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黨的方針及新四軍的工作部署》

《目前黨的方針及新四軍的工作部署》

《目前黨的方針及新四軍的工作部署》一文在毛澤東主席審閱修改後於1944年10月1日發表在延安《解放日報》

原文

開國大典上的毛澤東開國大典上的毛澤東

目前黨的方針及新四軍的工作部署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饒張賴[1]並轉粟葉[2]:

各電悉。

(一)時局變化,抗日階段結束,和平建設階段開始。

(二)我黨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

(三)大城市進行和平、民主、團結的工作,爭取我黨的地位,不取軍事占領政策。

(四)力爭占領小城市及鄉村。

(五)中央正向重慶談判,避免內戰,實現和平建國。

(六)蔣介石困難甚多,加上國內外壓力,可能贊成和平建國。

(七)江南江北我軍主力各就現地集結整訓,恢復疲勞,養精蓄銳,準備於頑軍進攻時,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之(不要輕打,打則必勝,每次消滅其一部,各個擊破之)。打得幾個大勝仗,威震大江南北,對於促成國共談判非常有利,頑軍亦不敢輕視你們。

(八)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

(九)設法向敵偽購買子彈,愈快愈多愈好,同時注意從敵偽撤退區收集軍用資材,為持久計。

毛澤東

二十四日

根據手稿刊印

注釋

[1]饒,指饒漱石(一九○三——一九七五),江西臨川人,當時任中共中央華中局代書記兼新四軍代政治委員。張,指張雲逸(一八九二——一九七四),廣東文昌(今屬海南)人,當時任新四軍副軍長。賴,指賴傳珠(一九一○——一九六五),江西贛縣人,當時任新四軍參謀長。

[2]粟,指粟裕(一九○七——一九八四),湖南會同人,當時任中共蘇浙區委書記、新四軍蘇浙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葉,指葉飛,一九一四年生,福建南安人,當時任新四軍蘇浙軍區副司令員。

背景資料

毛澤東在審閱修改延安《解放日報》1944年10月1日社論《新四軍的勝利出擊與中國的救國事業》一文時,加寫和改寫了幾段話。這加寫和改寫的話,以《新四軍是消滅不了的》為題,收進了《毛澤東文集》第三卷。文中指出:“不管日、蔣如何合謀危害新四軍,但是新四軍依然在發展壯大,依然在打勝仗。”新四軍“現在已經成了華中人民的長城,成了華中人民血肉不可分離的一部分。要把它消滅,要把它趕走,日本人辦不到,任何什麼反動派也是辦不到的。”毛澤東為什麼在1944年9月這個時候要為報紙加寫和改寫這些話?特別指出新四軍是華中人民的長城,是消滅不了的?

跟國民黨鬥爭的繼續

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當局宣布撤銷新四軍番號,拘押囚禁葉挺軍長;共產黨則針鋒相對,重建新四軍軍部,任命陳毅為代軍長。但擺在國共兩黨面前的是“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的嚴峻現實,雙方不得不作妥協。國民黨方面允許華中八路軍、新四軍展期北移及新四軍歸入八路軍增編一軍,然而一直沒有放棄驅逐新四軍到黃河以北的無理要求。每當日軍發動較大進攻時,國民黨又要求八路軍、新四軍配合作戰。共產黨則堅持繼續聯合抗日,配合作戰,改善雙方關係,要求釋放葉挺,恢復新四軍番號,恢復給八路軍發餉。兩党進行了斷斷續續的談判,除周恩來、董必武等在重慶與國民黨當局保持接觸外,還派出代表到重慶談判。

1942年8月14日,蔣介石會見周恩來時,提出擬在西安約毛澤東一談。當時,正值邱吉爾與史達林會談,準備開闢歐洲第二戰場。中共中央估計中國局勢有好轉可能,國民黨當局可能走親蘇、和共、改良政治的道路。毛澤東當時認為“依目前形勢,我似應見蔣”。周恩來則認為毛、蔣會談“時機尚未成熟”,便在9月5日提醒毛澤東:蔣介石若“藉口留毛長期駐渝,不讓回延”,那就“於我損失太大”,建議先由林彪出面,看蔣態度,再作決定。於是林彪10月7日帶助手伍雲甫到重慶,向蔣介石提出“三停三發兩編”的條件:停止全國軍事進攻,停止全國政治壓迫,停止對《新華日報》的壓迫;釋放新四軍被俘人員,發餉,發彈和允許中共軍隊編兩個集團軍。但蔣表示不許再提新四軍事,說承認新四軍等於不承認政府。提出要以1940年的“七月提示案”和10月的“皓電”為談判基礎,甚至要共產黨放棄軍隊。

