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賈誼傳》少年有為破格提拔
賈誼從小就刻苦學習，博覽群書，先秦諸子百家的書籍無所不讀。少年時，就跟著苟況的弟子、秦朝的博士張蒼學習《春秋左氏傳》，後來還作過《左傳》的注釋，但失傳了。他對道家的學說也有研究，青少年時期，就寫過《道德論》、《道術》等論著。他又酷愛文學，尤其喜愛戰國末期的偉大詩人屈原的著作。漢高后五年(前183年)，賈誼才十八歲，就因為能誦《詩》、《書》和撰著文章而聞名於河南郡。
當時的河南郡守吳公，是原來秦朝丞相李斯的同鄉，又是李斯的學生。吳公了解到賈誼是一個學問淵博的優秀人才，對他非常器重，把他召到自己的門下，十分寵愛。吳公是李斯的學生，也是很有學問的，賈誼在他門下學習，受到很大的教益。這時，賈誼為了勉勵大家學習，傳授《春秋左氏傳》，而寫了《勸學》篇。吳公治理河南郡，成績卓著，社會十分安定，被評定為天下第一。
漢高后八年(前180年)，高后呂雉死，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殺諸呂，迎立高帝劉邦庶子代王劉恆為帝，即漢文帝。第二年，即漢文帝劉恆元年(前179年)，吳公被徵召到中央政府，任命為廷尉(最高司法長官)。吳公沒有忘記他的得意門生，就向漢文帝推薦說：賈誼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是個年輕有為的人才。漢文帝就把賈誼召到中央政府，任命為博士。從此，賈誼步入了政治活動的舞台。當時賈誼才二十一歲，在當時所有的博士中，他是最年輕的。
博士是一種備皇帝諮詢的官員。每當漢文帝提出問題讓博士們議論時，許多老先生一時講不出什麼來；但是賈誼與眾不同，因為他學識淵博，又敢想敢說，因此對文帝提出諮詢的問題對答如流，滔滔不絕，說得有理有據。其他的博士們都認為賈誼說出了自己想說而說不出來的看法，非常佩服他的才能。這使漢文帝非常高興，在一年之中就把他破格提拔為太中大夫(這是比博士更為高級的議論政事的官員)。
賈誼認為漢朝已經建立二十多年了，政局大體穩定，為了鞏固漢朝的統治，他向漢文帝提出了一系列建議，進行改革。他的改革建議，是針對漢承秦制而發的。他認為漢朝承襲了秦朝的敗俗，廢棄禮義，應該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他建議制訂新的典章制度，興禮樂，改正朔，易服色，改變官名等等。改正朔，就是改變秦以“水”為德，以十月為一年之始這樣的曆法；易服色，就是改變秦的服色尚黑的制度，主張漢的服色應該尚黃。由於當時文帝剛即位，認為條件還不成熟，因此沒有採納賈誼的建議。
但是對賈誼的其它建議，文帝是採納的。如文帝二年，賈誼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積貯疏》 ，指出當時社會上出現的
《漢書·賈誼傳》在當時，賈誼還幫助漢文帝修改和訂立了許多政策和法令，以及遣送列侯離開京城到自己封地的措施，漢文帝都採納了。但這些法令和措施的實行，還是有阻力的。例如，遣列侯到自己的封地去，實行起來就很困難，很多功臣不願離開京師。當時丞相陳平已死，功勞最大、權最重的是絳侯周勃，漢文帝讓周勃帶個頭，就免了他的丞相職務，到自己的封地去。這樣一來，列侯們才陸續離開京師。由於這個建議是賈誼提出的，這就難免得罪了這些功臣元老。
