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贈我蒙汗藥 內容簡介
不安份的王朔總是愛折騰。在這本書里，王朔和神秘的對話者老俠一起對當前中國文化藝術進行了一次檢閱與評點；自己的理想與寫作、評論大眾文化的媚俗、罵知識分子的虛偽、批當紅電影導演、談小說和現實中間的性說愛、論當代作家的座位，憤怒的兩個中年人，以感性的談話揭露了我們這個時代文化環境的內在真相。美人贈我蒙汗藥 本書目錄
用真實活著
寫作與偽生活
做不了你自己
誰的理想與價值
自賤與賤人
大眾文化的合謀
殘酷的傳媒
誤讀、歪曲與人身攻擊
金庸的媚俗與媚俗的余秋雨
跟知識分子過不去
誰造就了文化恐龍
知識的誠實與道德
可憐人必有可恨之處
附庸風雅的中國電影
導演能堅持什麼
要市場或者要藝術
關於無恥
由"性"而起的混亂
生活里有一種野蠻的力量
欺世盜名的傳統
傳統也可能是一種騙術
無聊的傳統繼承者
從厚黑學裡找謀略
沒有魂兒的現代文化
文學史上誰站得住
悲劇的魯迅
文學語言的泛政治化死亡
年輕一代的"身體政治學"
港台"國語"大泛濫
有沒有不猥瑣的性描寫
美人贈我蒙汗藥 文章節選
導演能堅持什麼
老俠：我記得你曾執導過兩部片子，一部是《我是你爸爸》，還有一個是《過著狼狽不堪的生活》，兩個片子都沒有通過。看來，你與別人合著弄個電影劇什麼的還能播出，等你自己真想弄個什麼片子，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弄，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王朔：是啊。我能退出來，我可以寫小說，誰管得著？我在裡面時最後弄得自己也沒勁兒了，太累，無聊，受委屈是活該倒霉我自找的，我最後出來是必然的。一是自己內心中已經覺得沒勁了，二是有外力迫使你退出。馮小剛當時就比較可憐，他沒有退出來，他就得吃這碗飯。做導演的就是可憐，你要想適應這個社會，有飯吃，弄點兒錢花，那你就要投其所好，搞個賀歲片，票房成功，市場成功，也給咱這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添幾分喜慶。好，別有洞天了!那就繼續下去吧!
老俠：換句話說，在這兒當導演拍片子就是不能是你自己，必須變著法兒迎合什麼。
王朔：必須這樣。在那過程中也許會有不舒服不滿足，覺得是不是可以拍點別的，但很難做到。這些還在其次。在與一些導演的接觸中，我感覺到他們有一種特彆強烈的要生存下去的需要，就是說他們作為導演生存下來的欲望特彆強。而且，他們生存下來的成本大，不像我，沒什麼成本，一個人寫就成了。他們的生存成本多大啊。真的，很嚴酷的!一部片子砸了或通不過，你想拍下部片子就找不著錢，多少梟雄一晃而過，去年還紅得發紫，轉過年來，一炮沒打響，就下來了，作為導演的失敗。拍一部片子難死了。
這種情況，只有身處其中才能體會到那些制約的嚴酷。你說的那種勇氣，到了節骨眼上，臨到了豁一下子，可能腦袋瓜子一熱，都能挺。我不拍了成不成!但一時的意氣過後，自己就開始煎熬自己了。一起混，人家都在拍片子，你卻拍不成了。你要堅持你自己你就拍不成。那你只能往後退，妥協!對那些拍迎合片子的導演，我從最同情的角度講，是被生活逼的。當然，你可以說，咱不乾成不成？有的人就說：我就不幹這個就退了。但我覺得，這種人挺少的，基本沒有，我能退出，是因為我原本就是寫小說的，有退路，要是我也沒有小說，我也很難說就那么退出來了。大部分都是沒轍的。在這點上，我覺得，我退出來也很難對他們取得一種人格優勢，我不能跟人家說：你瞧我，乾不下去，我回去寫小說，他們往下乾，活受累吧。因為人家可能真沒退路。
