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點
封面全球性金融大海嘯帶給世人的影響是深遠的，它不僅導致經濟周期出現百年一遇的“大調整”，而且，也讓人類看清了自己正處在一個“自我變革”的重要階段。無論是“得益者”還是“失落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危機感，都會不約而同地形成一個共識：改變現狀，儘快從危機的低谷中走出來！
而要修正“全球化”的負面影響，首先在於強化和改善區域經濟合作的模式。改善金融合作模式和強化未來具備增長勢頭的產業協作關係，將是緩解金融危機對東亞國家造成的“小國的痛苦”和“大國的煩惱”的一種最有效的手段。
危機後世界經濟關係的“複雜化”趨勢會嚴重影響全球經濟回暖的步伐。只有通過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使各國形成監管及結構調整的內在合力，才能更好地促進全球經濟發展。
內容簡介
金融危機的影響範圍已經擴展到全世界，至今仍然難以見底。但中國經濟融入東亞經濟、世界經濟的趨勢已經不可逆轉。在全球化顯現退潮跡象的今天，各國面臨著不同的選擇。小國是選擇繼續開放，在市場風浪中承受痛苦並成長，還是暫時關上國門，先做好自己？大國是挾巨量經濟規模之威，重新謀取規則優勢，還是超越煩惱，以迅捷的改革與合作推動進一步的全球化？
作者簡介
孫立堅，金融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現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致公黨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數量經濟學會理事、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曾在國內《經濟研究》、《金融研究》、《世界經濟》、《管理世界》等權威學術期刊上發表過多篇有影響力的論文，並因此榮獲過全國安子介國際貿易研究優秀論文二等獎和其他多個省部級獎項。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有《開放經濟中的外部衝擊效應和匯率安排》、《金融經濟學》等。他曾多次出訪美國、德國、法國、義大利、比利時、奧地利、瑞典、丹麥、荷蘭、芬蘭、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台灣、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的知名學府及研究機構，在各種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過多次學術講演。他還分別主持過教育部“十五”規劃研究項目、教育部重點基地項目、全國博士後基金項目、上海哲學社科重大項目等。作為知名專家，他也經常就中國經濟和金融改革的諸多問題接受海內外多家媒體的專題採訪和專欄約稿。
寫作背景
2008年9月以雷曼兄弟公司的破產為標誌的全球金融大海嘯對世界各國的衝擊可以說完全是令人始料不及的。無論是“小國”還是“大國”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從2008年開始出現的越南金融和貨幣危機，到2010年爆發的南歐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都向世人展示了一個無情的事實：當驚濤大浪掀起的時候，平日看似“安全行駛”的小船難以逃脫被巨浪吞噬的厄運。即使是經濟規模巨大的國家，如果沒有事前築起高高的防洪壩，也照樣避免不了洪水泛濫所帶來的災難。在這場金融大海嘯面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首當其衝地受到了重創；昔日歐元區的雄風也在歐美金融機構迫不得已“去槓桿化”的行為和歐元區債務危機中大打折扣；中國雖然遠離“最危險的地帶”，但是對外依存型的經濟成長方式也讓我們無法倖免。如果不是政府力挽狂瀾，那么今天中國出口、外商投資的急劇萎縮所帶來的中國本土企業投資熱情和金融機構贏利能力的下降，也足以讓中國經濟同樣經歷歐美已開發國家所遭遇到的苦難。
為了更好地向讀者展示出經濟全球化環境中這場金融大海嘯的兇猛和由此帶來的“小國的痛苦”及“大國的煩惱”，筆者把自己平日相關的研究及成果分成了四個形式上獨立但相互之間聯繫緊密的“話題”。
首先，在第一部分關於“次貸危機與救市政策”的話題中，筆者告訴讀者，危機的根源是在缺乏全球統一的有效的金融監管情況下華爾街金融創新工具被濫用。至於很多人認為國際收支失衡也是重要原因，對此觀點筆者不敢苟同，而是認為這種“失衡”是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必然結果。同時筆者對美國政府防治因為流動性恐慌而造成經濟硬著陸風險所採取的一系列救市政策給予了較高的政策評價。但同時筆者也認為這種符合“美國利益”的做法可能會嚴重傷及持有美國國債最多和長期依靠出口導向立國的“中國利益”這一嚴峻的事實。
其次，在第二部分關於“歐美經濟格局變化及其對中國的影響”的話題中，筆者闡述了這場百年一遇的危機讓世界各國看到了自己發展模式上“軟肋”。同時筆者也指出各國做好自己國家的“結構調整”就是對世界經濟走出危機低谷的一種最重要的貢獻。為此，筆者在文中反覆強調，經濟刺激政策實施的過程中不應該讓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而是應該努力去探索未來帶動世界經濟繁榮的“新增長點”。
再次，在第三部分關於“東亞合作與新興市場經濟”的話題中，筆者提出了修正“全球化”的負面影響首先在於強化和改善區域經濟合作模式。尤其是對於中國所處的東亞地區而言，由於長期以來堅持製造業立國的東亞發展模式，客觀上造成了“金融脆弱性”的缺陷，因此，改善金融合作模式和強化未來具備增長勢頭的產業協作關係將是緩解危機對東亞國家所造成的“小國的痛苦”和“大國的煩惱”的一種最有效的手段。另外，為了更好地說明東亞合作的獨特性，筆者也對“金磚四國”①的經濟發展特徵及區域合作問題進行了具有針對性的分析。
最後，在第四部分關於“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與政策協調”的話題中，筆者在強調改革美元霸權地位必要性的基礎上，也指出了目前變革國際貨幣體系的艱難性。通過對二十國集團峰會的跟蹤研究，筆者向讀者展示了利益不盡相同的各國首腦為何在“本國結構調整”和“加強全球金融監管”的問題上率先達成了共識，而在新能源等代表未來財富創造模式的問題上卻遲遲不能形成合力的內在“博弈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