權貴毀謗被貶長沙
賈誼初到中央政權，短短的時間裡就施展了自己的才能，被破格提拔，真可謂是一帆風順，少年得志。漢文帝看到賈誼是一個很有見識、年輕有為的人，對他十分賞識。於是，就提出讓賈誼擔任更高的公卿職位，委以重任，並把這個意思交給大臣們討論。哪曾想到，這樣一來；卻遇到了重重的阻力。
阻力首先來自功臣顯貴們，如絳侯周勃、潁陰侯灌嬰、東陽侯張相如、御史大夫馮敬等。周勃原是以織葦薄為生的小手工業者(還兼作吹鼓手)，灌嬰原是販布的小商人，他們跟隨劉邦東征西討，戰功顯赫，是漢朝的開國功臣；後來又除諸呂立文帝安劉氏再立新功。他們封侯拜相，位高權重；但他們又是一些沒有文化的“大老粗”，尤其是周勃，更以“鈍椎少文”出名。到了文帝朝，他們已經年老，自恃功高，思想守舊，胸襟狹隘。當賈誼這樣學識淵博又有革新思想的年輕知識分子在漢王朝嶄露頭角時，這些老臣顯貴們一方面因他年紀輕資歷淺而看不起他；另一方面又因他才華出眾而心懷妒忌。讓賈誼當個博士、太中大夫之類只議論而無實權的官職，他們還能容忍，而一旦要讓他升到公卿之位委以重任，和這些顯貴們平起平坐，他們就難以忍受了。他們就眾口一詞地攻擊賈誼：“這個洛陽人，小小年紀，學識淺薄，一心想專擅權力，要把國家的許多大事搞亂了!”當時文帝即位不久，而周勃、灌嬰這些人是先帝的舊臣，權重勢大，文帝雖愛賈誼的才能，但也不能違背權貴的意願而進一步提拔他。
當時在賈誼面前還有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這就是文帝的寵臣佞悻鄧通，鄧通本是一個沒有任何本事的人，完全是由於一個極荒唐的原因而得寵於文帝。原來文帝這人挺迷信，有一次他做夢要上天，上不去，有一個“黃頭郎”從後面推了他一把，就飄飄然地上天了。文帝一覺醒來，非常高興，就到漸台這個地方，暗中尋找這個推他上天的“黃頭郎”。碰巧見到一個正在使船的頭戴黃帽的年輕人，穿著容貌很象夢中推他上天的人，文帝就把他叫來，問他叫什麼名字，回答說叫鄧通。文帝很高興，就叫他隨侍左右，經常同他一起玩耍，封他為上大夫，還賜給他巨額的金錢。當時賈誼恰好和鄧通一起隨侍文帝，地位也相當。但賈誼討厭這個沒有才能而受文帝寵愛的佞臣，常常在文帝面前譏諷他。鄧通也在文帝面前說賈誼的壞話，使得文帝逐漸疏遠賈誼。
就這樣，外有大臣攻擊，內有鄧通進讒，內外夾攻，使賈誼不但不能施展他的才能和抱負，連在西漢朝廷中立足之地也沒有了。其結果，是賈誼被貶出京師，到長沙國去當長沙王的太傅。長沙國地處南方，離京師長安有數千里之遙。當時交通不發達，長途跋涉，歷盡千辛萬苦，自不必說。更使賈誼難受的，是心中的悲憤。他有滿肚子的學問，心中有遠大的抱負，本想輔佐文帝乾一番大事業。如今受讒被貶，受到這樣的挫折，使他深感孤獨和失望。他想到，絳、灌這些大臣們攻擊他，還算不了什麼，因為他們畢竟是功臣宿將，為漢王朝出過大力；最使他難以忍受的，是鄧通這樣的人，他有何德何能？只不過是一個善於阿諛媚上的小人，而自己恰恰是因為文帝聽信了這樣的佞悻的讒言而遭貶，賈誼無論如何也咽不下這口怨氣。他想到了愛國詩人屈原，也是遭到佞臣權貴的讒毀而被貶出楚國都城，最後投汨羅江而死。他想自己的遭遇與屈原相似，就更加懷念屈原。當他南行途經湘江時，望著滔滔的江水，思緒聯翩，就寫了一首《吊屈原賦》，以表達對屈原的崇敬之心，並發抒自己的怨憤之情。