老俠：非要鑽進那個明明是迎合什麼的圈子嘛!說白了，不是生存問題，而是電影這一行所帶來的名聲與金錢的問題。實際上是利益。想一個人活得沒有心理壓力，有口飯吃並不那么難。但要活得有個虛名和大把的金錢，在這兒除了投機取巧就沒有其他路好走了。
王朔：所以在這種條件下，你說電影能是個什麼東西，它不可能是個東西。你要個性化也只能是一種普遍要求中的畸形東西。整個電影，所有的東西都是假的，虛幻的，自吹自擂的，就從九十年代以後，中國電影就沒有好電影，只有極個別的地方、局部的有閃光的地方。現在大家都說陳凱歌的《刺秦》不好，我倒覺得還可以。雖然他的想法一開始就是錯的，但是他還要自我堅持，想從中弄出點兒個性來。這樣，他只在這么個情況下才能堅持個性。什麼情況呢？就是你想的要他的要求不謀而合了，《刺秦》里就有弘揚中華民族精神的內容，正好與主鏇律吻合。當年我們的祖輩們就有一種慷慨赴死的精神，弘揚這種東西和咱們弘揚愛國主義莫名其妙地合在一起。這樣的吻合可以搞出點兒自己的個性化東西。人說張藝謀投機啊。誰不投機，無非是投得好看、難看。在某種程度上，可能都是投機。
老俠：你說像張藝謀、陳凱歌這樣的導演，是國內外的知名導演，都得過國際大獎，當過國際著名電影節的評審，人家還請張藝謀拍歌劇《圖蘭朵》，錢也是大把大把的。何苦不拍一部自己想拍的東西？你覺得是不是當了名導了，他們就用不著……
王朔：怎么用不著，我說這是沒有止境的，他不會因為你說什麼就停下來，至少是想想。這裡還有個問題，他們早年可能也是一路投機過來的。也就是說，他們並不是早年就堅持了什麼才取得今天的成功的。他早年投的什麼機呢？我以為就是流行觀念的機呀。那會兒時髦什麼他就拍什麼。其實和謝晉的做法大同小異，誰也沒真堅持過什麼。倒是田壯壯比較牛，他拍的電影《獵場扎撒》、《盜馬賊》，多難看的電影啊，但他說，我就喜歡，我就拍這個，你不讓我拍，別的我還不拍了呢。
老俠：壯壯最後拍了個《藍風箏》，沒通過，以後他真的不再拍片子了。
王朔：對，你可以說他在某種程度上還堅持了自己。其他人，別說堅持自己的立場。堅持自己的趣味。堅持自己美學上的什麼觀點，就連最低劣最煽情的MTV也能幹了。陳凱歌監製和當藝術指導，拍了一個《國旗》的MTV，農村的小孩光著腳手捧國旗，從上海的胡同里跑出來，然後是大家捧著，全國人民都捧著，香港那些人馬也來了揮動著，然後是武警們去升旗，刺刀林立。表情莊重。步伐整齊。地動山搖，這些所有的畫面疊在一起，大家又都莊嚴注視著這升旗的場面，就讓人感到淚往心裡流。你說他不會煽情嗎？我說他太會煽情了，在同類MTV中，我見過的最煽情的。
