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司徒雷登《別了，司徒雷登》一文，是毛澤東1949年為批駁美國政府發表的中美關係白皮書，為新華社撰寫的五篇評論文章中的第二篇。
1949年4月下旬，中國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國民黨政府逃往廣州，這標誌著國民黨政權的垮台。但美國及西方一些外交使團仍滯留南京，採取觀望態度，伺機摸共產黨的底。7月，美國駐華大使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才灰溜溜地離開南京回國。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了題為《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的白皮書。在這之前不久，7月30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給杜魯門總統寫了一封信。在白皮書及艾奇遜的信中，都公開暴露出美國政府“出錢出槍”幫助蔣介石打內戰，藉以變中國為美國殖民的陰謀。面對這一形勢，稍微有頭腦的人都會認清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但當時的自由主義者和民主個人主義者卻仍存在著糊塗認識，甚至對美國懷有各式各樣的幻想，這當然是十分危險的，於革命事業是十分有害的。針對這一情況，毛澤東同志為新華社寫了社論《別了，司徒雷登》，深刻揭露了美帝國主義對華侵略政策的實質及其失敗的必然性，讓那些有糊塗觀念的人警醒。
在這篇評論里，毛澤東指出，司徒雷登從中國離開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美國之所以要大規模地出錢出槍出顧問幫助蔣介石打內戰，是由它的侵略政策決定的，中國是亞洲的重心，奪取了中國，整個亞洲都是它的了，但是由於中國人民、美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對，美國又不敢直接大規模的出兵干涉中國，只好選擇國民黨作它的打手，可惜這個打手不爭氣，被中國人民打敗了。
毛澤東指出，美國的科學技術抓在資本家手裡，美國的民主政治是資產階級獨裁統治的別名，美國的金錢只願意送給蔣介石和第五縱隊。中國人民是有骨氣的，並不怕美國的封鎖，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
《中國和美國的關係》
1949年8 月5日，就在司徒雷登一行抵達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的當天，美國國務院就中美關係問題發表了一部重點介紹從1944年到1949年期間美國對華關係的報告書，題為《美國與中國的關係——著重1944～1949年時期》。
這部報告書（即白皮書）是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徵得了杜魯門總統的同意後，組織國務院工作人員編纂的。全書包括正文八章，附屬檔案八章，外加收錄在內的《艾奇遜致杜魯門總統的信》及《中美關係大事紀年表》，共一千零五十四頁，約一百多萬字。
《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用五分之一的內容，介紹了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五十年各個不同歷史階段，美國對中國局勢的看法及政府的對華政策。其餘五分之四的篇幅等於是檔案彙編，收集了近二百篇美國政府官方發表過或未發表過的、與對華關係有關的檔案。其中既有美國總統有關的演說詞、與國民黨政府往來的函件及電報、聲明，以及幾乎所有與中國有關的條約、協定、法案，也有相關的會談紀要、任命、國民黨和共產黨發表的社論、聲明和文告等，還有相當一部分美國派駐中國的特使及大使給國務院寫的例行報告。
與白皮書同時見之於公眾的還有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致杜魯門總統的一封信。從這封信中，人們輕而易舉地就可了解到美國國務院發表白皮書的用心所在。
例如在談到抗戰勝利後美國政府派馬歇爾使華的原因時，艾奇遜指出：“我們當時的政策是基於兩個目的，一個目的是在政府能趨於穩定並沿著民主的途徑進步的條件下，使中國得到和平；另一個目的是協助國民黨政府儘可能在中國廣大的地區上建立其權威。事實證明，第一個目的由於雙方都不願意它成功，以致是不能實現的。在中共方面，他們拒不接受將削弱他們一貫堅持的目的——全中國共產主義化——之自由的條件；在國民黨方面，他們不顧美國軍事代表的屢次忠告，仍然抱著武力摧毀共產黨的幻想。”
在信中，艾奇遜把國民黨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其自身的無能，以及聽不進美國的意見：“從1945年一直到1948年初秋，國民政府在人力和軍事上較其對手具有顯著的優勢。的確，在那一時期之內，很大一部分由於我們在運輸、武裝和補給上給予他們的部隊的援助，他們遂能推廣其控制及於華北和滿洲的大部分。到馬歇爾將軍於1947年初離開中國時，國民黨在軍事的成就上和領域的擴張上，顯然是登峰造極的。然而其後一年半的事實顯示，他們貌似強大的力量是虛幻的，他們的勝利建立在沙上。……國民黨曾於1946年不顧馬歇爾元帥的警告發動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軍事行動。馬歇爾警告說，這種行動不僅會遭致失敗，而且會使中國陷入經濟的混亂，最後並將摧毀國民政府。……沒有一個對軍事情況的估計，比這更完全地為後來發生的事實所證實。”
