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京派文學與海派文學》中的兩派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兩個風格獨標的夢。一個
圖書封面作者簡介
楊義，1946年8月生，廣東省電白縣人。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位委員，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委員，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著有《中國現代小說史》（一、二、三卷）、《魯迅小說綜論》、《二十世紀中國小說與文化》、《中國曆朝小說與文化》、《京派與海派比較研究》、《中國古典小說史論》、《中國新文學圖志》（上、下冊）、《中國敘事學》等學術著作近二十種。論著曾獲“國家圖書獎”提名獎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建院以來優秀學術成果獎”等多項獎勵。傳記列入美、英《世界名人錄》，為美國傳記研究中心列入“世界五百領先者”。目錄
小引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精彩書摘
第一章“京派”與“海派”之爭：文學史因文化氣候差異的一番“對打噴嚏”
圖書插圖當今的新派作家，有誰不是一開口就講幾句“文化意識”？文化，作為一個人文學科的術語，有狹義的，也有廣義的；有顯態的，也有隱型的；有表層的，也有深層的。總之，它神通廣大，百病兼治，仿佛是暢銷海內外的“萬金油”。假若把一種文化，看做是某個人類群體獨特的價值認知、生活方式和他們整套的“生存式樣”，那么它是四處流散，無所不在的。一位外國的人類學和文化學的學者講過一段頗為通俗有趣的話：“打噴嚏乍看象是純屬生物學的現象，但其中卻發展出一些小小的習俗，諸如說一句‘對不起’或‘多多保重’。不同文化的人們，或者同一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們，都不會以嚴格相同的方式打噴嚏。打噴嚏是在某種文化網路里結成的生物行為。要指出哪一件活動不是文化的產物是很困難的。”（〔美〕克萊德·克魯克洪：《文化的研究》）文化的產生自然受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政治制度和經濟活動的制約，但是它一經創造出來，又向社會的各個層面、包括日常慣例和心理層面滲透和沉積，如鹽滲透到水裡一般，處處難以辨認出鹽來，卻處處感覺到一種鹹味。
自從機械文明產生以來，世界範圍內，首先是歐洲發生了文化亢奮猛進的勢頭。閉關鎖國的嚴實的門戶，紛紛被軍艦火炮轟開，一批古老文明頹然凋謝和猛然轉型。原先幾乎是平行發展的幾大人類文化圈，在愈來愈深刻的程度上開始了猛烈的衝撞，出現了破裂和崩毀、固守和新生的慘烈的痛苦。長期雄踞世界古老文明前列的中國文化，面臨著最嚴峻的挑戰，經歷了由古典化走向現代化的極其艱難痛苦、路漫漫兮的歷程。自十七世紀初，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向明神宗獻上方物和基督聖母圖，開始西學東漸以來，中經喪權辱國的鴉片戰爭和勵志圖強的戊戌變法，直至“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文化在殘夜中做了整整三百年的酣夢和噩夢，才出現了破曉期的開放心態，從供奉著“大成至聖先師孔夫子”的祖宗古墓中走出來，盡情地呼吸著苦澀的、然而是新鮮的外來文化的狂風。
從溫暖的、卻已經發生霉變的密室中，驟然走到新鮮的、卻也帶幾分凜冽的曠野中，體質柔弱的人是難免要打幾個噴嚏的。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繁眾，倫理聯繫極為牢固，而階級、階層、社區、地域、職業等類社會層面非常豐富的大國。由於下層宗法制農業社會區間相互阻隔，上層軍閥專橫跋扈，政出多門，到處呈現出半封建社會的政治地域色彩和人際等級關係，一個好端端的國家陷於四分五裂之中。因而全國各地接受外來文化影響的速度、角度、深度，以及接受者的心態、情調、趣味，都有很大的差異，在山川阻隔之間，形成種種色色的複雜的新舊交錯的文化景觀，形成新舊文化配比相差甚大的一個個文化小氣候。當本世紀三十年代前期，北平的“京派”作家在大學公寓中聞到“十里洋場”的酒氣肉味，上海現代派作家在租界亭子間聞到明清古都樸野恬淡的風氣的時候，他們都不禁鼻子痒痒的打起噴嚏來。這就是發生於1933年至1934年間，一方是北平的沈從文，一方是上海的杜衡的“京派”與“海派”的爭論。
