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十年代最後一位散文家 林賢治
劉亮程是九十年代的最後一位散文作家。他才過而立之年，卻經歷了中國農村幾千年的世事滄桑。多少莊稼人，牲畜，田野，小麥和樹木，在他的眼中化出化入，生死衰榮。他活得太久了。
是豐沃而貧困的土地培養了他的感情，他的哲學；當他以同樣為土地所賦予的思維和語言，去講敘所有一切時，散文界就立刻發現了：這是一個異類。他的作品，如同頓然隆起的一片裸呈的泥土，使眾多文人學者精心編撰的文字相形失色。他的作品，陽光充沛，令人想起高更筆下的塔希提島，但是又沒有那種原始的浪漫情調，在那裡，夾雜地生長著的，是一種困苦，一種危機，一種天命中的孤獨無助，快樂和幸福。而整個散文界，卻早已被移植到一個陰涼幽雅的所在了。
對於故土，那村莊裡的生活，劉亮程滿懷感恩的深情。在回顧生命的來路時，他是自豪的：“看看，我的生命上抵高天，下達深地。這都是我在一個地方地久天長生活的結果。”他在《住久了才算是家》一文中，有一段自白：“我一直慶幸自己沒有離開這個村莊，沒有把時間和精力白白耗費在另一片土地上；在我年輕的時候、年壯的時候，曾有許多誘惑讓我險些遠走他鄉。但我留住了自己，我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是沒讓自己從這片天空下消失。”對他來說，家園並非如哲學家所譬喻的虛幻的所在，而是一個同個體生命切實相關的地方。它有著比“出生地”一詞更為豐富的內容，不僅代表空間，而且代表時間，是世代相傳的故事以及現實生活的全部。那裡的陽光和空氣早已化為自己的體溫，溫和了自己的氣息，即使遠走天涯，仍然留在體內，激起永久的渴望和懷想。
劉亮程走不出家園。他自稱是一個扛著鐵杴“閒逛”的人，因此，在他那裡，根本不存在類似“城市人的閒情逸緻”；他不斷轉悠，卻依然留在原處；像他描寫的那條老狗那樣，成了村莊的一部分。他一直在內心裡琢磨：從房子到家，從道路到歸宿，從播種到收穫，從這種活計到那種活計，從這具生命到那具生命。他聽灰鳥動聽的鳥語，他找草繩拉直歪斜的胡楊，他走向蟲子，走向老狗、老馬和老人，體會那垂暮之年的悲愴。《寒風吹徹》一文寫到一個老人在冬天裡凍死，他感嘆道：“落在一個人一生中的雪，我們不能全部看見。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獨地過冬。我們幫不了誰。我的一小爐火，對這個貧寒一生的人來說，顯然杯水車薪。他的寒冷大巨大。”應當承認，鄉村的悲劇不同於城市的悲劇，農人的悲劇不同於市民的悲劇，前者不但是精神的，也是物質的，因此更為慘苦。
在人畜共居的村莊裡，人與畜的命運總是連在一起：“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樹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粒蟲的鳴叫也是人的鳴叫。”劉亮程隨時隨處感受著如此一般的生命，彼此相通的靈魂；於是，他得以藉助村莊裡任何人或任何畜物，以不同的身份、方式和口吻，表達同一種哲學。“我喜歡在同一個地方長久地生活下去——具體點說，是在一個村莊的一間房子裡。如果這間房子結實，我就不挪窩地住一輩子。”這是一種哲學。“我們幹完的事，將是留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大的事情。”“所謂永恆，就是消磨一件事物的時間完了，但這件事物還在。”這是一種哲學。“我沒騎馬奔跑過。我保持著自己的速度。一些年月人們一窩蜂朝某個地方飛奔，我遠遠地落在後面，像是遺棄。另一些年月人們回過頭，朝相反的方向奔跑，我仍舊慢慢悠悠，遠遠地走在他們前頭。”這又是一種哲學。這類哲學不同於那類由僧侶和學者操作的經院哲學，那類根本無法消化的系統哲學，那類學術囈語。這是“鄉土哲學”；是一種生活態度，就像鹽溶解在水裡一樣，散布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細節，每一個地方。關於鄉土的散文，蕭紅、沈從文、孫犁、汪曾祺、賈平凹，用筆多在描述故事，人物，風俗，點染氛圍，或添加一些抒情性的文字。無意於這一切，而集中於寫一種哲學，一種心理文化，劉亮程是獨步的。在他那裡，始終有一種“命”的糾纏，這種糾纏便構成了哲學，決定著他的散文內容，甚至寫法。
我們發現，劉亮程的哲學是有一條粗大的根牽繫著的，那就是：世界從來如此。對莊稼人來說，這是歷史實存，也是未來宿命。劉亮程在寫他的生命體驗時，常常觸及“偶然”，人和活動的命運因偶然而岔路叢生，前途迥異。結局如此，原因蓋在於偶然無法克服必然，偶然之後定是必然。黑格爾式的結論：“現實的就是合理的。”表面上看起來，作者對這種保守的哲學思想是認同的，所以通篇不見批判的煙焰。在他的筆下，村莊是大平世界。做一條小蟲，一條狗，或是一棵樹，長在村前村後都沒關係，“只要不開花，長得不直，便不會挨斧頭。”“一年一年地活著。葉落歸根，一層又一層，最後埋在自己一生的落葉里，死和活都是一番境界。”其實，做一個人也如此。村莊裡一切的位置都已固定，無從挪動；也就是說那種鎮定的力量——無論傳統，無論體制——是過於龐大了，是在弱的生命所不堪承受的。實際上，劉亮程在此已經寫下他的潛台詞，一種有如魯迅筆下的狂人般的反潔：“從來如此便對么？”這樣，在劉亮程的文本中，凡是合理的地方都成了不合理。