他寫道：……多么不幸啊，遭逢時世不祥。鸞鳥鳳凰躲藏奔竄啊，惡鳥高空翱翔。小人顯貴啊，讒諛之徒得志猖狂。賢良正直之士處逆境啊，是非顛倒反常。過去有人誣伯夷貪贓啊，反說盜跖廉潔善良；還把利劍當作鈍劍啊，卻夸鉛刀有鋒芒!多么不得意啊，先生無故受中傷。國人不理解自己啊，向誰訴說衷腸？鳳凰飄然而飛去啊。遠離濁世而深藏。
長沙國是當時唯一的一個異姓(非劉氏)王國，從來是安分守法的王國。賈誼到長沙時，正是長沙靖王吳著(吳芮的後代)在位。賈誼當長沙王太傅，事情不多，就有足夠的時間來研究學問。長沙雖遠離長安，但賈誼以天下事為己任，對朝廷的政治和經濟大事，給了極大的關注，遇有機會，就上疏文帝，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
就在賈誼被貶到長沙的同一年(文帝三年，前177年)，周勃到了自己的封地絳縣(今山西省絳縣)。絳縣地屬河東郡。絳侯周勃怕人害他，在郡守、郡尉巡視到絳縣時，常常披甲帶著親兵持兵器出迎。第二年，有人就因此而誣告周勃想謀反。文帝一時糊塗，就把這個案子批給廷尉來辦。廷尉把周勃逮捕到長安，關在監獄裡，受盡了獄吏的凌辱。後來，因為文帝的母親薄太后為周勃辯護，才得到赦免。賈誼在長沙得知此事，為周勃憤憤不平，就給文帝上疏，說了一番君主應該以廉恥禮義對待大臣的道理，實際上是對文帝提出了批評。文帝也很後悔，感到賈誼說得對，就採納了他的建議。從此以後，凡是大臣有罪，都讓他自殺，而不逮捕入獄受刑罰。
當時，文帝把蜀郡的嚴道銅山賜給鄧通，允許他自鑄錢，因此，“鄧氏錢”遍布天下；又有吳王劉濞開豫章銅山鑄錢，吳錢也遍布天下。這樣，幣制就混亂了。賈誼在長沙又向文帝上了《諫鑄錢疏》，尖銳地指出，私人鑄錢遍布天下，於國於民都很不利，建議文帝下令禁止。但鄧通是文帝的寵臣，銅山又是文帝賜給他並允許他鑄錢的，文帝怎會禁止呢？而吳王劉濞遠在東方，天高皇帝遠，又禁止不了。因此，賈誼的這個建議在當時是不可能被採納的，只不過增加了鄧通對他的忌恨而已。
賈誼在長沙第三年的一個黃昏，有一隻鵩鳥飛進了他的住房裡。鵩鳥就是貓頭鷹，當時人們認為這是一種不吉利的鳥。賈誼謫居長沙，本來心情就憂鬱，加上長沙卑隰，自以為壽命不長，如今貓頭鷹進宅，更使他傷感不已。於是就寫了一篇《鵩鳥賦》，對世界萬物的變化和人間世事的淪桑作了一番感嘆，同時也藉此來寬慰自己。此時此地，賈誼思想感情是十分複雜的。
居安思危切中時弊
漢文帝七年(前173年)，文帝想念賈誼，又把他從長沙召回長安。賈誼到長安後，文帝在未央宮祭神的宣室接見了他。當時祭祀剛完，祭神的肉還擺在供桌上。文帝對鬼神的事感到有不少疑問，就問賈誼。賈誼是怎么回答的，史書上缺乏記載。只知賈誼關於鬼神的見解，使文帝感到很新鮮，聽得很入神，甚至挪動座位(當時是席地而坐)，湊到賈誼跟前，一直談到半夜方止。事後，文帝感嘆不已地說：“我好久沒有見到賈生了，自以為學問趕上了他，現在聽了他的談話，還是不及他啊！”對於這件事，唐朝詩人李商隱很不以為然，寫了一首絕句來抨擊漢文帝：“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賈誼這次回到長安，朝廷上人事已有很大變化，原來曾壓制過賈誼的灌嬰已死，周勃在遭冤獄被赦免後回到絳縣封地，不再過問朝中政事。但是，文帝還是沒有對賈誼委以重任，只是把他分派到梁懷王那裡去當太傅。其原因，還是由於鄧通這樣小人仍在文帝身邊，賈誼又多次得罪過這個文帝的寵臣，這就成了賈誼施展其政治抱負的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