由此可見，美國國務院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主要是出於三個方面的考慮：
其一，對內平息國會中反對黨派和美國公眾就總統對華政策失敗而發出的指責，為自己辯護；
其二，揭露蔣介石政府過去幾年與美國的實際關係，以表明國民黨政府的倒台主要責任不在美國政府方面，而是由於國民黨本身的無能；
其三，推卸美國政府支持國民黨打內戰的責任，對外重塑和平愛好者的形象。
各方反應
白皮書一經問世，便在中美關係史上掀起了軒然大波。
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甚至包括那些美國政府內部與國務院在對華政策問題上意見相左的人，都對白皮書的發表做出了異乎尋常的強烈反應。
中國共產黨面對白皮書的反映
白皮書里關於對中國共產黨的指責完全是歪曲事實的，特別是司徒雷登有關中共方面的片面的報告更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8月12日，即在白皮書發表的一周后，新華社以《無可奈何的供狀——評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為題，發表了第一篇評論文章。緊接著，在從8月14日到9 月16日一個月的時間裡，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又親筆撰寫了五篇評論文章，以新華社社論的形式陸續公開發表，對白皮書進行了透徹的分析與批判。
關於為什麼要圍繞白皮書展開討論的問題，毛澤東在他的第四篇評論文章《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中做了明確的闡述：“現在全世界都討論中國革命和美國的白皮書，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國革命在整個世界歷史上的偉大意義。
就中國人來說，我們的革命是基本上勝利了，但是很久以來還沒有獲得一次機會來詳盡地展開討論這個革命和內外各方面的相互關係。這種討論是必需的，現在並已找到了機會，這就是討論美國的白皮書。過去關於這種討論之所以沒有獲得機會，是因為革命還沒有得到基本上的勝利，中外反動派將大城市和人民解放軍隔絕了，再則革命的發展還沒有使幾個矛盾的側面充分暴露的緣故。現在不同了，大半箇中國已被解放，各個內外矛盾的側面都已充分地暴露出來，恰好美國發表了白皮書，這個討論的機會就找到了。”
毛澤東認為，通過對白皮書的討論，人們可以對中美關係、中蘇關係、一百年來的中外關係、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關係、國民黨和中國人民的關係、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國主義鬥爭中應取的態度、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在整個對內對外關係中應取的態度等，有一個全面的、清醒的認識。因此，白皮書的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廣大人民民眾來說是一件好事。
可見，毛澤東在對白皮書進行批判時，更多的是把它作為一個反面教材，引導那些對美國仍然抱有幻想的人透過現象看本質，去認識美國當權者向國民黨提供多達21億美元的援助，支持其打內戰，導致中國老百姓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的真實面目，從而一方面爭取更多的中間派人士對革命和對共產黨的支持，一方面進一步激發解放區廣大軍民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意志和決心。
文章對司徒雷登的評價
《別了，司徒雷登》全文共三千多字，其中涉及司徒雷登的文字有三段，字數不足五百，約占全文的六分之一。
第一段在文章的開頭是這樣寫的：“美國的白皮書選擇在司徒雷登業已離開南京快到華盛頓但是尚未到達的日子——8月5日發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廣泛的社會聯繫，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做了駐華大使，成為馬歇爾系統中的風雲人物之一。
在馬歇爾系統看來，他只有一個缺點，就是在他代表馬歇爾系統的政策駐在中國的整個時期，恰恰就是這個政策徹底地被中國人民打敗了的時刻，這個責任可不小。以脫卸責任為目的的白皮書，當然應該在司徒雷登將到未到的日子發表為適宜。”
毛澤東在這裡著重論述了美國之所以挑選8月5日這一天發表白皮書的原因，並指出司徒雷登是美國政府的代表，雖一向以中國人民的朋友自居，卻一直在執行著美國政府的侵略政策。