文化的差異引發了這場爭論，文化的差異又滲透在這場爭論的方式之中。
“京派”的理論家帶有明清帝都的古樸之風，即使是爭論，也具有寧靜、恬適和隨和的風度，仿佛一位諄諄善誘的教師爺在規勸著一個調皮促狹的學生，仿佛一位眉宇清明的藝術之神諦視著騷動紛擾的人世間。揭開這場論爭的，是沈從文發表於1933年10月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的文章《文學者的態度》。他寫得那么親切自然，先從身邊的廚子寫起：“我家中大司務老景是這樣一個人：平時最關心的是他那份家業：廚房中的切菜刀，砧板，大小碗盞，與上街用的腳踏車，都親手料理得十分乾淨。他對於肉價，米價，煤球價，東城與西城相差的數目，他全記得清清楚楚。凡關於他那一行，問他一樣他至少能說出三樣。他還會寫幾個字，記賬時必寫得整齊成行美麗悅目。”在主僕間互致敬意，彬彬有禮之中，他引導文學者以這個誠實的下等人對待職業的態度為態度，認為：
偉大作品的產生，不在作家如何聰明，如何驕傲，如何自以為偉大，與如何善於標榜成名，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作家誠實的去做。作家的態度，若皆能夠同我家大司務態度一樣，一切規規矩矩，凡屬他應明白的社會上事情，都把它弄明白，同時那一個問題因為空間而發生的兩地價值相差處，得失互異處，他也看得極其清楚，此外“道德”，“社會思想”，“政治傾向”，“戀愛觀念”，凡屬於這一類名詞，在各個階級，各種時間，各種環境裡，它的伸縮性，也必需了解而且承認它。著手寫作時，又同我家中那大司務一樣，不大在乎讀者的毀譽，做得好並不自滿驕人，做差了又仍然照著本分繼續工作下去。必須要有這種精神，就是帶他到偉大里去的精神！
他自然是討厭“海派”作風的，但他在批評“一群玩票白相文學作家”的態度的時候，並沒有忘記拉上北京的人物作為陪綁，以顯示公允平正並無門戶。他指出：“這類人在上海寄生於書店、報館、官辦的雜誌，在北京則寄生於大學、中學以及種種教育機關中。這類人雖附庸風雅，實際上卻與平庸為緣。”“已經成了名的文學者，或在北京教書，或在上海賦閒，教書的大約每月皆有三百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賦閒的則每禮拜必有三五次談話會之類列席，希望他們同我家大司務老景那么守定他的事業，尊重他的事業，大約已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這種欲擒故縱的迂迴戰術，受到“海派”作家的反擊之後，火氣難免上升，但他依然不失學者風範，又在《論“海派”》、《關於海派》等文章中，恭恭敬敬地表示“同意”對方的文章，並對自己所用的術語作一番嚴格的界定：“‘海派’這個名詞，因為它承襲著一個帶點兒歷史性的惡意，一般人對於這個名詞缺少尊敬是很顯然的。過去的‘海派’與‘禮拜六派’不能分開。那是一樣東西的兩種稱呼。‘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相結合，便成立了我們今天對於海派這個名詞的概念。”“我所說的‘名士才情’，是《儒林外史》上那一類斗方名士的才情，我所說的‘商業競賣’，是上海地方推銷×××一類不正當商業的競賣。正為的是‘裝模作樣的名土才情’與‘不正當的商業競賣’兩種勢力相結合，這些人才儼然能夠活下去，且勢力日益擴張。”作者已經改變了第一篇文章中正襟危坐，向生徒從容布道的態度，眉心已微微緊蹙，用語也帶幾分尖銳、甚至刻薄了。不過，他依然把清除這種“妨害新文學健康發展”的海派壞影響，作為南北兩地作家的共同責任，並且特地說明：“杜衡君雖在上海，並不缺少成為海派作家的機會，但事實明明白白，他就不會成為海派。……茅盾、葉紹鈞、魯迅，以及大多數正在從事於文學創作雜誌編纂人（除吃官飯的作家在外），他們即或在上海生長，且毫無一個機會能夠有一天日子同上海離開，他們也仍然不會被人誤認為海派的。”這樣，他把起而應戰的對方排除在論爭對象之外，使自己成為避開後衛和門將的足球運動員，可以從容不迫地射空門了。誠然是打噴嚏也有打噴嚏者的文化方式，沈從文受海派風氣的刺激接二連三地打出來的“噴嚏”，分明帶有古都社會雍容爾雅的風度，先是掀起竹布長衫的大袖，掩住仰天皺鼻子的面容，輕鬆過後，又風度翩翩地向對方連稱“失禮失禮”、“請多多包涵”。因此，雖然難免帶點冒失，但終究沒有留下多少宿嫌。從這裡，也可以或隱或顯地窺見“京派”作家節制、和諧而圓融的審美文化的心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