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錢穆 著
出 版 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中國史學名著》出版時間： 2005-2-1 字數： 192000 版次： 2 頁數： 326 印刷時間： 2005/02/01 開本： 印次： 紙張： 膠版紙 I S B N ： 9787108022417 包裝： 平裝 所屬分類： 圖書 >> 歷史 >> 史學理論
編輯推薦
《中國史學名著》是錢穆先生為博士生講課的講義，由錢先生根據學生的筆記、錄音刪潤而成。這是一本簡明的史學史著作，錢穆從學科史的角度，以點帶面、提綱挈領地勾勒了中國史學的發生、發展，其特徵和存在的問題，並從中西史學的比較中闡述中國思想和學術精神。他分篇講述中國史書經典，對想讀中國史書的讀者大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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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作者“旨求通俗，義取綜合”，從中國的社會文化演變、傳統的政治教育制度等多個側面，融古今、貫諸端，對中國幾千年歷史之特質、癥結、演變及對當今社會現實的巨大影響，作了高屋建瓴、深入淺出的精彩剖析，內中各篇，“有以分別眼光治史所得，有以變化眼光治史所得。每一論題，必分古今先後時代之不同，而提示其演變。而各篇著作有其共通之本源，則本之於當前社會之思潮”。
作者簡介
錢穆（1895-1990），字賓四，著名歷史學家，江蘇無錫人。1912年始於鄉村國小教師，後歷中學而大學，先後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數校任教。1949年隻身去香港，創辦新亞書院，1967年起定居台灣。
目錄
自序
《尚書》
《春秋》
《春秋》三傳
《左傳》（附《國語》《國策》
《史記》（上）
《史記》（中）
《史記》（下）
《漢書》
范曄《後漢書》和陳壽《三國志》
綜論東漢到隋的史學演進
《高僧傳》、《水經注》、《世說新語》
劉知幾《史通》
杜佑《通典》（上）
杜佑《通典》（下）（附吳兢《貞觀政要》）
歐陽修《新五代史》與《新唐書》
司馬光《資治通鑑》
朱子《通鑑綱目》與袁樞《通鑑紀事本末》
鄭樵《通志》
馬端臨《文獻通考》
黃梨洲的《明儒學案》、全謝山的《宋元學案》
從黃全兩學案講到章實齋《文史通義》
章實齋《文史通義》
書摘插圖
《史記》
今天講司馬遷《史記》。《史記》是中國第一部所謂的“正史”，此下接著還有二十四史。在司馬遷當時，大家只知有經學、子學、文學這些觀念，而沒有史學的獨立觀念。所以《漢書·藝文志》里，只有《六藝略》、《諸子略》、僻賦略》，而司馬遷的《史記》則附在《六藝略·春秋門》。可見當時學術分類，史學還是包括在經學中，並未獨立成一門學問。但司馬遷卻能創造出第一部“正史”，為以後幾乎兩千年所沿用，這不是一個極值得注意討論的問題嗎？依照現在人講法，司馬遷《史記》可說是一個大創造。司馬遷如何能完成這創造，這是一個大問題。
上一堂講，中國歷史有三種體裁。一是重事的，一件一件事分別記下，像《西周書》。第二是注重年代的，每一事都按著年代先後來編排，這是孔子《春秋》。第三注重人物，歷史上一切動力發生在人，人是歷史的中心，歷史的主腦，這一觀念應說是從太史公《史記》開始。所以《史記》是一種“列傳體”，一人一人分著立傳，就是以人物為中心。我那年在美國耶魯講中國史，曾說歷史應把人物作中心，沒有人怎么會有歷史？歷史記載的是人事，人的事應以人為主，事為副，事情只是由人所表演出來的。有一位史學教授特地和我討論，他說：歷史應該以人物為中心，為主腦，這層很有意思。但這人沒有事情表現，便跑不上歷史。我說：在這上，乃是東西方學術上一很大不同之點。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並無事情上的表現而成為歷史上重要人物的。