老俠：回頭想想，其實他們從一開始就煽情，就詩情畫意的。《黃土地》。《紅高粱》等東西完全受八十年代最時髦的觀念所左右，他們要用一個電影概括歷史、表現全民族的生命力，所以他們從那時重視的就是大的空的概念，他們對人採取俯視的視角，居高臨下。相比之下看看台灣的侯孝賢的《風櫃來的人》，拍得極為真實流暢，是中國人拍的青春片中最好看的。人家侯孝賢對人的關心是一種切近的具體的平等的，真正把人放在鏡頭前拍。而陳凱歌。張藝謀則是用外國的電影技巧包裝虛假的浪漫情懷，我稱之為"黃土地的浪漫情懷"、"紅高粱地的浪漫情懷"，他們那個時候就在用濃烈的抒情手法撒彌天大謊。外國人來中國，大都要去看那個老古董長城，張藝謀就用電影建一座中國人的精神長城。長城是什麼？有什麼偉大的智慧可言，不就是帝王們為了睡個好覺，做完春夢，利用權力驅趕著羊群般的人進行最原始的體力勞動嗎？毫無智慧可言。倒是透出恐懼、愚蠢和殘忍，不惜人力，不在乎生命，修死多少人他不管，只是往高往長了修。又有什麼用？滿族的那么點兒人不照樣踏破山海關長驅直入，征服了偌大的漢民族嗎？再說，這個長城與當代中國有什麼關係？什麼關係也沒有。陳凱歌在看了50年國慶大典後接受中央台採訪，說一通愛國主義的言辭，與他拍MTV是完全一致的，也與張藝謀一邊拍片子一邊建所希望國小是一致的，他們本身就是大牌坊了。
王朔：我覺得陳凱歌在某種程度上也還在堅持自己的趣味，當然是在那種吻合條件下，那張藝謀呢？我倒覺得，他好像一直有一些，你可以說是天生的也好，他是一直能趕上潮走的人，這一大浪來了，這種弄潮兒天生具有的能力，手把紅旗旗不濕那種。所以，每次潮來，他都有把自己變成意識形態而又是在拍片子的能力。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對他們來說並不困難。現在是玩真善美的時候，當然玩真善美可能玩得不好看，也可以玩得很好看，他就是這個。所以，有人說他追求真善美，他自己也這么講，他本質上是追求真善美的，他拍的片子，反映著他的本質，就是個形為意用。那我覺得，他本質上就沒什麼東西，真善美誰不會追求哇，拎出一個都會說我也追求真善美。所以，他花活玩不下去了，正好，他的本質與你的政策要求合到一起了，他的本質一亮，就是這么一個片子，《一個也不能少》，而且是一個告訴人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
老俠：張藝謀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之所以鳳頭壓過其他第五代，就是他知道什麼可以流行。他的片子實際上一點也不先鋒，拋開他片子中建造虛假精神長城的大觀念不說，即便在取材上他也極為通俗，這就是他死盯住"性"，而且都是些犯忌的有刺激性的"性"。《紅高粱》是"野合"，《菊豆》是"亂倫"，《大紅燈籠》是"妻妾成群"，他想用影像誇大張揚中國人的生命力一樣地誇大。張揚性的作用。用濃墨重彩的電影技巧包裝那點可憐的硬造出來的"性高潮"。他的硬體全是流行色情小說的主題。到了"咱爹咱媽"又變成愛情的流行曲。而陳凱歌在實驗電影上走人絕境，《邊走邊唱》徹底失敗，在國際電影節上弄了個"金鬧鐘獎"，即最乏味的電影。於是他也不得不轉向通俗轉向大眾轉向主流，他曾說張藝謀走的是好萊塢主流電影的路子，而他是異端電影，永遠不會迎合主流。但他堅持不住了，於是有了《霸王別姬》，他的硬體更打人，同性戀，第一次出現在中國的電影中。名演員，陣容強大。我聽人說了這片子棒，還獲了"坎城獎"，就去看了，但沒看完，看不下去，一切都那么虛假，鞏俐和張豐毅在影片中做愛的鏡頭就更虛假。他的這個勁，走到《刺秦》的弘揚一點兒也不奇怪。他不會像壯壯那樣，在堅持中寧願寂寞，他一定要一條路走不通，就去轉身迎合市場迎合主流，為自己重新立腕兒。
