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點
最後的避難地這本書像小說，像回憶錄，又像報告文學，但好像又都不是。它沒有任何虛構，是作者在採訪楊珍珠和索卡爾本人及其熟人基礎上完成的。作者讓兩個主人公交替講述自己的經歷和心靈歷程，娓娓道來，如拉家常般親切。作者恰到好處地把自己的考察和歷史資料糅進故事的背景之中，仿佛電影裡的旁白者，始終隱居幕後。故事猶如兩條鐵軌平行地向前伸展，同時又像一根繩子的兩股緊密地擰在一起。結構新穎，內容真實，令人回味。
一些倖存下來的珍貴照片使他們的故事顯得更加厚重。
內容簡介
寧波人遇到某種特別稀奇、珍貴或者罕見的東西，就稱之為“一條大黃魚”。這裡所說的大黃魚是指那種令人渴望的、相當於黃花魚家族中比較貴重的黃魚。
羅伯特·索卡爾和朱麗葉·楊珍珠的愛情故事就是這樣一條大黃魚。這是一個非同尋常和獨一無二的故事。故事發生在一個遙遠的、一切不可能皆可成為可能的城市。到那時為止，流亡者中幾乎沒有一個人曾經關心過中國。越過中國“真正的長城”——語言關，能成功的人只是極少數。他們當中有一位，那就是羅伯特·索卡爾。他是一個維也納顏料製造商的兒子，在1938年的最後一刻隨父母親離開祖國。在上海的大學裡，他認識了朱麗葉·楊珍珠。楊的父親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醫生，但是，他卻認為女兒與一個歐洲“窮學生”的友誼亳不足取。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克服了重重障礙，終成眷屬……
施台凡·舒曼十分出色地將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毫無先入之見地重疊在一起，並引導讀者進入一個令人神往的陌生世界。
作者簡介
施台凡·舒曼，1962年生，曾在慕尼黑和柏林攻讀日耳曼語言文學。自1988年起，作為自由記者為《GEO》(《全球環境展望》)、《明星周刊》、《梅里安》雜誌、《時代報》和《法蘭克福周報》撰稿。他和他的中國女友生活在柏林和北京。
寫作背景
楊珍珠，寧波一個望族的千金和來自維也納的猶太青年羅伯特-勞伊文·索卡爾之間的愛情故事，就是這樣一條大黃魚。這是一個引人人勝的特殊事件，一個獨一無二的浪漫故事。這個故事絕非偶然地發生在二十世紀中葉，發生在那個奇聞異事到處占支配地位的時代，而且發生在一個遙遠的、一切例外都會變成常規的城市：上海。三十年代，主要來自德國和奧地利的足足一萬八千名猶太流亡者在那兒找到了避難的終點站。那地方不是他們挑選的；如果說他們還可以選擇的話，那么這簡直就是他們最後的選擇。一種慘無人道的暴力正在世界的另一端肆虐，那是一個暴徒橫行的城市、罪惡的淵藪，帶著屠殺氛圍和令人無法理解的文化烙印。那也是一個戰火紛飛的地方。但在所謂合併的奧地利和“十一月大屠殺”之後，幾乎所有可以考慮的國家都縮到官僚主義壁壘後面躲了起來，於是就只有遙遠的長江三角洲的海港城市成了最後的一條出路。太多迥然不同的勢力在那裡冒險，都試圖支配一切，因此那裡沒有一個要求籤證的中央權力機構。那是一種歷史的心血來潮：假如巴拿馬或者吉布地保證自由入境，流亡者們也會毫不猶豫地到那兒登入。到那時為止，他們當中幾乎沒有一個人曾經想過去中國。即便他們在那兒逗留了差不多十年之後，他們的聯繫也只限於最急需的幾種。在最好的情況下交流也會發生誤解。只有很少人能成功地克服融人中國的真正障礙——語言。許多人甚至連一次中國飯也沒有吃過，他們只和同鄉交往。更不用說他們會愛上一個中國人了。在那一萬八千人當中，大概只有十來個人和中國人結婚。今天在上海的西方人幾乎不會有一個人長期獨居，可是這樣的結合對於那些一無所有、驚慌失措、非情所願處於臨時狀態的流亡者們來說，似乎簡直就是大錯而特錯的行為。逃亡途中的愛情關係和一個從夜總會跑出來的舞女可能發生的一夜情也許沒有什麼不同。至於那種嚴肅的結合，無論和一個亞洲女人還是和一個亞洲男人結婚，幾乎都是不能想像的。