梁懷王劉揖，又名劉勝，是文帝最喜愛的小兒子。文帝任命賈誼為梁懷王太傅，也算是對他的一種重視，雖然這還談不上升遷。
不過，對賈誼來說，他所關心的似乎不是自己職務上的升降，而是國家的政治形勢。在當時，西漢王朝的政治局勢基本是穩定的，但也面臨兩個矛盾，並逐漸尖銳化起來。一個是中央政權同地方諸侯王之間的矛盾，一個是漢王朝同北方匈奴奴隸主政權之間的矛盾。這兩個矛盾的尖銳化，在當時已見端睨。如濟北王劉興居、淮南王劉長接連叛亂，吳王劉濞企圖叛亂的訊息也時有所聞；而匈奴也經常侵擾西漢北部邊境。賈誼透過當時政治局勢的表面穩定，看到了其中潛伏著嚴重的危機，對此深為關切和憂慮。他接連多次向文帝上疏，向文帝敲警鐘。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文帝前之七年(前173年)他從長沙回長安後所上的《治安策》(也叫《陳政事疏》)。
《治安策》一開頭，賈誼就大聲疾呼：我看天下的形勢，可為痛哭的有一個問題，可為流涕的有兩個問題，可為長嘆息的有六個問題，其他違法背理的事就更多了，難以一一列舉。他斥責那些認為天下“已安且治”的人，認為這種人不是無知，就是阿諛奉承，都不是真正懂得治亂大體的人。他形象地說：把火放在柴堆之下，而自己睡在柴堆上，火還沒有燃燒起來，就說平安無事。當今的形勢，同這有什麼兩樣呢？
賈誼指出危害西漢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們企圖叛亂的陰謀。他回顧歷史，列舉事實說明分封諸侯王的害處。起初，漢高祖劉邦分封異姓王，結果是“十年之間，反者九起”，一年也不得安寧。異姓王的叛亂雖然被平定了，但又不能從中吸取教訓，又分封了一批同姓王。在文帝初即位時，天下還算安定，為什麼呢？因為大的諸侯王年紀尚幼，而漢王朝派去的太傅、相還能掌握實權。但是，幾年之後，諸侯王們大都長大，血氣方剛，而漢王朝派去的傅、相年老多病，有的被罷免了，各諸侯王國的丞、尉以上的官職，都被諸侯王們安插了自己的親信來擔任。這樣的形勢發展下去，要想使國家政治安定，恐怕連堯、舜也是辦不到的。
賈誼指出，有人把異姓王叛亂歸結為同漢王朝(即劉氏)關係疏遠，這是不對的。他舉出濟北王劉興居(文帝的侄子)、淮南王劉長(文帝的弟弟)相繼叛亂的事實，說明同姓王雖“親”，也是靠不住的。因為這些同姓王雖名為臣，其實都有布衣昆弟之心，也有稱帝為皇的野心。他們在自己的國里擅自授人爵位，赦免死罪之徒，甚至使用皇帝的宮室和儀仗，使漢朝的法令在他們的獨立王國裡面行不通。