哲學產生了反哲學。無論顯隱，兩種哲學的對立是明確的：一是肯定、維持、忍耐；一是否定、變革、反抗。然而，最令人震撼的悲劇事實是，人類生不堪命的反抗，在劉亮程的筆下就是“逃跑”。逃跑是不容易的。在《逃跑的馬》中，他寫到惟一跑掉的一匹馬，這樣說：“我們沒有追上它，說明它把骨頭扔在了我們尚未到達的某個遠地。馬既然要逃跑，肯定有什麼東西在追它。那是我們看不到的、馬命中的死敵。馬逃不過它。”這叫絕望。作為絕望的反抗、逃跑，畢竟敞開了一種未來的可能性；更為殘酷的是，像文中的另一匹馬那樣，“放棄跟命運較勁”，老了以後被人拴在草棚里，氣息奄奄地等待死亡。在《城市牛哞》里，作者偶遇的牛群則不但不能逃跑，連求平靜的老死的機會也不可得。它們並排站在卡車上，像一群沒買到坐票的乘客，帶著天真而好奇的目光穿過市街，直至屠宰場。文章寫道：“城市的所有工作被一種叫市民的承攬了，他們不需要牲畜。牛隻是作為肉和皮子被運到城市。”而牛知不知道它們的下場呢？牛會不會在屠刀搭在脖子上時還做著各種美夢呢？接著，作者將文路突然引到自己的身上：“我是從裝滿牛的車廂跳出來的那一個。是沖斷韁繩跑掉的那一個。是掙脫屠刀昂著鮮紅的脖子遠走他鄉的那一個……”
這是狂哞，是撕心裂肺的聲音。驚恐，憤怒，決絕，整箇中國文壇聽不到這種聲音。沒有一個來自鄉土的作家，能夠如此看待自己的出身、處境和命運。對於草原，知青張承志只是一個“移民”，沒有根。賈平凹的根在名士的爛泥塘里給漚掉了。張煒的根，實際上扎在表層。劉亮程是惟一的。他的文字，也許失之單調、瑣細、散漫，甚至雷同，但是，根可以補償一切。
在同一篇文章中，劉亮程這樣寫下自已對牛，其實也是對同類遭際的特殊感受：“多少次我看著比人高大有力的牛，被人輕輕鬆鬆地宰掉，它們不掙扎，不逃跑，甚至不叫一聲，似乎那一刀桶進去很舒服。我在心裡一次次替他們逃跑，用我的兩隻腳，用我遠不如牛的那點力氣，替千千萬萬頭牛在逃啊逃，從—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最終逃到城市，躲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讓他們再認不出來。我儘量裝得跟人似的，跟一個城裡人似的說話、做事和走路。但我知道我和他們是兩種動物。我沉默無語，偶爾在城市的喧囂中發出一兩聲沉沉牛眸，驚動周圍的人。他們驚異地注視著我，說我發出了天才的聲音。我默默地接受著這種讚譽，只有我知道這種聲音遍布大地，太普通，太平凡了。只是發出這種聲音的喉管被人們一個個割斷了。多少偉大生命被人們當食物吞噬。人們用太多太珍貴的東西餵了肚子。深厚無比的牛哞在他們的腸胃裡翻個滾，變作一個嗝或一個屁被排掉——工業城市對所有珍貴事物的處理方式無不類似於此。”工業城市以及城裡人用最無足輕重的處理方式排掉來自鄉村的珍貴事物；而作者，則報復般地以最低俗、最鄙夷的語言方式把城市和城裡人從精神上給排掉了。
工業化一城市化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技術主義和集約化的每一次凱鏇，都是對農業文明和生產個體的進一步的侵略和征服。它可能給整個社會帶來富足，但是，僅此並不等於人性的完善和人類的進步。一種意識形態特彆強調歷史發展的“必然性”，霸權就建立在這上面，使一切人為的剝奪合理化，於是，作為弱勢者，無論群體或個體，獨立和自由的喪失便變得無可抵禦。從張承志到劉亮程，他們都曾為此鳴著不平。由於現代化是一個十分龐大複雜的過程結構，每個作家所關注的環節並不相同，所以結果也就千差萬別。但是，倘一概以“民粹主義”立論，則未免太省力氣了。
(摘自《書屋雜誌》2000年第3期) 劉亮程，出生在古爾班通古特沙漠邊緣的一個小村莊裡，在那裡度過童年和少年時期。長大後種過地、放過羊，當過十幾年鄉農機管理員。勞動之餘寫點文字。大多寫自己生活多年的一個村子。在這個人畜共居的村莊裡，房子被風吹舊，太陽將人和牲畜曬老，所有事物都按自然的意志伸葉展枝。作者在不慌不忙中敘述著一種人類久違的自然生存。著有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風中的院門》《正午田野》《黃金走動》。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於1998年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後，引起了新疆文壇的熱切關注，多位評論家先後撰文對其創作進行研討。接著，1999年10月，在國內文學界享有盛譽的《天涯》雜誌的頭題位置刊發了“劉亮程散文專輯”，並配發了李銳、李陀、方方、南帆、蔣子丹等著名評論家、作家的推薦文章。一時間，國內文學界為之譁然。湖北《今日名流》雜誌隨即對劉亮程做了長篇專訪；中央電視台“讀書時間”以“劉亮程和他的村莊”為題對其作了專訪；《書評周刊》、《作家文摘》、《新華文摘》、《江南》等報刊也紛紛轉載刊發劉亮程的散文及評論文章；在新疆壓庫1年多的數千冊劉亮程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也在一個月里被訂購一空。2001年４月獲“第二屆馮牧文學獎”文學新人獎。被譽20世紀最後的文學景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