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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澤諭吉（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日本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明治時期傑出的教育家，基本上可以說是日本的“開眼看世界第一人”。他畢生從事著述和教育活動，形成了富有啟蒙意義的教育思想，對傳播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對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因而被日本稱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時期教育的偉大功臣”、“日本的伏爾泰”。讀書評論
福澤諭吉在這本書里，福澤諭吉提出了“人人獨立則國家獨立”的宣言，對於當時飽受外辱的日本人來說，救國圖存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這句話上。同樣都是皇權統治，面臨同樣危險境地的中國，張之洞也寫下了《勸學》一書，他所宣揚的卻是“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位官僚從思想意識和文化上，仍自視為高一人等的天朝上國，所想的不是國家制度的革新，而是想用新的技術來維護腐朽的權力。而且兩者行文的方式也可看出他們不同的心態，福澤諭吉是用當時的“新語言”——半白話日文寫的，張之洞的文章中仍充斥著“之乎者也”。
《勸學書》以“老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為開篇，指出人生來平等、享有同樣的自由。他進而指出，個人的自由與國家的自由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而且個人與政府在維護國家自由的關係上是平等的，這就是勸學的目的所在：“人們如果想要遠離暴政，就必須用心向學，提高才德，才能夠和政府有平等的地位。”而舊日本人民與政府的關係卻是不平等的：“數千百年來，全國的權力都由政府一手掌握，從武備文學到工業商業，到社會生活中與政府無甚關係的小事，人民只是聽從政府的命令而到處奔走，這國家是政府的私有物，人民只是國家的食客。”維新之後不久，日本有了長足的進步，“但學校軍備是政府的學校軍備，鐵路電報設施也是政府的設施，石室鐵橋也是政府的石室鐵橋，那么最終人民的觀點呢？”人民的觀點就是：“憂國之事只要交給上面就行了，實在和下民們沒有關係。”
政府壟斷權力，讓平民對國家失去了認同，也失去了獨立思考，只會跟著政府的號令行事，一旦政府犯錯，整個國家都將陷入災難。以批判此社會思潮為前提，在福澤諭吉的推動下，日本從上至下的開放，讓平民也有了廣泛的經濟權利、政治權利，他們也可以開辦工廠，興建學校，建設橋樑……從過去政府主導經濟逐步向市場經濟過渡，此前的平民與貴族的關係也向平等的公民關係過渡。而中國則始終陷在低效率的官僚主導的經濟、社會等級分明的體系下走向了萬劫不復的境地，楊小凱先生的《百年中國經濟史筆記》曾對此有詳細的闡述。
但可悲的是，尼采所預言的“落後民族一旦獲得獨立，其必將興起政治狂熱”在日本也獲得驗證，福澤諭吉的啟蒙讓日本強大並擺脫外辱，隨之而來的政治狂熱造就的軍國主義很快讓福澤諭吉“人人獨立”的願望擊得粉碎，日本二戰前後的可悲命運也就此鑄就。所以當二戰後日本人在掃清大街上的瓦礫，開始進行歷史的反思之時，他們再次想起了福澤諭吉的教誨，想起了他在《勸學書》上的每一句話，並給予他至高無上之地位。
可以說，他雖無“日本國父”之名，但《勸學書》這本書鑄就了他的“日本國父”之實。
名家推薦
福澤諭吉的《勸學書》號召日本人民捨身衛國，使日本趕上先進國家。該書對文明的進步充滿信心，並力言學問不只是讀書和空談理論，而要與實際生活相結合。---李洪峰（中央紀委委員、文化部黨組成員）
福澤諭吉可以說是引領日本走向現代化的思想主將，是積極接受和大力宣傳西方理性主義的啟蒙者。---李澤厚（著名哲學家）
福澤諭吉認為，文明和富強都是我們的目標，但是在亡國滅種的危機面前，首先要實現富強。梁啓超、嚴復接受了並弘揚了福澤諭吉的理論，使得富強在迫切性上壓倒了文明。在這一思想的影響下，中國雖然經歷了幾次政權更替，但富強夢始終沒有改變。---許紀霖（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福澤諭吉在思想史上的貢獻之一是闡發了適應時代需要的“國家理性”，從這種角度看，日本現代史上的那些排外或擴張主義均可視為缺乏或者背叛這一“國家理性”的結果。---汪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