王朔：那我還覺得陳凱歌有點兒自己的東西。張藝謀最近的片子，我特別受不了的是什麼？是《一個都不能少》裡面向社會灌輸的一種觀念，我認為對中國人特別有害：你只要努力，就能收穫，一分耕耘就會有一份收穫，有志者事定成！他似乎以為別人都在變換立場，只有他一個人堅持，他覺得他自己就是這樣，堅持！那我就要問，堅持的是什麼？就是你不斷趕著潮頭在那兒乾！你不讓我這么乾，我就那么乾，揀你喜歡的乾，反正我就要在這兒。我就要挖，任誰也拉不住我下地，挖！我倒覺得，如果是我，如果我真的是堅持，那我就這么挖，你不讓我挖，我就不挖了。我的堅持是就在這塊地用這把鍬用這種挖法挖。這才是堅持。而他呢，就是要挖，不讓我挖，我可以偷著下地。不讓用鐵鍬，我用鎬；不讓用鎬，我用手刨。換來換去，總有一樣叫你滿意的，叫你允許我挖下去。
老俠：實際上張藝謀他教給人的堅持是一種什麼邏輯呢？實際與主流的邏輯是貫通的。為崇高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張藝謀是為了堅持（拍電影）可以不擇手段。擴而廣之就是，為了活出一種體面，要不擇手段地堅持下去。挖達不到目的，我就刨。浪漫的詩意的濃墨重彩的鏡頭不行，我就換一種樸實的平淡的紀錄片似的鏡頭。他拍的《秋菊打官司》、《一個都不能少》，全是一個樣，弄得土呵呵的，民眾演員，用最樸實最寫實的電影手法撒一個彌天大謊。秋菊也堅持，堅持到最後是公安局領導出面。市領導出面幫她解決問題，替她鳴不平。這不是胡說八道嗎？農民在現代土皇帝治下的無奈一點兒也沒有了。他也在告訴別人：只要你堅持，就一定能有出頭之日。他只管活著，不管怎么活，而這種不問怎么活的活法恰好就是中國人觀念中那種"好死不如賴活著"。最可笑的是還有一位北大的法學教授，拿著《秋菊打官司》論證中國法治的本土資源，反對與國際通行的法律規則接軌。把嚴肅的論證建立在一部撒謊的電影上，我就只能說這位教授的論證也是謊言，是知識上的不誠實和道德上的不負責任。
王朔：他後面那兩個更是撒彌天大謊，秋菊到最後還有個法盲的說法，《一個都不能少》那個就只有感激的份兒，社會一關懷，什麼問題都解決了。中國教育的問題決不是靠什麼希望工程。幾個好心人的捐助啦、善心啦所能解決的。
老俠：最根本的問題他不觸及，卻在希望工程上做文章。就用土塊子修造真善美的長城，貌似是民間關懷，實質是平庸。你救得了三五個苦孩子，能救出全中國的失學兒童嗎？能對教育體制的改革有什麼幫助嗎？
王朔：好心人靠好心人，張藝謀的事業就建立在依靠好心人上。他那種土塊子式的煽情一部比一部拙劣。《一個都不能少》還是個電影，而《我的父親母親》已經不是電影了，更是彌天大謊了，一首MTV變成了愛情絕唱，硬把MTV的長度抻到一部影片的長度。什麼好幾十年的等待，好幾十年的鄉下過日子，多么多么艱難……這兩件事根本挨不到一塊兒。張藝謀拍電影，有一種堅忍不拔，也許就像《活著》，活下去，無論多難，也無論用什麼活法，也要活下去，他有這種東西。
老俠：他按照這種堅忍不拔的不擇手段的活法堅持活下去，人就從根本上不是個東西了。這種不擇手段的活法，我不知道他是在拍電影呢，還是說把電影完全作為一種自己重新獲得一個顯赫位置的生存策略。他後來的電影，越來越急功近利了，包括他拍那么煽情的片子，把一個MTV放大成一部故事片。他領金雞獎時那燦爛的笑容，與他參加坎城沒入圍的怨恨，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就是他，張藝謀，中國的大導演。
