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者姓名：王勃
創作年代：唐
文學體裁：五言絕句
詩詞正文
觀闕長安近，江山蜀路賒。客行朝復夕，無處是鄉家。
注釋
今天登上的樓台離京城還是那么近，而跋山涉水的蜀路還那么遙遠。旅程趕了一天又一天，沒有一個地方像是我的家鄉啊!
背景
唐初統治者對文藝採取了比較寬容的態度。以李世民本人為代表，他雖然也主張文學為政教所用，對前代帝王如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等雖有文才卻不懂得管理國家大為不滿，但作為一個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卻懂得文藝同政治並無直接因果關係，他也不相信所謂“亡國之音”的陳詞濫調。而且，李世民在文藝方面也有相當的造詣，能夠從藝術上欣賞文學。他親自撰寫的《晉書·陸機傳論》，就大力稱讚陸機“文藻宏麗”的創作。這雖不能直接引起文學的興盛，至少也是為之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唐初的幾代君主，不僅太宗如其自稱喜“以萬機之暇，游息藝文”（《帝京篇·序》），高宗、武后、中宗等，也都如此。
為了炫耀大唐帝國的治世氣象，他們又廣引天下文士，編纂類書，賦詩唱酬。由此在唐初先後出現了幾個宮廷文人集團。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詩人，有太宗朝的虞世南、許敬宗，高宗朝的上官儀，武后時的“文章四友”（李嶠、杜審言、蘇味道、崔融），中宗時的宋之問、沈佺期等。這些宮廷文人，或位居顯貴，或為帝王所獎掖，每有所倡，天下靡然成風。他們的大量創作，內容也不外歌功頌德、宮苑游宴，既無須亦難以深入抒發情思。與南朝及隋代宮廷詩相比，可以說稍歸於“雅正”，但也因為這種“雅正”而更顯得蒼白無力。其意義主要在於維持了一種藝術風氣。但在他們的其他一些作品中，卻有時透露了詩歌沿革的訊息；其中有的詩人，還對詩歌體制的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初唐的宮廷詩人在藝術上所追求的是繁縟綺錯的裝飾風格。這種裝飾性的重點，起初是對偶的修辭技巧，爾後又增之以調聲的技術，並且最終把對偶技巧和聲韻技術結合起來，從而在形式上推進了律詩的完善和定型。早在齊梁時期，詩壇上便已出現對偶說和聲病說，但前者失之粗略，後者又失之瑣細，且兩者各不相侔。至北朝後期和陳隋詩人，五言詩的律化更進了一步，有少數詩篇已經符合唐人定型格律的規定，但在理論上沒有提出新的總結，有些問題（如粘附規則）還沒有完全解決。七言詩的律化，更處於幼稚階段。唐初的上宮儀提出“六對”、“八對”之說，在劉勰提出的“事對”、“言對”、“正對”、“反對”之外，又增之以“雙聲對”、“疊韻對”、“扇對”等，把原來僅限於詞義的對偶又擴大到字音和句法的對偶。稍後的元兢，不僅提出了字形和詞義的對偶，而且提出了調聲三術，表現出將聲律與對偶緊密結合的新努力。從武后至中宗神龍、景龍年間，在當時的一批宮廷詩人筆下已大量湧現平仄協調、又合乎粘附規則的全篇合律的詩篇，標誌著五、七言律詩的完全成熟。可以說，在律詩形式的完成過程中，宮廷文士起了規範化和統領風氣的作用。
其中，尤以杜審言、宋之問、沈佺期三人的成績最為顯著。
杜審言（約645—708）字必簡，今存的詩主要系五言律詩，也有少數七律。他的詩，句律精嚴而筆力雄健，無論是五律還是七律均完全合律，無一失粘者。他在武后天授初所作的五言排律《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撫河東》，長達四十韻，完全合粘，可見他對律詩這種新體制駕輕就熟的功夫，所以深為時人所重。杜甫曾稱引李邕對審言的評價：“鐘律儼高懸，鯤鯨噴迢遞。”（《八哀詩》）意即指此。明人許學夷稱其為“律詩正宗”（《詩源辯體》）。他在江陰任職時所寫的《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一詩，曾被明代的胡應麟譽為“初唐五言律第一”（《詩藪》）：
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苹。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
詩以大地回春的絢麗風光反襯遊宦者有家難歸的悲哀，用聲色俱現的外景點醒時不我與的苦澀情思。“偏驚”、“忽聞”兩句，頓挫有力；“雲霞”、“梅柳”一聯，感覺何其明快。從詩情來說，在當時也算是較為充實的了。
與杜審言同稱為“文章四友”的，還有李嶠、蘇味道、崔融，他們均在武后朝任過鳳閣舍人。李、蘇曾為執宰大臣，位顯名高，所寫的多為奉詔應景之作，李嶠並有詠物詩百餘首，均了無情致。但在詩律上他們卻是高手，在當時頻繁的應制活動中，他們的詩合律率最高，宜為“一時學者取法”（《、修改不正確的文字內容和開放分類、替換更合適的圖片，提高詞條內容的準確性。
作者介紹
王勃（649～676年），漢族，唐代詩人。字子安。絳州龍門(今山西河津)人。王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以詩文齊名，並稱“王楊盧駱”，亦稱“初唐四傑”。王勃為隋末大儒王通的孫子（王通是隋末著名學者，號文中子），王通生二子，長名福郊，次名福峙，福峙即王勃之父，曾出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縣令、六合縣令、齊州長史等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