賈誼指出，諸侯王的叛亂，並不取決於是疏是親，而是取決於“形勢”，取決於他們力量的強弱。他回顧漢初七個異姓諸侯王反叛的歷史事實，認為大都是強者先反。如韓信當楚王時勢力最強，所以就最先反；韓王信依靠匈奴，接著也反了；……燕王盧綰力量比較弱，最後才反。異姓王中也有不反的，這就是長沙王吳芮。長沙國只有二萬五千戶，實力最小，同皇帝的關係比較疏遠，反而最忠於朝廷。這並不是因為吳芮的性情與別人不同，也是形勢所造成的。這樣從“形勢”來解釋諸侯王反叛與否，是賈誼的獨到的見解。他甚至假設，如果讓樊(噲)、酈(商)、絳(周勃)、灌(嬰)據數十城而為王，他們也會反叛，因而被滅亡；相反，如果讓韓信、彭越這些人作為列侯而居，他們也不見得會反叛，至今也還可能完好而存。正因為給予諸侯王以相當大的地盤和實力，那末，他們不管是異姓還是同姓，都有可能反叛。因此，賈誼得出的結論是：“疏者必危，親者必亂”。
根據異姓諸侯王反叛的歷史教訓和同姓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險，賈誼向文帝提出了自己的對策。為此，他說明了這個問題上應該有的指導思想。他說：現在諸侯王勢力強大，好比是大骨頭，漢王朝如果不用權勢法制這把大斧頭去砍，而想用仁義恩厚這把薄刃小刀去切割，那末，這個刀子不是被碰缺口，就是被折斷，那是無濟於事的。他形象地指出：現在的形勢就象害了浮腫病，一條小腿腫得幾乎同腰一樣大，一個指頭腫得幾乎和大腿一樣粗，只能平放而不能伸屈，一兩個指頭疼起來就不得了。如果現在不及時治療，一定會成為不治之症，將來雖有扁鵲那樣的名醫，也沒有辦法治了。
那末，切實可行的對策是什麼呢？賈誼根據“大都強者先反”的歷史教訓，提出了“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方針。也就是說，在原有的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諸侯，從而分散削弱他們的力量。賈誼建議：諸侯王死後，他的封地應該分割為若干塊，分封給他的幾個兒子。這樣，可以讓諸侯王的子孫們放心，他們知道會按制度受到分封，就不會反叛朝廷了。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盡而止”，力量也就愈來愈削弱下去了。這就叫做“割地定製”。這樣做的結果，就能使國內的形勢，好像是身體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那樣順從，諸侯就不敢有異心了，國家也就能得到治理了。
《治安策》除了論述了地方諸侯王的問題外，還對其它政治問題，以及經濟、軍事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商人經濟力量的膨脹和北方匈奴的問題。
賈誼指出，現在商人賣奴隸，給奴隸穿上古時天子后妃祭祀時才穿的繡衣、絲鞋，關在木柵欄里。現在皇帝穿的衣服不過是普通的黑色絲織品，而富民的牆上竟掛上了文繡；皇后裝飾衣領的東西，富的婢妾們卻用來縫鞋邊。商人富民這樣窮極奢侈，後果是嚴重的：一百人作衣服還不夠他們一人穿，想全國人不受寒挨凍，怎么可能呢？一人耕田，十人聚食，想全國人不挨飢受餓，是不可能的，饑寒迫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想使他們不造反．是辦不到的。國家已無能為力，“盜賊”不過在等待時機而已，但是獻計的人卻說政治上以“毋動”為上策；這些富人大商習俗奢侈，太不尊重國家制度，太冒犯皇帝的尊嚴了，但獻計的人還說“毋為”，不要改革，這真是可以長嘆息的事啊!
