將其與容易滿足的動物進行一個隱含比較，表明甚至在最大限度內，失望也是人類經驗的一個中心要素。這種所謂的人類本性特徵通常與人類的死亡率有關，與人類對這種死亡率的意識有關；它也是關於上帝存在性討論的出發點。
三個觀點是恰當的。第一，最好知道我們概念的這個人類本性層次：儘管這個概念被排除在大部分討論之外，但它不得不隱含在背景中。第二，瀏覽一下圍繞這個問題的知識史將很可能發現：對人類本性中“貪得無厭”、“永不滿足”的強調是西方文明某段特殊時期的特徵，這因此可能告訴我們某些非常有用的觀點，即關於歷史上某個地方、某個時期對物質財富失望感情的特殊強度和流行程度（見第三章）。第三，在解釋失望時，本書沒有盡力求助於人類本性，而是試圖將它與經濟結構和發展的特定方面聯繫在一起。如果經濟學家們完全忽視這種現象，這很可能恰好是因為他們認為它只有形上學或“人類本性”的方面，而忽視這一點是安全的，因為它完全相同地影響所有的人類消費行為，這會導致對所有滿意完全相同的“輕視”，就像它本來的那樣。失望的傾向可以被視為人類本性中的不幸和荒謬的巧合，如果人類是一個更加“理性的主體”，它實際上不應該這樣。如果考慮到基本需要，並且福利——採用消費和閒暇來衡量——是不斷上升的，人們應該感覺更舒服——如果他們不這樣，並且感覺更加糟糕：經濟學家卻認為他們生活得更好了！
因此，可能的是，通常人類失望的天性隱藏在對事實的觀察上，即在不同時期失望的發生和強度存在重要的差異，並且跟不同的行為和商品相關。無論如何，我在本書中都將學習前人的做法，並且按照人們實際的行事方式而不是某些權威（在這種情況下，主要是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的人們應該的行事方式來處理他們的行為。為了推動這項研究的進程，我首先注意了人類消費的某些主要特徵，很奇怪，人類消費好像逃避了詳細審查。
實際上從事任何行動——包括消費——之前，人們會形成這樣做的計畫。這個計畫的一部分是關於其性質、關於其將要產生的滿足感的類型和程度的某種精神想像或預期。伴隨其預期的該計畫的獨立存在意味著，當計畫實施的時候，即當消費實際發生的時候，它完全不同於其可能經歷的現實。因此，這要么出現失望的可能性，要么出現相反情形的可能性。很少有注意力集中在後一種情形，僅僅是因為相對於前者它可能不經常發生。我們研究的這種偏見在同樣的語境中發現了某些證據：在任何語言中，失望的反義詞都遠不止一個，我們必須設法處理像“愉快的驚奇”（pleasant surprise）這類委婉的表達。原因很可能在於超越現實的預期比超
越預期的現實更加普遍得多。如果我們看一下“失望”的德語單詞——Enttalasehtrag（dis-deception，並非欺騙），這一點就會得到確證。這裡，“預期錯誤”（expectations-gone-wrong）的一般含義已經被其形式中的一種所掩蓋：根據字面意思，這個單詞的含義是在判斷中並未犯下錯誤或過失，因此它可能被當作是指任何想像類型的錯誤預期；但它具有失望的特定含義，主要是因為大多數時候實際上犯下的錯誤就是那些過於遠離現實的預期。要注意的是，當語言是現實經驗而非預期的事物時，它不具有同樣的失望偏見：有一些術語——像快樂（happiness）、高興（joy）、極樂（bliss）等——表不這一類令人高興的經歷。至於預期和經驗的對應，這使語言的不對稱性更加重要了。
嚴肅對待失望
如果給出了失望概念的本來含義，集體行動中的許多變化就越來越可以理解了。這個論點的說服力將在隨後的幾章中進行檢驗，那幾章將採用對私人幸福和公共幸福相互替代的追求來探索失望的各種形式。但是，在正式進行這些討論之前，由我選擇的主題所產生的一些一般問題必須討論。
首先考慮對預期研究在方法論上的反對。本書的觀點主要採用單個消費者一市民的經驗或者最多採用單個家庭的經驗。結果，就出現了大家熟悉的微觀一巨觀問題。假如一個針對私人一公共一私人循環（由於接下來的失望）頗有說服力的事實是在單個人背景下給出的，那么在社會層次上這意味著什麼呢？不是所有的情形都必然如此：對私人消費活動（或公共努力）的總體失望隨著時間而可能嚴格一致，而由他組成的消費者一市民集團又會反過來成為失望的受害者。這可能是個事實，例如如果失望僅與年齡和生命周期相關，如果嬰兒的出生率沒有大幅度的上升和下降。但是，如果重要社會集團同時還經歷了伴隨高於平均失望潛在可能性的新的消費經歷，總體失望就會隨時間而變化。在我盡力弄明白為什麼大集團的人們有時候會為了追求不同類型的幸福而聚集在一起的原因時，這些就是我主要關注的過程。因此，我特別注意了大量消費的結構變化，而這發生在經濟成長和發展的過程中，並且可能伴隨著更具體失望類型的產生，下面將對此進行簡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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