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概念》對美國的商界、公共服務部門和政府機構都產生了直接影響，而通用汽車公司卻對它無動於衷。
本書出版於1946年初，二十五六歲的亨利·福特第二剛剛接管了瀕臨破產的福特汽車公司。當時，公司現金短缺，市場地位微弱，產品缺乏競爭力，管理更是一團糟。正如亨利·福特第二和歐內斯特·布里奇——深受通用汽車公司培訓的執行官，後來被亨利·福特第二引進為董事長兼執行長——在書面和口頭上反覆強調的那樣，他們將《公司的概念》當作斟酒和重建公司的藍本。幾年以後，在1950年，通用電氣公司將《公司的概念》作為其大規模重組的基本藍圖。此後20年，通用電氣公司成為組織結構的典範，並引發了一場浩大的“組織革命”。隨著這場革命的推進，整個非共產主義世界的大型企業幾乎都按照由通用汽車公司率先嘗試，由《公司的概念》最先闡述和分析的分權思想進行了自我重組。
本書一經出版，它也馬上成了指導主要州立大學進行重組的文本。《G．I．法案》頒布後，二戰老兵蜂擁而至，這些州立大學，如密西根大學、密西根州立大學、明尼蘇達大學、俄亥俄大學和其他大學都發現，它們原先的組織結構已經滿足不了急劇增加的學生。幾年後，當美國整合其武裝力量時，第一任國防部長詹姆斯·福雷斯特爾和喬治·C·馬歇爾都向《公司的概念》尋求組織結構的指導原則。同一時間，當紅衣主教斯佩爾曼為紐約教區尋找新的組織原則時，也想到了《公司的概念》；正如他所說的那樣，隨著紐約教區規模漸大，日益複雜，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組織法，《天主教教會法》在管理和組織的框架方面已經跟不上教區發展的需要了。
但是，通用汽車公司不僅不接受《公司的概念》，甚至故意漠視它的存在。
這與私人因素無關。相反，除了少數幾個例外，我在研究過程中遇到的每一個通用汽車公司的經濟都十分友好，甚至很客氣，它們在戰時生產的工作十分繁重，依然抽空向我提供幫助。我的問題再愚蠢，它們也會耐心對待，無一例外。他們中的一些人成了我的私人好友。沒有一個人對我施加壓力，要求我修改我的文章。
通用汽車公司最重要的經理，阿爾弗雷德·斯隆——董事長兼執行長，公司成長、決策和組織架構的主要力量——總是竭盡全力向我提供友善的幫助。本書出版後，他幾番要我做客，徵詢我對位於紐約的斯隆－凱特靈癌症研究所和麻省理工大學斯隆管理學院——他最喜歡的兩個項目——的看法。事實上，他還邀請我擔任斯隆學院的管理學教授。我因為喜歡紐約大學商學院研究生院的工作而拒絕了他，這令他深感失望。
但是，通用汽車公司的大多數經濟，首先是阿爾弗雷德·斯隆本人，根本無法接受本書。其實，他對我說過很多次，《公司的概念》迫使他坐下來自己寫一本關於通用汽車公司的書——《我在通用汽車公司的歲月》（紐約：道布爾戴出版社，1964）。該書反駁《公司的概念》，旨在告訴人們一本關於通用汽車公司的書究竟應該是什麼樣的，應該關注那些問題。雖然《公司的概念》是當時惟一一本關於通用汽車公司的論著，但是斯隆的大作甚至連提都沒有提到它。《公司的概念》被視若無睹的遭遇可以說是通用汽車公司及其經理的標準反應。本書未在通用汽車公司內部流傳，也很少被提及，更不會出現在經理的辦公室的書架上。《公司的概念》出版幾年以後，被阿爾弗雷德·斯隆視為掌上明珠，由通用汽車公司投資並經營的工程學院——通用學院——開始教授管理學，本書也沒有被列入推薦書目，事實上我被告知，甚至在學院圖書館的索引里也找不到它的影子。
通用汽車公司之所以做出這樣的反應，主要基於三個原因：（1）本書對通用汽車公司政策的態度；（2）本書關於雇員關係的建議；（3）本書要求大型公司“服從公眾利益”。這些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通用汽車公司在戰後的巨大成功以及隨之而來的重大失敗。
通用汽車公司的大多數經理反對《公司額概念》——有時甚至勃然大怒——首先是因為本書反覆建議：通用汽車公司在二戰結束後，在恢復和平時期的生產之前，必須慎重考慮是否應該原封不動地套用戰前的政策。他們認為這種想法不但可笑，而且簡直“離經叛道”。