1943年3月,蔣介石拋出《中國之命運》。5月共產國際解散。蔣介石重彈一個政黨、一個軍隊、一個政權的老調,要共產黨交出、軍隊和政權,共產黨合併到國民黨里去。由於雙方條件“相距較遠”,談判未果。當年6月28日,周恩來、林彪等離重慶回延安。

1944年初,國民黨方面又試探國共關係改善問題。中共代表要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承認中共在全國的合法地位,承認邊區及各抗日根據地的政權為其地方政府,承認八路軍、新四軍和一切敵後武裝為所管轄接濟的部隊,恢復新四軍番號等。國民黨方面不接受這些條件,談判仍無結果。5月,中共向國民黨方面提出:軍隊編制至少編5個軍16個師,並給以給養軍火醫藥等接濟;中共軍隊防地,抗戰期間維持現狀,抗戰結束後另行商定等。國民黨方面只給共產黨4個軍10個師的編制,10個師以外的數十萬軍隊“限期取消”,並要將10個師“限期集中使用”。

8月12日,毛澤東在給重慶的林伯渠、董必武電報中指出:“衡陽失守,敵後抗戰地位更形重要,我軍四十七萬須要求政府全部承認,不要談五軍十六師了。”22日又電告林、董等:“為了準備配合盟國反攻,敵後四十七萬軍隊,不僅不能減少,而且應獎勵它,裝備它,增強它,政府首先應全部承認它的合法地位,承認其一部取消其大部的想法是違反抗戰需要的,而且是辦不到的。”

9月5日,國民參政會在重慶開幕,蔣介石在會上仍大唱其軍令政令的無條件統一論。毛澤東在9月7日《解放日報》上批評蔣介石講話時指出:“這種將一切都統一於國民黨、統一於寡頭政治的統一論,是與全國人民迫切要求在民族獨立與民主自由的基礎上實現國家統一的民主統一論,針鋒相對的,其中包含了陰風慘慘的殺機。”

毛澤東在修改《解放日報》10月1日社論時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所謂‘統一’者,不是別的,就是要把八路軍、新四軍‘限期取消’五分之四,和‘限期集中使用’。誰也明白,這樣的‘統一’,也並非‘統一’到蔣介石手裡,而是實實在在地‘統一’到日本人手裡。因為五分之四的八路軍、新四軍‘限期取消’了,其餘五分之一又‘集中使用’起來了,五分之四以上已解放的中國國土,不就‘統一’到日本人手裡嗎?真是替日本人幫忙的好計策!”這就徹底揭穿了蔣介石想通過談判的政治手段來達到取消人民軍隊的陰謀,以及取消人民軍隊就是“替日本人幫忙”的實質。

爭取盟國的同情和支持

國民黨一向拚命在外國人和中國人面前,抹煞或掩蓋我黨我軍在抗日戰爭中的成績、力量和作用。但1944年國民黨在豫湘桂戰役中的潰敗,共產黨在敵後戰場的節節勝利,使一向支持蔣介石的盟國對國民黨政府的抗戰能力也失去了信心;相反,對一向不被他們重視的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戰,開始給予了較多的關注。毛澤東看到了這一變化,打開解放區的大門,採取“宣傳出去,爭取過來”的方針,開展積極的外交工作,拓展國際統一戰線,擴大解放區的影響和爭取國際支持,1944年6月9日,駐重慶的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一行21人到達延安,接著美軍中緬印戰區駐延安觀察組(迪克西使團)18人相繼抵達延安。朱德舉行歡迎晚會,葉劍英介紹中共抗敵情況,毛澤東、周恩來等與美軍觀察組、美國國務院代表謝偉思進行了數十次交談。延安的奮進與重慶的腐敗形成強烈反差,使謝偉思看出中國未來的命運不決定於蔣介石,而決定於延安,中共早晚會成為執政黨。謝偉思此後撰寫了百餘份有關延安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方面的報告,呈送美國政府。