王朔：我覺得再沒有比在中國民間強調詩情畫意更不誠實的了。他這等於把那種風景的優美置換成所謂人性的優美，把中國農村風光的樸素置換成中國人的真善美，由此建立起對民族的信心。對人類的信心。對美好生活的信心。這種置換即便作為一種藝術包裝了的宣傳也比較拙劣。而且我覺得用那么簡單的方法做這種煽情，那我只能認為他的全部目的僅僅是為美好而美好，他也懶得費多大心思，就弄一個簡單的東西端給你。當然，有人會佩服詩情的，詩好像就是簡單。但是我覺得其實他蒙不了人，他那裡沒東西就是沒東西，他最終達到美好，除了美好的粉飾就一無所有了。有時，過程是很重要的。他這個過程，等於直接上來就把答案告訴大家了，沒過程了，上來就是答案，他再圍繞著已成的答案渲染一番。這么簡單的東西，何必要拍電影呢？拍成MTV去放，我覺得即使不誠實可技術上還過得去。而現在，把這么簡單的東西現在的答案拍成了電影，連電影中的基本要素都沒有。
老侯：那你相信他就是這么簡單嗎？我覺得他在生存策略也有一種曲折，一種九曲十八彎繞來繞去，只是暗示點撥卻從不直截了當地實話實說。
王朔：他自己說它就是這么簡單的，那我就不知道它是不是了。他真覺得是好東西，是他最好的片子。他要是真這么認為的話，那過去他拍的片子可就費了大勁了。在這兒裝，在那兒裝，假裝這個，那個的，其實也就是附庸風雅。他合計你的本質是這個，那你的本質就是這個，你覺得這是最好的，那你就這么辦。既然你對人類、對整個社會這么有信心，你也相信真善美是我們社會的主鏇律，我們現在要極力告訴大家的，變著法讓人們相信的，就是咱們大夥都不錯，人都不錯，那你就這么乾吧！我覺得他要是真是這樣的話，倒也簡單了。
老俠：最近報紙上，好像是《北京晚報》說張藝謀出任了一個模特大賽的評審，保不齊他哪天又玩上服裝了，也弄個張藝謀的名牌系列。現今的"腕兒們"都屬於全才型，全面開花是時代的潮流。你說一不留神沒準弄出個《紅樓夢》，但這還是在你的本行，是小說。但是其他的腕兒們，像趙忠祥一不留神就成了自傳作家，張藝謀一不留神就當了模特大賽的評審，陳凱歌一不留神就上了國慶觀禮台……我覺得張藝謀的所有的電影加在一起就是他這個人了。萬變不離其宗。
王朔：潮流變了，他會換的，但無論怎么換都是為了活著。
老俠：他現在活著的方式就是必須拍電影，拍著電影就是活著，他對電影真有一種狂熱的酷愛嗎？
王朔：他的生活可以說就是電影《活著》，他要是拍不成電影，我想，他會痛苦而死。所以，就是活著，可能是他的首要問題。活著，拍電影，不擇手段地拍，不擇手段地活。
老俠：還有一些導演，自稱是民間立場，獨立製片人什麼的，像張元這樣導演的片子，你看過沒有？感覺如何？
王朔：我看過張元的片子。我最喜歡他的《兒子》，就是寫一個酒鬼，兩個兒子，唉呀，那酒鬼，演的吧真是原汁原味，就是一個神經病，他雜亂無章，但那裡真實的東西會對你有衝擊。你平常也可能酗酒，但你不會那么神經病。他就是那么雜亂無章。那演員本身就是精神錯亂的，他很難控制，就是他到那兒就那么演。不經什麼加工，就把好多人性中真實的東西記錄下來了，容不得你導演去說戲，容不得你在此調度，用你的想法強加給演員。演員都瘋了，是真瘋，演員瘋了，一家人演一家人，在拍的過程中，家人之間的真實情感新仇舊恨全都出來了，那話說得真他媽的給勁。那不是寫台詞，所以給勁！那裡有兒子他媽嘮叨他爸，互相之間什麼的。我覺得人性的真實一經出現，特別是在藝術中，就特別震撼。
