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舊書重溫憶華年當我們再次重讀時，書還是同一本書？讀者還是同一個讀者嗎？這部機智而生動文集裡的十七位作者回答是相同的：絕對不一樣。
作者他們喜愛的書無所不包，從《傲慢與偏見》到沾滿泥土的一本植物學野外指南。每個人選了一本書、一個故事或一首詩，甚至有人選了《佩珀中士唱片集》背面的抒情歌詞。這些文字觸動過他們青春時代敏感的心弦，他們又重溫舊夢，看看在經過多年後它發生了什麼變化。（當然真正變化的是讀者。）有些文章中，人與書的聯繫由於生活經驗而加深了，另一些文章中，初讀邂逅時的純真狂喜，更顯得稍縱即逝，一去不返，然而舊書重讀卻打開了回憶的閘門。無論怎樣，每位讀者都肯定了愛書人都會懂得的道理：沒有什麼愛比愛書更能顯現人生變化的了。
編輯推薦
童年時代對書著迷，長大以後重讀舊書常常會感到失望，這是個問題。
這樣說來，難道舊書重讀就注定成為失望、幻滅、損失的先導嗎？當然不是。
舊書重讀有一種強烈的動機：完全是為了自己；它幫助你回憶自己過去是什麼模樣。你打開一本平裝舊書，書頁邊上爬滿了筆跡，那是你早年寫下的，如今已經不這樣寫字了。回憶就會猛然跳出來，就像你打開舊日的日記一樣。這些書籍引起的回憶，好像衣櫃裡的掛鈎一般，我們可以隨意掛上或取下想像的事物，我們最喜愛的紀念品，我們最愉快時刻的記錄，也許是最傷心時刻的記錄……舊書重讀迫使你緊密貼近過去的自己，和那個誠摯的、急迫的、裝模作樣的、令人尷尬的過去的自己度過一段時間。你原來以為已經把他拋到後面了，實際上他還一直活在你的身上。
如果說，一本年輕時讀的書是情侶，許多年後重讀這本書，它便成為朋友。
作者簡介
安妮·法迪曼（AnneFadiman），生於美國紐約市，在康乃狄克州和洛杉磯長大，畢業於哈佛大學。畢業後，她在懷俄明州當野外探險嚮導，後來回到紐約從事寫作。曾任《生活》雜誌的特約撰稿人，《文明》雜誌編輯和《美國學人》編輯。她的第一本書《鬼怪抓住你，你就跌倒了》（TheSpiritCatchesYouandYouFallDown，FSG，1997）獲“美國國家書評獎”，她還寫有隨筆集《書趣》（ExLibris），編有《經典重溫》（Rereadings，FSG，2005）等作品。她現與家人住在麻薩諸塞州西部，並擔任耶魯大學弗朗西斯住校作家。
楊傳緯，英語教授，195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1984-1989年曾任北京師範學院（首都師範大學前身）院長。1987年獲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名譽博士學位。譯著有《教授與瘋子》、《OED的故事》、《夜晚的書齋》、《書趣》、《閒話大小事》等。
寫作背景
我兒子八歲的時候，我朗讀劉易斯（C.S.Lewis）的《能言馬與男孩》給他聽。我自己第一次讀這本書時也是八歲。在兩次讀書的間隔期間，我重讀過更著名的納尼亞傳奇系列故事——《獅子、女巫與魔衣櫥》、《魔法師的外甥》、《銀椅》，但是《能言馬與男孩》已經四十年沒有重讀了。
對你的孩子朗讀一本心愛的書，是舊書重讀最愉快的形式，只要你的孩子也抱著和你同樣的熱情，從而證實了你的文學品味，你作為父母的指引能力，喚起了對以前自我的回憶，由此而感到滿足。亨利喜歡《能言馬與男孩》，故事講的是兩個孩子和兩匹會說話的馬，為了挽救北方一個岌岌可危的王國，不顧一切險阻賓士過了沙漠。這是納尼亞傳奇故事書中最富懸念的一本。亨利正處在劇烈變化的年齡，睡覺時仍舊歡迎父母陪伴，但很快就會把父母趕走了。他請求我每天晚上不要把燈關掉，是不是可以再朗讀一頁，然後再讀一段，然後，再讀一句也好。這樣美妙的情景，只存在一個問題：我一面念書給亨利聽，一面獨自尋思，這個劉易斯，說得不好聽一點，可是個種族主義者和好色的豬啊。
我讀過劉易斯的兩部傳記，知道他由於九歲就死了母親，和女人的關係是相當奇特的。
我讀過他的“虛有其表的地方”，那是一個醜化女人，令人不舒服的幻想故事；書中講述者（男性）碰到一個女性巨人，她的裸體叫他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我過去讀《能言馬與男孩》，只記得那是個關於騎馬的冒險故事，有點像《欽科蒂格島的迷霧》一樣，只是鬥劍代替了賽馬。
文摘
戴維·塞繆爾斯住在曼哈頓東七十街區雜亂套房裡的人內心生活的書邊筆記
沒有人會去讀書，除非是為了回答某種困惑的內心需要。這種內心需要會逼使人們移動7-11便利店門外的大車，一頭衝破大玻璃窗跳下樓去，會去參加馬戲團，或者去買一輛廉價的外國汽車，而修理這種汽車的地方卻在五十英里以外。用你心裡這些鮮明的戲劇性事例，我根據多年的痛苦經驗，形成了一條小小的理論，只要費稍微一點勸說，你便會相信它是對的一一閱讀需要孤獨者的氣質，能夠高度忍受寂靜，有一種不健康的喜好，愛與幻想中或死去的人們做伴。
讀書也需要耐心，需要我高中體育老師稱之為“老式的堅持下去不放鬆的精神”。那位老師名叫蘭迪·菲斯克（RandyFisk），簡稱菲斯克，是個有最輕量級拳擊運動員體重的愛爾蘭人，留著薑黃色小鬍子，特別喜歡觀看他十四歲的學生們騰身躍過“木馬”。他認為讀書人都是臉色蒼白的畸形兒，生來就抗拒正常的體育鍛鍊。由於我和許多畸形兒一樣，迫切希望有一副正常的外貌，因此，我不得不痛苦地承認菲斯克先生的話是對的。讀書人是畸形兒，這是無法否認的。
把讀書人與寫書的作家進行比較，是頗有啟發意義的。作家們向來都想把自己表現為非常敏感、心靈極度不安的人物（如魏爾倫、蘭波、托馬斯·沃爾夫[ThomasWolfe]、普拉斯[Plath]、巴勒斯[Burroughs]、金斯堡[Ginsberg]等人，其中最瘋狂的多數是詩人）；我的見解還以為：他們戲劇般的痛苦常常是抱負太高造成的結果。在一個人的一生中，太多實實在在的機體的痛苦會使他不能維持足夠的精力和自負來圓滿完成文學事業。然而，讀書卻可以使人忍受時間較長、分量較重的情緒波動。因此，許多我所知道的愛讀書的人都是遭遇不幸的青少年，這不是偶然的。他們在醫院裡度過許多日月，忍受沒有朋友的孤獨感，親眼見到親人死於癌症，父母親瘋狂或離婚；或在外國長大成人，男孩子過早地讀了“幻想”或“冒險”小說，女孩子過早地讀了“神秘”或“浪漫”小說，或者經歷過與外界脫節的環境，例如在軍事基地、在農莊或在狂熱的迷信團體中成長，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