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市化”現象
在中國人口流動最頻繁區域之一的東部沿海浙江省，戶籍管理部門調查發現，全省“農轉非”數量從2004年時的57.7萬人降到去年的18.9萬人，降幅高達67％。不願意進城落戶，甚至把戶口從城市中反遷回農村的“逆城市化”現象，已悄悄在中國東部一些發達地區城鄉間出現。
幾個月前，杭州市濱江區戶籍官員遇到頭疼事：馬湖村20餘名大學生強烈要求把戶口遷回農村。在中國，農村孩子上大學必須把戶口從農村遷出，完成“農轉非”的過程。
“原因很簡單，我兒子把戶口遷到城市上學後，不能享受政府征地的拆遷補償費。”一位學生家長這么解釋。
示意圖在中國東部一個經濟發達的縣，甚至出現了幾十名政府公務員把戶口遷往農村的現象。“戶口在農村，可以享受到村集體經濟分紅、征地補償、回遷安置房等收益。”當地一位官員說。
近年來，隨著中國東部經濟的發展及新農村建設步伐的加快，農村土地越來越值錢，農民身份獲得的利益越來越多，有的農村戶口甚至牽扯到上百萬元人民幣的收益。
為千方百計把戶口遷回農村，不少人費盡心思，有的地方還出現“曲線非轉農”的現象，浙江省桐鄉市曾在一年間出現52例跨省“非轉農”。
據浙江省農業廳官員童日暉介紹，這52名非農人口以回鄉經商、投靠親屬為由，通過中介組織先購得“非農轉非農”戶口準遷證，將自己的非農戶口遷往安徽、江蘇等外省，在外省轉為當地的農業戶口，最後再以“農遷農”回遷到桐鄉農村。
然而，並非所有“逆城市化”現象背後都是巨大的利益誘惑。在東部，相當一批人選擇離開大城市，與無法支付高額的生活成本有關。
在杭州居住了40多年的肇溫啟，半年前把自己市中心4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賣掉，搬到了城北的一個鄉鎮，重新購房安家。
“我賣掉市中心的小房子，卻可以在郊區鄉鎮買一套大房子，而且生活成本也不像城市中那樣高。”肇溫啟說。
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來，大量農村務工者湧入城市，曾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大特色。可隨著一線城市生存壓力加大，從農民工到普通白領，許多人現在對大城市失去了興趣。
40多歲的江西農民潘長生在溫州工作十年後，萌生了回鄉的念頭。“在村里搞些養殖，掙的錢都比在城裡打工多。原來整村人進城務工，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回家做生意了。”潘長生說。
在農民工輸出主要地區浙江省麗水市，政府曾調查過6000名返鄉者，有近4000人回鄉從事與農業有關的生產，600人明確表示不再進城務工。
“國家惠農政策越來越多，農民回家從事農業生產同進城打工相差不大，因此不少人回流的意願很強烈。”麗水市人事勞動社會保障局官員南林玲說。
有關戶籍管理官員指出，城市吸納進城人員主要目的在於獲取廉價的勞動力，同時又希望儘量少承擔對他們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進城者長期在收入低標準、生活低質量、保障低水平的社會底層徘徊，被日益邊緣化。
“再加上高額的房價與不斷上漲的物價，即使政策完全放開，多數進城人員也難以實現落戶生根的意願。”這位官員說。
研究人員認為，“逆城市化”的根本原因在於農村與農民牽動的利益鏈條越來越長，可進入城市後的獲益卻不多。
但讓不少人擔心的是，如果“逆城市化”現象得不到有效控制，城市化率的提升有可能在未來幾年停滯。而大量人口回流農村，也不利於擴大內需。
中國農村問題專家顧益康認為，政府應加快完善城市公共服務保障體系，比如為大學生、農民工等進城者申請經濟適用房創造條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幫助就業。
也有觀點認為，“逆城市化”背後也透出一些積極信號，一部分人向小城鎮和鄉村擴散，有助於解決城市空間壓力等“大城市病”。
帶來的多重啟示
在中國人口流動最頻繁區域之一的東部沿海浙江省，戶籍管理部門調查發現，全省“農轉非”數量從2004年時的57.7萬人降到去年的18.9萬人，降幅高達67%。不願意進城落戶，甚至把戶口從城市中反遷回農村的“逆城市化”現象，已悄悄在中國東部一些發達地區城鄉間出現。
“逆城市化”，是美國學者在1976年提出的概念，是指由於交通擁擠、污染嚴重等城市問題的壓力日見增大，城市人口開始向郊區乃至農村流動，在那裡形成一個綠色的生態環境。可以看出，“逆城市化”，是已開發國家大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城市化水平不高的中國，這一現象的出現，對於我們有不同的啟示。
在北京上海這些城市戶口值錢的地方，人們恐怕是不屑於農村戶口的，因為城市戶口實在有太多的好處。大學畢業生拚命要考取北京上海的公務員，除了公務員自身的福利外，戶口恐怕也占了很大的成分。而在一些中小城市，現在卻有更多的人開始選擇農村戶口。當然，一些人即便有了農村戶口，其實更願意在城市生活。這表明：對公眾而言，城市戶口與否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戶口本身是否會帶來利益。
已開發國家之所以出現“逆城市化”，主要是大城市出現了交通擁擠、犯罪增長、污染嚴重等“城市病”。而我國的“逆城市化”，主要原因一是在少數地方農村戶口有巨大利益、二是在一些小城市農村戶口更有實惠、三是因為一些進城者由於沒有戶口被日益邊緣化。可以看出，中國的“逆城市化”並非人們的自由選擇，而是束縛於戶籍的非正常流動。
不久前，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建議對吸納大量流動人口的小企業、小門店實行強制退出機制，減少對低端勞動力的需求。其實，人們爭相進京，關鍵在於，擁有北京戶籍就能享受超國民待遇。譬如孩子上學，就能以較低的分數上最好的大學。另外一方面，也在於中央政府在北京投入了太多的資源。要想解決北京等大城市的人口問題，最根本的，是要降低其戶口的吸引力。
“逆城市化”現象表明，中國的戶籍改革已經迫在眉睫。戶籍改革本身其實並不複雜，真正難以觸動的是附著於戶口上的利益分配格局。誠如《中國經濟轉型30年》一書所言，城市戶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戶籍制度改革的悖論，越是在戶口中附著較多福利內容的地區，戶籍制度改革越難推進。“戶籍福利”不能剝離，人們只會湧向福利更好的地方，戶籍改革便會遭遇更大阻力。
可以說，中國的“逆城市化”是戶籍制度製造的怪胎。這種“逆城市化”，不僅導致人口的非正常流動，也可能導致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停滯。這對社會發展無疑是有害的，必須通過戶籍改革予以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