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峭壁邊緣:拯救世界金融》

《峭壁邊緣:拯救世界金融》

保爾森是美國建國以來最有中國情結的財長,自始至終對於中國擁有一份真摯而持久的友好感情。即使在這本關於金融危機的回憶錄中,他都情不自禁地提到了他與中國的特殊關係,記述了與中國朋友的相互信任和密切合作。

基本信息

內容簡介

美國前財長亨利·保爾森的經典力作!
最真摯的人生記憶、最真實的金融海嘯紀錄;了解世界金融的沉浮,感受全球經濟的冷暖!《紐約時報》、《金融時報》、亞馬遜書店榜首暢銷書!著名經濟學家王一江、巴曙松、汪丁丁、張軍、易憲容、胡祖六、薛兆豐、鍾偉,中國工商銀行董事長姜建清,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樓繼偉推薦閱讀!

作者簡介

亨利·保爾森,美國前財政部長,入主財政部之前曾擔任高盛集團的總裁。
1946年,保爾森生於美國中西部,在一個小鎮的農場長大。1964年就讀於達特茅斯大學,是美國常春藤名校最佳橄欖球手之一。大四時,保爾森認識了溫迪,溫迪後來成為保爾森的夫人。1968年,保爾森進入哈佛大學商學院,獲MBA學位。尼克森擔任美國總統期間,保爾森出任總統幕僚助理和白宮內務委員會成員。
保爾森的得意之作,是自1999年擔任高盛總裁所取得的業績。任職高盛期間,保爾森成為美國最有影響的金融高手之一,一度被美國媒體冠以“華爾街權力之王”的頭銜。
2006年,保爾森接替約翰·斯諾,擔任美國財政部部長。很快,保爾森就面臨著一大考驗:拯救峭壁邊緣的金融系統。

媒體評論

 
伴隨著這本書的閱讀過程,我無法擺脫的是這樣一些問題:這事如果發生在中國呢?可能發生在中國嗎?中國將來要為自己的金融變局支付什麼樣的代價呢?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汪丁丁
無論是大蕭條還是次貸危機,是猶存的高盛還是已逝的雷曼,是壯年傳奇的格林斯潘,還是萬年落寞的保爾森,其行其言對短暫的人生而言皆可資治或賞析,對於恆久的歷史而言都成塵埃寂然無痕。
——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鍾偉
2008年從美國華爾街蔓延開來的全球金融危機留給這個世紀的最重要的話題肯定不再是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以及金融的脆弱性,而是我們如何拯救即將坍塌的金融系統。這本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它涉及我們已有的信仰、教條、理論和制度,涉及政府與市場、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公平與正義以及法律和憲政。拯救危機行動中的主要人物、美國前財長保爾森的這部回憶錄為我們披露了華盛頓高層以及他本人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進行的不為人知的辯論、妥協、決策和行動的內幕,讓人大飽眼福。
——經濟學家、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
真實,生動,緊張,刺激。在世紀金融危機的高壓下,位於權力中心的重量級玩家,權衡的是上級發出的指令、下級通報的形勢、媒體轉達的民情、以及自身的經驗和直覺,市場信念和數學模型則無足輕重。
——北京大學法與經濟學研究中心研究員薛兆豐

目錄

作者序
主要人物一覽表
第一章接管“兩房”
第二章高盛歲月
第三章入主財政部
第四章一個時代的終結
第五章貝爾斯登的困境
第六章峭壁邊緣的金融世界
第七章國會山
第八章為雷曼尋找買家
第九章雷曼的末路
第十章下一家會是誰?
第十一章最後一道防線
第十二章玩金融還是玩政治
第十三章打破僵局
第十四章金融大鱷們
第十五章美國大選與救市
第十六章拯救花旗

