條目簡介
世紀末的反思：“晉商”批判
條目詳述
明清晉商似乎成了山西人唯一的驕傲。每當有人問及山西人在當代為什麼手中的孔方兄會越來越瘦小時，山西人總會自豪地回答，我們的祖先可是了不得喲，生意曾做遍天下，太谷還被稱為是中國的華爾街呢。在中央電視台2000年元旦播放的“回首千年”特別節目中，山西電視台選送的節目也是山西的幾位經濟學家讚美明清晉商的豐功偉業，慨嘆當代晉商的今不如昔。確實，在當今中國經濟發展大潮中落伍了的山西人，唯一可以在經濟上與人叫板的，也只有幾百年前的老祖宗了。
因此，寫下這個題目時，筆者心裡曾慌慌了一陣子，害怕山西同鄉說筆者是不肖子孫，竟然敢挑老祖宗的毛病，為當代沒有取得成功的晉商辯護。筆者以為，在對世紀開始之際，反思明清晉商成功和失敗的原因，探討當代晉商落伍於時代的緣由，對實現富民強省的目標的山西人而言，有著警示和猛醒的作用。
為什麼在明清之際，山西人會在商業上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而在當今中國的改革進程中，山西人卻會日漸落伍呢？每逢提及這個問題，山西人都會扼腕長嘆，為自己沒有能夠接續祖先的輝煌而悲嘆，也有人憤而出走他鄉，也有人怒而崛於故里。然而，悲嘆與行動都沒有能改變山西人的命運，山西還在繼續落後，山西人還是越來越窮。貧窮如同一團烏雲，壓在山西人的頭上。
其實，當代山西人既沒有必要為自己沒有能接續組先的輝煌而沮喪、懊惱；也沒有必要再盲目地為祖先取得的成就而驕傲。理由很簡單，明清晉商所以能創造出驚山震海的經濟奇蹟，是因為有明清晉商創造奇蹟的特殊條件；當代晉商所以沒有能接續祖先的輝煌，也有當代晉商不能接續祖光輝煌的特殊原因。關於明清晉商興起的原因，理論界普遍認同的是興起於明朝洪武年間的開中法。筆者對此也持贊同意見。但是，在對明清晉商為什麼會因開中法而興起，理論界卻意見不一。筆者以為，弄清楚這個問題對總體評價明清晉商興盛衰亡的緣由是有決定性意義的。
根據辯證法則，內因須通過外因而起變化，外因只有通過內因才能發揮作用。對明清晉商興起於開中法這一事件而言，開中法是外因，那么，與外因有同樣重要作用的內因是什麼呢？筆者的分析是，雖然明清晉商興起於開中法的內因要素很多，但最重要的應該是兩點，一是長期進行的對自然環境的破壞造成的地不養人的生存環境，二是長期毗鄰皇權中心造成的媚事威權的公共心態。
先來看明清晉商興起於開中法的內因中的地不養人的生存環境。古代的山西曾經是一個自然環境十分美好的地方，商周時期，仍為溫暖濕潤的亞熱帶氣候，森林密布，湖網縱橫，雨水充沛，汾河的漕運延續至隋唐。“《周禮·職方》稱并州藪，為《爾雅·釋地》的十藪之一。位於山西祁縣、介休一帶，方圓達數百里，為古代晉中盆地的最大澤藪。”（王尚義諸君《明清晉商與貨幣金融史略》一頁）然而，隨著墾湖為田、毀林為田行為的日趨嚴重，至元末明初時，山西已經成為一個自然環境十分惡劣的地區。水土流失嚴重，氣候乾燥寒冷，自然災害頻繁，百姓的生存受到了威脅。“陽邑（太谷）民多而田少，竭牛年之谷，不足供兩月。”（乾隆《太谷縣誌》卷三）“介邑土狹人滿，多挾貲走四方。”（嘉慶《介休縣誌》卷四）“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鮮少，……朱子以為唐魏勤儉，土風使然，而實地本瘠寒，以人事補其不足耳。”（《晉乘搜略》是當時山西人所處的惡劣生存環境的真實寫照。逢至“五月襄垣雨雹，大如伏牛小如拳，斃人畜甚眾”（光緒《山西通志》卷86）之類的天災，母食子、子食父的現象也屢見不鮮。有文載：崇禎七、八、九年“荒草不收，八年又遭蝗蝻，田苗盡食，但見百姓草籽食盡，榆皮食盡，游塵糟糠食盡，竟至母吃子，為子吃父，未能救命之生也。壯者走散於四方，老幼餓死於道路。田間之餓殍，演化可悲矣。人苦極矣，天否極矣。”文中所言之淒恐之狀，讀來令人心驚膽寒。
再來看明清晉商興起於開中法的內因中的媚事威權的公共心態。山西歷史發展到元末明初，已經由一個中華文明的發祥地演變成一個政治上懦弱戰兢的地區。其主要原因是長時期與皇權中心毗鄰，經常遭受威權壓榨所致。雖然山西在華夏文明早期產生過炎帝在長治巡遊、於臨汾教人耕織、女媧在陽泉鍊石補天，大禹於靈石決口引水。但是，隨著華夏民族由方圓走向統一，皇權中心不斷轉移，山西長期處於皇權中心身邊之地的位置，特別是唐宋元三朝的建立，立都之地都緊鄰山西，使山西人不得不時時感受皇權的威嚴呼吸，不得不時時提防著皇家軍隊的馬蹄。由此帶來的後果是經濟上山西受到遠甚於其他地區的壓榨，政治上在皇權的高壓政策下形成山西人特有的對威權的懦弱與媚事。唐建都西安後，李家王朝由於自己是興起於晉陽，因此認為晉陽是“龍城”，在加大對晉陽開發建設的同時，為了防止晉陽再生異龍，採取了明揚暗抑的政策。宋朝太平興國四年（公元 979年），宋太宗趙光義伐漢攻占晉陽後，為絕異龍之患，火燒水灌了晉陽城，使千年古城變成廢墟。五年後，宋朝大臣潘美依託唐明鎮重建晉陽城時，將城建成了丁字型，意為斬斷龍首。此兩朝的威嚴統治使山西人的心態發生了重大變化，除了留下固執之外，豪勇與強悍漸漸轉換成媚事和懦弱。以至到了元朝，面對元朝統治者實行的貴族享有“初夜權”的特權，百姓則受“十戶連坐”管制的暴政統治，山西成為絕少出現反抗的地區之一。