從漢高祖劉邦開始，由於軍事上失利，對北方的匈奴採取和親政策，將公主(實際上多由宗室女頂替)嫁給匈奴單于為妻，每年還要交送大量的金銀和絲織品。文帝時也曾派軍抗擊匈奴的侵擾，因諸侯王叛亂而撤軍，又恢復和親政策。賈誼認為，和親並不能制止匈奴統治者經常侵擾的禍患，他表示願意出征北伐，“親俘匈奴單于而制其命，抓住中行說(投降匈奴的漢奸)而笞其背”。賈誼認為，應該擴大漢朝的政治影響，以爭取匈奴的人民大眾；並且用聲色口腹的物質享受為手段，來分化匈奴貴族。這些論述雖是豪言壯語，但畢竟不那么切合事實，因此魯迅認為賈誼論匈奴“乃頗疏闊”。
賈誼《治安策》的可貴之處，在於居安思危。如毛澤東所說：“《治安策》一文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賈誼於南放歸來著此，除論太子一節近於迂腐以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值得一看。”(《毛澤東書信選集》第539頁)這個評價，是非常確切的。
就在賈誼上《治安策》的這年，淮南王劉長陰謀叛亂，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今四川中部)，劉長在途中畏罪自殺。第二年(前172年)，文帝又把劉長的四個兒子封為列侯。賈誼擔心文帝接著還要把劉長的幾個兒子由列侯進封為王，就從梁國都城睢陽(今河南商丘縣南)上疏文帝，進行勸告：“淮南王反叛朝廷，全國誰不知道他的罪惡？現在尊奉罪人的兒子，只能招致全國人的非議。淮南王的兒子成人之後，哪能忘記他們父親的事？淮南地方雖小，英布曾憑藉這塊地方造反。雖然把淮南王的封地分割為四塊，但四子一心，讓他們占有土地和人口，積蓄資財，這真可以說是把武器交給敵人，為虎添翼呀!希望陛下考慮。”但是文帝並沒有採納賈誼的意見。
憂鬱而死其功不滅
漢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懷王劉揖入朝，騎馬摔死了：賈誼感到自己身為太傅，沒有盡到責任，深深自責，經常哭泣，心情十分憂鬱。儘管如此，他還是以國事為重，為文帝出謀獻計。因為梁懷王劉揖沒有兒子，按例他的封國就要撤銷。賈誼感到，如果這樣做，將對整個局勢不利；不如加強文帝的兩個親子淮陽王劉武和代王劉參的地位。為此，賈誼建議，為梁王劉揖立繼承人，或者讓代王劉參遷到梁國來；擴大梁國和淮陽國的封地，使前者的封地北到黃河，後者南到長江，從而連成一片。這樣一來，如果一旦國家有事，梁王國足以抵禦齊趙，淮陽王國足以控制吳楚，陛下就可以安然消除山(指華山)東地區的憂患了。文帝聽了賈誼的建議，因代王封地北接匈奴，地位重要，沒有加以變動，就遷淮陽王劉武為梁王，另遷城陽王劉喜為淮南王。從後來吳楚七國之亂中梁王劉武堅決抵禦的作用來看，根據賈誼的這個建議所作的部署，確實是深謀遠慮的。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賈誼在憂鬱中死了，當年他才三十三歲。縱觀賈誼一生，雖受讒遭貶，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遠見卓識的政論和建議，文帝還是比較重視，大略是實行了的；這是那些身居高位而庸庸碌的公卿們所不能比擬的。正如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所說的：“一時謀議略實行，誰道君王薄賈生？爵位自高言盡廢，古來何啻萬公卿。”
賈誼的進步主張，不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對西漢王朝的長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如景帝劉啟時，晁錯提出“削藩”政策，是賈誼主張的繼續；景帝三年(前154年)吳楚七國之亂，證明了賈誼對諸侯王的分析的正確性；平定吳楚七國之亂之後，漢王朝就乘機削弱地方諸侯王的力量，使他們僅得租稅，而失去了直接治理王國的權力。到了漢武帝劉徹的時候，頒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允許諸侯王將其封地分為若干塊，分給自己的子弟，從而實際上分散和削弱了諸侯王的力量，這更是賈誼提出的“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方針的全面實行了。賈誼關於禁止私人鑄錢、由中央統一鑄錢的主張，漢武帝時也實行了。漢武帝還勝利地進行了對匈奴的戰爭，拋棄了賈誼引為恥辱的和親政策。賈誼對西漢王朝的長治久安作出了如此傑出的貢獻，使漢武帝十分感念，為了紀念他，就提拔了他的兩個孫子為郡守。
賈誼作為傑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而載入史冊，他的歷史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後世評價
賈誼一生雖然短暫，但是，就在這短暫的一生中，他卻為中華文化寶庫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他是騷體賦的代表作家，代表作是《吊屈原賦》、《鵩鳥賦》。在西漢政論散文的園地中，賈誼的散文也堪稱文采斐然。劉勰《文心雕龍·奏啟》稱其奏疏是“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其最為人稱道的政論作品是《過秦論》、《治安策》和《論積貯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