諸位試把此觀點去讀二十四史，這樣的人不知有多少。譬如《左傳》兩百四二十年，裡面就沒有顏淵，豈不因他沒有事情表現，就不上歷史。但顏淵這一人在歷史上有他不可磨滅的地位，東漢以下人就特別看重顏淵。宋明時代人講理學，也特別看重顏淵。怎能說顏淵不是一歷史人物呢？既是一歷史人物，就該上歷史。所以司馬遷以人物來作歷史中心，創為列傳體，那是中國史學上一極大創見。直到今天，西方人寫歷史，仍都像中國《尚書》的體裁，以事為主，忽略了人。今天我們寫歷史，也跟著西方化，如我寫的《國史大綱》，也就分年分事，而又以事為主。但此為求簡便則可。若進一層講，也可說西洋史學還停留在我們周公《西周書》的階段，還沒有一個大的著作能像孔子《春秋》，乃至於如《左傳》般一年一月這樣分著的，當然更沒有像《史記》之列傳體，這是史學上一極大問題。清代乾嘉時章實齋著《文史通義》，他講中國史學上盛行的是《左傳》與《史記》，分年分人，將來該發展《尚書》體，把事情作主要單位。那時西方新學還沒有來中國。道光以後，慢慢地來了，中國人讀他們的歷史，就覺得章學誠已先見到了，西方的史學就是這樣，所以特別在清末民初，大家認章學誠是中國史學一大師。但我們還得進一步講，這問題並不這樣簡單。在我看法，中國人從《尚書》演進到《春秋》、《左傳》，又演進到《史記》，這是中國史學上的大進步。並不能說中國的《春秋》、《左傳》到《史記》都不如西方把事情作中心的歷史體裁。這問題我雖今天只提起這樣一句話，不擬詳細講，但這話殊值諸位注意。
今天我要講的是司馬遷怎樣會創造出這一種新的歷史體裁，就是列傳體來？他怎樣會提出一個新觀點、新主張，把人物為歷史中心？諸位今天不是大家做學問總喜歡要能創造，能開新嗎？那么太史公《史記》在史學著作上，他是一個極大的創造，開了一條極新的路，使得人都跟他這條路跑，繼續有二十五史到今天，請問司馬遷怎么樣走上這條路？我們能不能在這裡用心研究一下呢？
諸位要知道，我已經講過，做學問要懂得發生問題，這就是所謂“會疑”。有了問題才要求解決。諸位不願意摹仿，要創造，那應先懂得別人怎樣創造的。這問題不是一凌空的問題。司馬遷怎會能創造出史學上的新體裁？我們上面已講過，《西周書》和周公有關係，《春秋》則是孔子所作，即是孔子的創造。孔子最佩服周公，然而他來寫歷史，卻是一個新創造。孔子為什麼來寫這部《春秋》？為什麼要來一個新創造？我亦曾根據孟子書里的幾句話來發揮孔子作《春秋》的大義。現在到了司馬遷，他作《史記》，他自己曾有一番詳細講法，在他《史記》的“自序”里。諸位要懂得，讀一部書，先該注意讀這書的作者自序。這也就是一個新體。孔子《春秋》沒有序，序是後來新興的。如《莊子·天下篇》，敘述莊子為什麼要講這樣一套思想，作這樣一套學術？也就是莊子書的自序。但此序不是莊子自己所寫。又如《孟子》七篇，最後一段就等於是孟子的自序。所以太史公自序這一體例，在孟子，莊子書中已經有了。以後人寫序，不放在最後，而放到最前來，這不是一重要問題。那么我們要讀一人的著作，最好應該注意先讀他的“序”，他自己說怎樣又為什麼來寫這一部書，應有一講法，這部書的價值就在這地方。有的序只短短几句。如顧事林《日知錄》、黃梨洲《明儒學案》開頭都有一篇序，都很重要。至於我們寫了書請人家來寫序，這又另當別論了。
今天我就根據《史記·太史公自序》來講《史記》，或許諸位已經讀過這序，但此文不易讀。最好是讀了《太史公自序》，便去讀《史記》，待讀了《史記》，再來讀《自序》，庶乎易於明白。當知讀一篇文章大不易。但只要能讀一篇，就能讀一切篇。這一篇不能讀，別篇也一樣不能讀。今天大家讀白話文，在學術上夠標準的著作不多，大家只是隨便翻，不懂得用心，都是一目十行地看過去，我們稱之曰“翻書”，又或說“查書”，所查又稱是參考書，沒有說“讀”書，這樣總不行。照《太史公自序》講，他們這個司馬氏家是“世典周史”的，他的祖宗就掌管周史，做歷史官。到了春秋時代，周惠王襄王時，司馬氏跑到晉國，那時周朝已衰。到了晉國後，司馬氏一家又分散到魏國、趙國，又到秦國。司馬遷就生在黃河的西岸，陝西的龍門。他父親司馬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他雖是一史官，也學天文、曆法、學易、學老莊。