從第二段開始，在連續十四個自然段中，毛澤東再也沒提“司徒雷登”這四個字，而是將矛頭直接轉向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開始一樁樁、一件件地揭發抗戰勝利後美國如何出錢出槍，支持國民黨打內戰的事實，對艾奇遜致杜魯門信中的觀點展開進一步的批判，從而教育人們認清美帝國主義的真相，不要再對美國抱有幻想。直到全文快結束時，為了扣住文章的題目，毛澤東才重新將話鋒轉回司徒雷登身上，寫道：“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司徒雷登看見了什麼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群一群地起來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們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喚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沒有什麼事做了，只好夾起皮包走路。”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 毛澤東用這兩段生動的文字既直白而形象地描繪出了司徒雷登離華時的尷尬與無奈，也影射和諷刺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同時還明確地表達出了中國共產黨對司徒雷登個人的看法，達到了“一石三鳥”的目的。
批判對象
毛澤東發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的時間是1949年的8月18日，而就在兩個月前，當毛澤東得知司徒雷登打算到北京拜見中共領導人，以便共同探討新時期的中美關係時，還宣稱他“會被作為許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歡迎”。為什麼在短短兩個月之後，司徒雷登在中共眼中的形象就全變了呢？答案很明顯：司徒雷登其實是在替美國政府擔罵名。
因此，可以說，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並不是針對司徒雷登個人的，與其它幾篇評論白皮書的文章一樣，它的真正的批判對象是美國政府，以及白皮書的炮製人——美國國務卿艾奇遜。
當然，憑著司徒雷登是內戰時期的駐華大使，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具體執行者，再加上他個人與蔣介石非同尋常的關係，即使毛澤東對他進行更為嚴厲的批判，對他來說也不冤枉。但毛澤東對他還算是比較客氣的，因為司徒雷登個人畢竟對中國還是有感情的，對中國的高等教育事業是有貢獻的。毛澤東其實也明白，司徒雷登最終未能北上，責任並不在他個人。
許多事實表明，共產黨的領袖們對司徒雷登一貫給予了比較客觀而公正的評價。就在司徒雷登離開中國之前，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和葉劍英在與到北京訪問的原國民黨粵軍元老陳銘樞談話時，不僅對司徒雷登在日本占領時期所表現出的頑強精神及數十年來在中國從事教育工作的成就表示讚揚，還對他寄予了“最重要之希望”。從國與國之間的長遠利益考慮，中共領導人表示“希望今後美國不再援助蔣介石在中國之反動政府；希望美國能按照羅斯福總統、史迪威將軍和華萊士先生的方式制定其政策。如果美國將來能這樣對待中國，中國自然會以同樣友好回報。而這一切之實現就有賴於司徒先生回國的努力了。”
周恩來也曾對司徒雷登的歷史功過說過這樣一段話：“對於司徒雷登個人的問題，我們必須既評估個人品德亦衡量權力影響。當然，他是帝國主義的代表——執行其政策的政府人員。但是他在被日本人拘禁時期所表現的個人品德是值得欽佩的。”
當然，由於美國總統杜魯門最終否決了司徒雷登的北京之行，不僅使司徒雷登滿懷著遺憾離開中國，也使美國失去了與中共建立正常關係的機會，加上白皮書中曝光了許多司徒雷登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其中不乏他對中共的評價和看法，這對中共領導人的傷害也是不輕的，所以才有了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以及“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這樣的說法。
或許正是考慮到司徒雷登對中國的感情，考慮到他在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上還是比較務實的，所以毛澤東才會除了在文章的開頭和結尾部分對他略加譏諷外，並沒有把美國政府應當承擔的責任算到他的頭上。
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墓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外交官。1876年6月生於杭州，父母均為美國在華傳教士。1904年開始在中國傳教，曾參加建立杭州育英書院(即後來的之江大學)。1906年，司徒雷登的獨生子傑克也在杭州出生。1908年，應南京金陵神學院聘請，司徒雷登攜妻兒離杭赴任。1919年起任燕京大學校長、校務長。1946年任美國駐華大使，1949年8月離開中國。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華盛頓悄然去世。2008年11月17日上午，根據司徒雷登先生的遺願，其骨灰被安放在杭州半山安賢園。
原文
——正文：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美國的白皮書，選擇在司徒雷登業已離開南京、快到華盛頓、但是尚未到達的日子----八月五日發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繫，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做了駐華大使，成為馬歇爾系統中的風雲人物之一。在馬歇爾系統看來，他只有一個缺點，就是在他代表馬歇爾系統的政策在中國當大使的整個時期，恰恰就是這個政策徹底地被中國人民打敗了的時期，這個責任可不小。以脫卸責任為目的的白皮書，當然應該在司徒雷登將到未到的日子發表為適宜。