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本著共同抗日和民主合作的方針,向中外記者和美軍觀察組介紹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敵後英勇抗戰的輝煌戰績,宣傳抗日根據地軍事有力量,政治有民主,建國有辦法,新民主主義的前途有把握。連國民黨記者參觀延安後,也承認共產黨“組織力強,與人民打成一片,軍事不可侮,生產成績好,文化方向對”,公開表示“國共決不能打,只能政治解決”。這對蔣介石要取消人民軍隊,消滅新四軍的陰謀是個沉重打擊。

中共開展積極的外交工作,目的是向盟國說明:蔣介石企圖取消人民抗日武裝,不利於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抗戰事業;為了爭取早日打敗日軍,盟國應該支援中國解放區戰場。

1944年5月16日,毛澤東要林伯渠在跟國民黨當局談判時提出:同盟國援助中國之武器彈藥、藥品、金錢,八路軍、新四軍應獲得其應得之一部。延安在接待中外記者和美軍觀察組時,也向他們介紹了敵後民眾遭受日軍“三光”政策摧殘後的各種痛苦,嚴重缺醫少藥,促使他們向全世界呼籲,給予援助。9月,中共中央致史迪威的說帖中也提出:為更有效地牽制敵人和配合盟軍反攻,我們要求國民政府和盟國給予我軍應得之供給和援助。“至少應獲得美國租借法案分配於中國的軍火、物資的全數二分之一。”這才有利於新四軍配合盟軍在中國沿海登入作戰。

新四軍的勝利出擊

1944年4月起,日軍發動了豫湘桂戰役,相對減輕了對敵後戰場的壓力,為抗日根據地軍民轉入對日軍的局部反攻造成了條件。4月12日,毛澤東號召全黨全軍“要準備不論在何種情況下把日寇打出中國去。”新四軍主動地、有計畫地對日、偽軍發動攻勢作戰。蘇中軍民於一二月份發動連續攻勢,相繼攻克大官莊等日偽據點17處。3月上旬又取得車橋戰役的勝利,乘勢解放淮安、寶應以東地區,使蘇中與蘇北、淮南、淮北各根據地聯繫起來。蘇北軍民發起高溝、楊口戰役和沿海攻勢作戰,攻克錢集、楊口等日偽據點40餘處,使淮海、鹽阜聯成一片。淮北軍民在攻勢作戰中,解放泗洪、靈璧、睢寧三縣之間的廣大地區。淮南軍民襲入盱眙、定遠縣城。皖江軍民也攻克10餘處日偽據點。9月21日《延安觀察家評國內戰局》一文中指出:“活動於南京、上海、寧波三角地帶的新四軍,攻克南京西南160里的六郎橋,長江北岸的石莊、張黃港、新生港,攻入太湖西南岸的長興及南京長興間的溧水、溧陽三城與寧波的近郊。”華中新四軍共作戰6500多次,殲日偽軍5萬餘人,解放國土7400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60餘萬。

這時美軍正考慮在中國東南沿海登入打擊日軍,當時國民黨軍隊遠在西南、西北大後方,無能為力,希望能在登入作戰時取得新四軍的配合。毛澤東對此作了一系列部署,加強了沿海和上海、杭州、寧波等城市工作的力量,並指示“我軍為了準備反攻,造成配合盟軍條件,對蘇浙皖地區工作應有新的發展的部署,特別是浙江工作應視為主要發展方向”,致有後來蘇浙軍區的建立。

日偽軍的反覆“掃蕩”、殘酷“清鄉”,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日、頑的聯合夾擊,都沒有能消滅新四軍,沒有能摧毀抗日根據地。相反,新四軍越戰越強,主力部隊由皖南事變時的不足10萬人,發展到將近20萬人;蘇中、淮南、蘇北、淮北、鄂豫邊、蘇南、皖江、浙東8塊抗日根據地面積日益擴大,民主政權更加鞏固。所以,毛澤東說,新四軍是消滅不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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