曾寫有一篇《論六家要指》，討論戰國諸子各家大義，這文章寫得極好。他分別著戰國時六大家思想，各自長處在哪裡？短處在哪裡？他自然寫到儒家，當時的《易經》就算儒家了，但實際上《易經》就近於道家，所以司馬談的最後結論是佩服道家的。他在漢朝是做的太史令，但他不僅通經學，又通百家言，而推尊的是黃老。漢武帝去封禪泰山，司馬談同其他一般方士講封禪的意見不同，漢武帝就不要司馬談跟著去，司馬談就留在洛陽。他兒子司馬遷到外邊去遊歷，那時還很年輕，回來時，他父親在洛陽病了，就對司馬遷說：若使我死後你再做史官，不要忘了我所要討論的很多事，你須把它寫出來。所以我們說太史公寫《史記》是承他父親遺命，這些或許諸位都知道。而《太史公自序》里講他父親的話，更重要的在下面，讀《太史公自序》的人或許會不注意。《太史公自序》又記他父親說：“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愛及公劉，以尊后稷。”他說：我們到現在為什麼大家推尊周公？這因周公作了《詩經》之雅、頌、二南，而雅頌二南就是周人的歷史，從后稷下來，一路到文、武、周。召。周朝人的歷史，由周公寫出。我也根據孟子說：“詩亡而後春秋作”，來證明《詩經》跟歷史有關係，一部周代的開國史盡在《詩經》。不過我們今天來講中國史學名著，照一般講法，只講《尚書》，不講《詩經》。其實司馬談就以史學眼光來看重周公的《詩經》，而周公《詩經》的貢獻依照這話講，便在它能宣揚周代的歷史。所以又有一句話：“湯武之隆，詩人歌之”，這是說詩人所歌的便是歷史了。後來直到唐代，韓昌黎《平淮西碑》，李義山詩極稱之，謂其：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這就是把《尚書》和《詩經》並提。當然我們不能根據李義山來講《堯典》、《舜典》是真《尚書》，但可講《詩經》也就是歷史。這裡便見各人讀書，可以有見識不同。諸位不要認為一句書只有一條路講。我此所說，從古代直到唐時人，像李義山是一個詩人，他也懂得《詩》、《書》兩經都同史學有關係。周公為什麼被人稱重？由司馬談講，是因他在宣揚史學上有了貢獻。周代到了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這就是孟子所說“詩亡而後春秋作”了。諸位至此應知，我此刻講中國史學名著，從周公《西周書》講到孔子《春秋》，接著講太史公《史記》，其實太史公父親就已這樣講。他又說：“漢興，天下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他是說：我做漢朝的太史官，我沒有能把漢代這些事情好好兒記下，那么這個天下的史文不是在我手裡廢了嗎？這幾句話，就是我上面所引“無忘吾所欲論者”的話。而後來讀《太史公自序》的人，只注意了上一段，不注意到下一段。甚至於說：司馬談因漢武帝沒有要他跟著上泰山，他氣出病來，對他兒子說：等我死了，你做太史官，你該把許多事情寫出來，於是遂說太史公史記是一部“謗書”，來謗毀漢武帝這個朝廷的。他父親一口怨氣死了，所以司馬遷《史記》就是要寫《封禪書》。請問這樣，一部《史記》尚有何價值可言2太史公父親司馬談就因做了漢朝太史官，而沒有為漢朝寫下一部歷史，所以遺命司馬遷要完成父志。今試問寫歷史從哪裡來？豈不是從周公。孔子來，那豈不是歷史應以人物為中心，也就躍然紙上了嗎？
諸位聽著我前面幾堂講，便知讀書不易。讀了孟子“詩亡而後春秋作”，不是不懂這句話怎講么？讀了《太史公自序》，恰恰有如孟子“詩亡而後春秋作”的註腳。你能說司馬談沒有讀過《孟子》嗎？諸位只有翻書的習慣，《史記·太史公自序》是翻得到的，孟子這句話便不易翻到。讀到太史公這裡，孟子這句話便有用了。此是書之不易讀。而《大史公自序》記他父親司馬談講話，大家又唯讀了上一截不再讀下一截，不是不曾讀，乃是讀了仍如不曾讀，此是讀書不易之又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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