我現在覺得，有時候，生活真實即是藝術全部。我現在有這么一種觀點，真實的力量真的是比精心構造的完美。後來張元的《東宮西宮》我就不怎么喜歡了。其實，這個故事說起來是個很有意思的故事。但是，他比較戲劇化地拍，甚至想強擰著形成一個故事，一種方向，敘述的方向，那就顯得導演的能力有點兒捉襟見肘了，時不時要停下來考慮。他又想加進很多風俗的東西，顯然是為了去國際上拿什麼獎的，但在一個線性的故事結構中，溶不進去。所以他就要往回走，回憶的鏡頭就開始多。另外，拍好片子有時錢多未必是好事。張元的《兒子》拍時沒什麼錢，所以很多技術上的東西只好從簡了，歪打正著，他那個故事就是不能有過多的人為技術在裡面。等到《東宮西宮》，他的錢多了一點兒，他就可以布光呀、置景呀，所以我看慣了他沒錢時拍的東西，也看慣了許多有錢導演拍的東西，他一有了點錢，就想做得更精緻一些，結果處處感覺到人為的痕跡。就是那種演員一進來就處在一個布置好的空間裡，這種感覺，肯定不行。
老俠：你覺得第六代導演與第五代相比有什麼不同，在藝術上有獨到的地方或優勢嗎？
王朔：他們的片子我看的不多，除了張元的，還看過賈章柯的《小武》，還可以。第六代的電影給我一種什麼感覺呢？我覺得他們有一種天生的東西，他們靠天賦在拍，在這一點上，正是他們與第五代相比的可貴之處。他們沒有第五代那種老奸巨猾。你別看第五代，甚至都不到五十歲，但就透著那種老奸巨猾……
老俠：現在二十幾歲三十幾歲的人就已經很老奸巨猾了，似乎越年輕越老奸巨猾。
王朔：那種老奸巨猾，在技術上的把握那種純熟呀，包括基調上的控制呀，演員的控制呀，不管他用的是專業演員，還是非專業演員，他們都控制得滴水不漏。這種電影，我就覺得沒活氣，一切都是導演觀念的道具。
老俠：這種老奸巨猾的控制在張藝謀的電影中達到了極致。
王朔：第六代的，憑本能拍。他們經常給拍亂了，是不是？但就那亂的地方，讓我覺得有人的氣味，真實的氣味。有時，他整個拍攝不夠長度，沒辦法就胡接，你明顯看出是一場戲被拆開了用在兩處。就是因為他們沒有錢，顧不上玩那個精緻。要么你有天分，就拍天才作品，靠本能拍，你一動腦子就露怯。套一句外國民諺，就是中國人一動腦子，全世界都發笑。
老俠：賈章柯就說他的《小武》是傳統手工業手工作坊的拍法。中國人一動腦子就變得偽善了，玩些小聰明小技巧，本能的感覺一旦喪失，代替的東西必是不誠實的。一不誠實就要靠動腦子想出來的精緻加以彌補，越不誠實就越精緻，越精緻就越不誠實。中國人的智慧越到後來就越是工筆畫、小品文，整個民族的優雅全在一雙用小巧的繡花針縫製的精緻的繡花鞋上。
王朔：我覺得寫小說可能也有這個問題。憑天賦憑本能寫出來的東西就是好。那些人當然包括我了，等到想明白了，技術都掌握了，認識也提高了，那也就可笑了。當然，還是有些曇花一現的人寫出一兩個好東西。但一出道了，就開始動腦子了，一動腦子就完了。
老俠：說不定這些第六代成名後，有大投資了，也就開始動腦子，像你對張元的那種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