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藉以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戰爭，組成了美國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個重大的部分。美國侵略政策的對象有好幾個部分。歐洲部分，亞洲部分，美洲部分，這三個是主要的部分。中國是亞洲的重心，是一個具有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大國，奪取了中國，整個亞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國主義的亞洲戰線鞏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歐洲進攻。美帝國主義在美洲的戰線，它是認為比較地鞏固的。這些就是美國侵略者的整個如意算盤。
可是，一則美國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戰爭；二則歐洲人民的覺悟，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的興起，特別是蘇聯這個空前強大的和平堡壘聳立在歐亞兩洲之間，頑強地抵抗著美國的侵略政策，使美國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則，這是主要的，中國人民的覺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和民眾組織力量已經空前地強大起來了。這樣，就迫使美帝國主義的當權集團不能採取大規模地直接地武裝進攻中國的政策，而採取了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的政策。
美國的海陸空軍已經在中國參加了戰爭。青島、上海和台灣，有美國的海軍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島、青島、上海、南京都駐過美國的軍隊。美國的空軍控制了全中國，並從空中拍攝了全中國戰略要地的軍用地圖。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鎮，在長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膠東半島，美國的軍隊或軍事人員曾經和人民解放軍接觸過，被人民解放軍俘虜過多次。陳納德航空隊曾經廣泛地參戰。美國的空軍除替蔣介石運兵外，又炸沉了起義的重慶號巡洋艦。所有這些，都是直接參戰的行動，只是還沒有公開宣布作戰，並且規模還不算大，而以大規模地出錢出槍出顧問人員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國之所以採取這種方式，是被中國和全世界的客觀形勢所決定的，並不是美帝國主義的當權派----杜魯門、馬歇爾系統不想直接侵略中國。在助蔣作戰的開頭，又曾演過一出美國出面調處國共兩黨爭端的文明戲，企圖軟化中國共產黨和欺騙中國人民，不戰而控制全中國。和談失敗了，欺騙不行了，戰爭揭幕了。
對於美國懷著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們，請你們看一看艾奇遜的話：“和平來到的時候，美國在中國碰到了三種可能的選擇：(一)它可以一乾二淨地撤退；(二)它可以實行大規模的軍事干涉，幫助國民黨毀滅共產黨；(三)它可以幫助國民黨把他們的權力在中國最大可能的地區裡面建立起來，同時卻努力促成雙方的妥協來避免內戰。”
為什麼不採取第一個政策呢？艾奇遜說：“我相信當時的美國民意認為，第一種選擇等於叫我們不要堅決努力地先做一番補救工作，就把我們的國際責任，把我們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統統放棄。”原來美國的所謂“國際責任”和“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就是干涉中國。干涉就叫做擔負國際責任，干涉就叫做對華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遜在這裡強姦了美國的民意，這是華爾街的“民意”，不是美國的民意。
為什麼不採取第二個政策呢？艾奇遜說：“第二種供選擇的政策，從理論上來看，以及回顧起來，雖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卻是完全行不通的。戰前的十年里，國民黨已經毀滅不了共產黨。現在是戰後了，國民黨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這在前文已經有了說明。在那些從日本手裡收復過來的地區里，國民黨文武官員的行為一下子就斷送了人民對國民黨的支持，斷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產黨卻比以往無論什麼時候都強盛，整個華北差不多都被他們控制了。從國民黨軍隊後來所表現的不中用的慘況看來，也許只有靠美國的武力才可以把共產黨打跑。對於這樣龐大的責任，無論是叫我們的軍隊在一九四五年承擔，或者是在以後來承擔，美國人民顯然都不會批准。我們因此採取了第三種供選擇的政策......”