羅伯特·索卡爾卻敢做敢為。這位朝氣勃勃、求知慾旺盛的生物學大學生在大學裡愛上了一個年輕漂亮的中國女子。一段試探性的、出乎意料之外的離奇浪漫史開始了。雙方的家庭都很不高興，婉轉地說，也只是一種門不當戶不對的婚姻。楊珍珠的父母親擔心自己的女兒落人一個“乞丐”和“野蠻人”之手；對於羅伯特的父母親來說，他與一個“亞洲女人”的結合則好像是一個誤人歧途的醜聞。然而，他們倆卻頑強地堅守著兩人之間安靜、驕傲而又大膽的愛情，儘管在他們周圍也許沒有人能夠理解。單從表面看，他們的關係似乎也不是那種乾柴烈火式的愛情故事，原因也許在於亞洲人的習慣、年輕人的膽怯和這兩位未來的自然科學家的羞澀天性。然而，環境卻使他們的愛情成為一場冒險，儘管那時候世界到處充滿暴力，時代變幻莫測，他們還是風雨同舟，廝守一生。當年他們倆相識的時候只有二十歲，可是，那時候他們已經經歷了那么多，以至於使他們整個一生都受益匪淺。這就是他們的，同時也是兩個家庭、兩種文化和兩個大陸之間的故事。
中歐的流亡者們感到在上海失去了根基。但是，羅伯特在書本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立足點：學習、知識、研究——在他身上，這些東西的作用就是使他生存了下來。在維也納的時候，他還只是一個不起眼的中學生，現在他的傑出能力在中國脫穎而出。世界四分五裂了，而他只要取得優秀的成績，最煩惱的事情也化作煙雲消散。科學成了他的第二故鄉。當然，1943年的上海看起來並不是科學研究者飛黃騰達的合適跳板。那裡的大學和西方世界完全隔絕，同時在很大程度上也和中國其他地方隔離。儘管如此，羅伯特·索卡爾最後還是發展成為當代最重要的生物學家之一。他成了打開新科學領域行業的一位稀有的代表——可能這恰恰是因為他被迫開始獨立思考的緣故。因此，他的故事就可以被當作一種向自修者典範致敬或當做特別好學者的個案研究來閱讀了。
當時，上海已經形成了一種多元的熱點文化和全球商業潮流的樞紐。正是在那個瘋狂的、憤怒的三十年代，它顯示出自己是那樣一個在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世界性城市：一個全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出身的人口大雜燴，一個骯髒的世界奇蹟。冠冕堂皇的、不正經的、老奸巨猾的、吃人的、放蕩的和沒有感情的人，應有盡有。那裡的摩天大樓比歐洲的還高，那裡的銀行是世界上最大的銀行，那裡的賽馬場、交響樂團或者那裡的豪華賓館不用擔心和拘泥於細節的西方人做比較。但在這同一座城市裡，也生活著一百萬中國難民，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倒斃街頭，在所有的兒童中有四分之一死於哺乳期。上海精神(theshanghaimind)——這個閃閃發光的概念標誌著那種善與惡的鋒利意識。公正與不公正、真實與謊言，諸如此類通行的道德貨幣在這裡是無效的。可是，在這種形形色色的放蕩之中，無辜者也找到了安身立命之處，在鬥爭中這個城市提供了一個避難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