前言

2008年金融危機中的那些接踵而至的巨變真的令人驚心動魄。在本書中,我盡我所能地講述了我在那段時期的行動和行動背後的想法,也盡我所能地展現了危機爆發的那種令人咋舌的速度。
我想,這個故事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本·伯南克、蒂姆·蓋特納和我是如何齊心協力地度過了這場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說到經濟領袖們在應對一場危機時的相互信任,我們三人這樣好的例子不會有太多。在那段艱苦卓絕的時期,我們的團結成為了一筆巨大的財富。但與此同時,這也是我自己的故事,儘管我會盡力去反映每一個參與者所作出的貢獻,但本書的主角卻是我以及我在財政部的那支才華橫溢而又無私奉獻的團隊。
很幸運,我的記憶力不錯,所以我幾乎從不需要做筆記。我不用電子郵件,開會的時候也很少帶紙。令財政部的同事們頗為頭疼的是,我也很少用簡要備忘錄。我的很多工作都是在電話中完成的,但很多電話並沒有官方記錄。我的電話日誌有錯誤,也不完整。為了寫這本書,我請很多跟我一起經歷那些大事的人幫我作了回憶。但儘管如此,鑒於那段時期的壓力之大,以及我在短短一天內(甚至經常是短短一小時內)同時處理的問題之多,我敢肯定還有很多細節是我永遠也回憶不起來的。
我是一個天性坦誠的人,我會盡力講述不加修飾的真相。我是怎么看的,我就怎么說。
在華盛頓,國會和行政領袖們的職業道德和處理困難問題的才能並沒有得到人們的充分認識。鑒於此,我將在本書中介紹很多傑出的華盛頓精英。
我也盡力試著把故事講得通俗一些,讓金融知識背景千差萬別的各類讀者們都能輕鬆理解。話雖如此,我確信還是有某些地方會講得過於簡單,而其他某些地方又會過於複雜。在敘事過程中,我也會引用股價和信用違約掉期(creditdefaultswap)契約價格的變化,但這並不是因為這些數字本身有多么重要,而是因為它們可以最生動地反映我們的金融市場和整個經濟在危機時期中的那種迅速崩潰的信心和日益強烈的危機感。
寫這本書的過程讓我對任何曾經寫過書的人平添了一份敬佩。即使有其他人提供的大量幫助,我還是發現寫一本書原來是一件這么難的事。
歷史上總會有非同尋常的動盪時期。下面就是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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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書摘

當我在1973年12月作好了離職的準備,總統讓我去見他。我走進橢圓形辦公室,與尼克森簡短地聊了一會兒。此前我曾提出一項旨在提高教育質量的建議:取消城市中心區和其他破敗地區的物業稅,用一種增值稅取而代之,特別是國家銷售稅,然後用這部分資金來建立一種教育券系統。“我想跟你說說增值稅的事,”尼克森說,“我喜歡這個主意。我之所以沒有採納它,是因為自由主義分子們會抱怨說它是一種遞減稅,它確實是。但如果他們真的碰過它,他們就會喜歡得再也不肯放它走,因為它可以輕而易舉地帶來那么多的錢,滿足所有那些偉大社會(GreatSociety)工程的需要。”
水門事件的餘波為我尋找新工作留下了充足的時間。我選擇了高盛,因為我想在中西部地區發展,而且投資銀行讓我有機會在同一時間接觸各種各樣不同的項目。高盛在芝加哥很強勢,他們的人也令我印象深刻:芝加哥高級合伙人吉姆·戈特(JimGorter),紐約年輕的合伙人鮑勃·魯賓,還有史蒂夫·弗里德曼(SteveFriedman)。我在政府的工作經歷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你跟什麼樣的人一起工作跟你做的是什麼樣的工作同樣重要。
那時候的高盛還沒有到達它的巔峰時期。它不是頂尖的承銷商或併購顧問,與後來的高盛相去甚遠。實際上,它的項目寥寥無幾。我先是在紐約接受了一年的培訓,然後被派到了一個所謂的投資銀行服務部門:我們就是一幫無所不為的多面手,研究各個金融領域,負責客戶關係管理。
那一年過後,溫迪和我搬到了巴靈頓,買下了我父親15英畝土地中的5英畝。然後我們各自向父母借了一筆錢,造了一棟我們到現在還稱之為家的房子。那是一棟樸素的房子,位於一片林地的邊緣,那片林子坐落在一個山頭上,俯瞰著一片青草綠地。我用一台電鋸開闢出了一條車道,建起了護牆,敲碎巨石蓋起了我們的壁爐。頗有機械天分的溫迪親手安裝了中央真空吸塵系統,還為孩子們建了一個大大的遊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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