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方言地圖集》
正文
用符號顯示漢語方言差異和分區的地圖。中國繪製漢語方言地圖的歷史比較短暫。大多數漢語方言地圖都是現代漢語方言專著的一部分，如《湖北方言調查報告》、《昌黎方言志》、《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等，單獨成書的有《蘇州方言地圖集》。漢語方言地圖的安排一般前面都有一張綜合圖或參考圖，反映該方言的分區和調查點的情況，後面是條目圖，標記具體方言現象的地理分布。每幅圖都有圖例。標記方言現象的符號不一致，大致可分為圓形符號和線形符號兩種。可以
《蘇州方言地圖集》《昌黎方言志》(1960)收有昌黎方言地圖12幅，先是 1幅參考圖，列舉 193個調查點；然後是第 1～11圖，都是方言現象分布圖，其中第1圖是聲母方面的條目,第2圖、第3圖是韻母方面的條目，第4～6圖是聲調方面的條目，第 7～11圖是個別字音和辭彙方面的條目。昌黎方言地圖(圖1)在畫法上有兩個特點:一是圖上圓形符號表示調查點的位置, 同時表示語言現象;二是圖例一致，都用黑圓點“●”表示昌黎北部的語言現象,用圓圈“○”表示昌黎南部的語言現象,用半黑半白的圓圈"嘐"表示兩者都可(少數圖有例外情況)。《昌黎方言志》對昌黎方言南北兩區的差別及地圖都有詳細說明,可惜當時沒有畫綜合圖。由於條目都經過選擇,如果把11幅圖裡的語言現象畫成同言線，即可看出昌黎方言的同言線大致是東西向的走向和昌黎方言分為南北二區的面貌。例如第4圖為“頭·上、黃·瓜”的聲調,第5圖為動詞“沒” 字和副詞“沒”字的聲調，第 6圖為“倒·上、道·上”的聲調，這 3幅圖裡的條目都有代表性，使用頻率也高，因而在昌黎方言分區上具有重要意義；如果把它們畫成同言線,都呈現東西向的走向,其中第4、5二圖的同言線完全重疊。《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1960)收方言地圖42幅。葉祥苓著的《蘇州方言地圖集》收方言地圖50幅，畫法跟昌黎方言地圖差不多，都採用圓形符號標記法。《蘇州方言地圖集》是第一本單獨成書的方言地圖集，前面有蘇州地理人口概況、調查經過、方言地圖的體例和說明等內容，後面的主要部分為50幅蘇州方言地圖，詳細地標記出蘇州方言地區263個調查點的有關語音和辭彙條目的分布情況。
《蘇州方言地圖集》
”,“囚”讀S方法,“詳”讀堭8216;方法；⑤“
”，“囚、詳”讀堭方法；⑥“
”，“囚、詳”讀d墭‘,墭方法。第7圖就用上述符號標記“囚、詳”二字讀法的地理分布，並用同言線把讀法相同、分布區域相連的地方圈起來,共有10個同言線圈,其中讀①、④、⑤、⑥的各有1個同言線圈，讀②、③的各有3個同言線圈。兩種不同讀法之間同言線的畫法,採取兩邊相鄰點之間等距離中分畫線的辦法。《關中方音調查報告》(1954)收方言地圖23幅，《河北方言概況》(1961)收方言地圖24幅，《雲南方言調查報告》（1969，台灣）收方言地圖64幅，畫法和《湖北方言調查報告》相似，大都採用線形符號表示法。圓形符號標記法的優點是比較客觀。有多少調查點就標多少調查點，凡無調查點的地區都如實地放空,缺點是如果方言情況複雜,則各種不同的圓形符號較多,看上去顯得眉目不很清楚。線形符號標記法的優點是圖面清晰，方言界限比較清楚；缺點是用調查點的材料概括許多未調查點的情況，難免以偏概全、不符合方言實際。可見方言地圖的不同畫法各有短長,重要的是要方言條目設計得合理，做到能較好地反映方言分區的客觀情況，至於採用何種畫法則可根據具體情況斟酌決定。例如《湖南方言調查報告》(1974，台灣)收湖南方言地圖52幅,採用3種不同的畫法：①聲母圖（第1～9圖）、開合圖（第10～12圖）、韻母及韻尾圖（第13～28圖）及特字圖（第36～38圖）採用圓形符號標記法；②聲調圖（第30～35圖）採用調值符號標記法；③調類圖（第29圖）及詞類圖(第39～52圖)則採用線形符號標記法。可見漢語方言地圖的畫法是不拘一格的。反映全國漢語方言分區情況的《中國語言地圖集》（中國社會科學院與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目前正在繪製中。 參考書目 李榮: 《漢語方言分區的幾個問題》,載《方言》,1985，第2期，北京。
見漢語方言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