評論家和通用汽車公司以外的讀者大都認為《公司的概念》顯然是站在贊成通用汽車公司和大型企業的立場上的。但是，通用汽車公司的經理們並不這么想。我在本書出版前，曾將手稿寄給通用汽車公司的經理。公司的自身發言人馬文·科伊爾——當時，他掌管著通用汽車公司最大的分部——雪佛蘭分部，正準備退休——恰如其分地表達了他們的觀點。他這樣評論我的手稿：“一次對通用汽車公司的攻擊，其敵意不下於任何以為左派人士。”此外，讓科伊爾及其同事更為惱火的是隨同手稿一起寄給他們的一封信。在信里，我首先指出通用汽車公司的政策已有20年的歷史，而我認為20年前制定的政策終究是過時的，因此我們必須重新做出考慮。我指出人類發明的制度很少在經歷了近四分之一世紀後依然是合理的。我還特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當通用汽車公司從戰時生產重歸和平時期的生產時，是否應該認真考慮將雪佛蘭分部從公司分離出去，獨自成立一個公司。
順便提一下，這是我與大多數管理學作家和理論家所不同的一個觀點——大概也是我在學術界不是很受人尊敬的原因吧。我確實相信基本價值的存在，尤其是人類的基本價值。我認為只存在很少的基本問題。但是我不相信存在“一個正確的答案”。現有的答案很可能是錯誤的——至少如果不是其他方法都失敗的話，人們也不會想到它們。但是，當我們檢驗管理政策和其他社會規律時，關鍵不是看它們是對是錯，而是要看它們是否有效。我始終認為管理學不是神學的分支，它其實是一門臨床型的學科。在醫藥實踐中，對於臨床醫學的檢驗不在於治療方法是否“科學”，而在於病人是否康復。在《公司的概念》出版8年以後，當我推出第一本系統的管理學論著時——現在仍然時全世界讀得最多的管理學著作——我有意將書命名為《管理實踐》而不是《管理原理》，雖然我的出版商指出這個書名會嚴重減少本書被大學列為教科書的可能性。
通用汽車公司得經理不能接受我對管理學的基本觀點。他們自詡為這門科學的先鋒，所以他們完全不能接受《公司的概念》（和我所有的管理學著作）所貫穿的觀念：管理首先是實踐，雖然與醫學一樣，它把很多科學研究的方法當作工具使用。
但是，儘管通用汽車公司對《公司的概念》所提出的種種建議不屑一顧（這些建議後來在我的另外兩部著作《新社會》1949年版和《管理實踐》1954年版中都有進一步的深化），日本人卻對它們推崇備至。我在日本的聲譽可以追溯到《公司的概念》，當時這本書很快就被譯成了日文，並得到了熱切的研讀和套用；他們認為我對日本已重要經濟力量的形象崛起，並表現不俗的工業業績和生產力，具有重要的影響。此外，儘管通用汽車公司對“我的工作以及我為什麼熱愛它”這一競賽的調查結果毫不在意，豐田公司卻在50年代初期設法弄到了那份未曾公布的調查報告的副本，並以此為模版來改造自己的員工關係。（摘選）
《公司的概念》【美】彼得·德魯克著機械工業出版社2006年3月
本書基於對溝通用汽車公司的大型調查，首次嘗試揭示一個組織實際上是如何運行的，它所面臨的挑戰、問題和遵循的基本原理。
從三個方面對企業進行社會和政治分析：將公司作為獨立的主體分析其運行。分析大企業能否實現它所處社會的信仰和承諾。分析公司目標和社會功能的關係。公司生存與發展必須處理好三個問題：持續產生有才能的領導。具有滿足長期利益的基本政策。在實施各項政策時，具備不受人為因素影響的客觀判斷標準。
《公司的概念》是一本關於大型企業的著作，是一本絕不限於大型企業管理和經營的著作，是每個命運與大型企業發展息息相關的人，每個關注大型企業發展的人都絕不能錯過的經典之作！其思考的廣度與深度涵蓋了所有正在成長為大公司和已經成為大公司的企業。
作者簡介
彼得·德魯克1909年生於維也納，1937年移居美國，終身以教書、著書和諮詢為業，是當代國際上最著名的管理學家，被稱為“大師中的大師”。
在美國他曾擔任由美國銀和保險公司組成的財團的經濟學者，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克萊斯勒公司、IBM公司等大企業的管理顧問。為紀念其在管理領域的傑出貢獻，克萊蒙特大學的管理研究生院以他的名字命名——波得·德魯克管理研究生院。
他著述述頗豐，包括《管理的實踐》、《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使命，責任，實務》、《旁觀者》等幾十部著作，已傳播到全世界130多個國家。其中《管理的實踐》一書奠定了他作為管理學科開創者的地位，而《卓為成效的管理者》已成為全球管理者必讀的經典。
2002年6月，美國總統布希宣布彼得·德魯克成為當年“總統自由勳章”的獲得者，這是美國公司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