好辦法，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毀滅共產黨”，變中國為美國的殖民地，完成美國的“國際責任”，實現“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
國民黨腐敗無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還是要出錢出槍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論上”是妥當的。單就美國統治者來說，“回顧起來”，也是妥當的。因為這樣做起來實在有興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實上是不行的，“美國人民顯然都不會批准”。不是我們----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等人的帝國主義系統----不想乾，乾是很想的，只是因為中國的形勢，美國的形勢，還有整個國際的形勢(這點艾奇遜沒有說)不許可，不得已而求其次，採取了第三條路。
那些認為“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不拿薪水上義務課的好教員，他是如此誨人不倦地毫無隱諱地說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國之所以沒有大量出兵進攻中國，不是因為美國政府不願意，而是因為美國政府有顧慮。第一顧慮中國人民反對它，它怕陷在泥潭裡拔不出去。第二顧慮美國人民反對它，因此不敢下動員令。第三顧慮蘇聯和歐洲的人民以及各國的人民反對它，它將冒天下之大不韙。艾奇遜的可愛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這第三個顧慮他不願意說。這是因為他怕在蘇聯面前丟臉，他怕已經失敗了但是還要裝做好像沒有失敗的樣子的歐洲馬歇爾計畫陷入全盤崩潰的慘境。
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構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里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
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裡，不抓在人民手裡，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美國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獨裁統治的別名。美國有很多錢，可惜只願意送給極端腐敗的蔣介石反動派。現在和將來據說很願意送些給它在中國的第五縱隊，但是不願意送給一般的書生氣十足的不識抬舉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當然更加不願意送給共產黨。送是可以的，要有條件。什麼條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國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灑了些救濟粉，看一看什麼人願意彎腰拾起來。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是一個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多少一點困難怕什麼。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老子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對於我們，不但“以死懼之”，而且實行叫我們死。聞一多等人之外，還在過去的三年內，用美國的卡賓槍、機關槍、迫擊炮、火箭炮、榴彈跑、坦克和飛機炸彈，殺死了數百萬中國人。現在這種情況已近尾聲了，他們打了敗仗了，不是他們殺過來而是我們殺過去了，他們快要完蛋了。留給我們多少一點困難，封鎖、失業、災荒、通貨膨脹、物價上升之類，確實是困難，但是，比起過去三年來已經鬆了一口氣了。過去三年的一關也闖過了，難道不能克服現在這點困難嗎？沒有美國就不能活命嗎？
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司徒雷登看見了什麼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群一群地起來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沒有什麼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
中國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塗思想，對美國存有幻想，因此應當對他們進行說服、爭取、教育和團結的工作，使他們站到人民方面來，不上帝國主義的當。但是整個美帝國主義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已經破產了，美國的白皮書，就是一部破產的記錄。先進的人們，應當很好地利用白皮書對中國人民進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