一方面由於生存環境的壓力，山西人渴望去貧致富；一方面因為公共心態的壓力，山西人不敢擅自行事。這就是明清晉商所以能興起於開中法的內因。說明在元末明初的山西人腦海中，此一種思維定勢已經形成。也正是在此一種思維定勢的作用下，才使元末明初的山西，在中原諸州“兵革連年，道路皆榛塞，人煙斷絕”（《明太祖實錄》卷29）的情況下，依然保持了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為明清晉商的興起奠定了政治基礎。還正是在此一種思維定勢的作用下，才使元末明初前的山西人因“晉俗以商賈為重，非棄本而逐末，土狹人滿，因不足耕也”（《五台新志》卷二，生計）的原因，廣泛從事乾販運業、工商業，為明清晉商的興起奠定了經濟基礎。更是因為在此一種思維定勢的作用下，已經從商有“兩千多年的歷史”（陳其田《山西票號考略》五頁）的山西人，才能敏捷地、義無反顧地抓住明政府實施開中法的機會，利用山西北部為明北方重鎮的有利地理位置漸趨發展起來，竟至創造出明清晉商雄峙天下的輝煌局面。
所謂開中法，是明政府仿效宋朝的折中法，於洪武年間制定的“召商輸糧而與之鹽”的解決北邊駐軍軍餉的政策。其具體方法是商人把糧食運到邊境糧倉，政府在收到糧食後，向商人發放販運食鹽的鹽引，商人可憑鹽引到指定的鹽場去支取食鹽，再到政府規定的銷鹽區去銷售食鹽，獲取利潤。
明王朝之所以要實行開中法，主要是為了解決邊軍糧響，而當時邊軍駐紮的重鎮均在山西以北，其緣由是退居漠北的蒙古殘餘勢力不斷騷擾邊境，明王朝不得不在大同一帶設定重兵防禦。為了解決數萬大軍的糧響，明太祖在北部地區實行屯田墾殖制度，藉此減輕國家財政壓力。當時採用的屯田方式有三種，一種是軍屯，一種是民屯，再就是商屯。所謂商屯就是招募商人到邊境地區從事屯墾，將收穫的糧食賣給軍隊。因此，有地利之便的山西商人就蜂擁而至，從而奏響了明清晉商興起的序曲。由此也可以說明，明清晉商的興起是由於山西人特有的思維定勢，與當時明政府的政策和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相結合的產物，而非是山西人有多么特殊的勇氣和才能。如果用等式來表示，明清晉商的興起可以用如下等式來表示：
地理位置＋思維定勢＋開中法＝明清晉商的興起
明清晉商興起於明初，迅速發展於明中葉時，直至清中葉才達到鼎盛時期，其緣由同樣與山西人特有的思維定勢和當時特有的外部環境有關。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麼明清晉商不在明中葉就發展到鼎盛時期，而要拖延至 200年後另一朝代的中葉了。因為渴求獲取最大化利潤是所有商人的同一目標，是經濟學中的一個常識。其實又何止是商人，根據泊普金的觀點，所有的人都會以追求最大利益為目標來做理性的決策。在這個基本問題上，農民與商人也沒有不同。
明清晉商所以會在明中葉時才得到迅速發展，理論界的看法是明中葉時，鑒於開中法已無法維持，明弘治五年實行了葉洪變法，把開中法改成了折色法（即把官府付給商人的鹽引改為直接付銀子），明清晉商得此條件後，開始由屯邊向內地轉移，得以迅速發展。筆者對此也是贊同的。不過，筆者要指出的是，明清晉商之所以能因折色法而得到迅速發展，除了山西人特有的思維定勢與折色法的結合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明清晉商在山西北部從事的屯田販糧、換取鹽引、售鹽獲利活動，為其在明中葉時的迅速發展積蓄了必要的資本。這一點，非常重要。資本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基礎，沒有資本，明清晉商就不可能抓住明政府改開中法為折色法的機會，迅速發展於內地、境外。遺憾的是，迄今仍很少有人對這一點給予應有的重視。就是明清晉商自己，在當時也沒有過分重視這個問題，使其成為明清晉商的致命弱點之一，為明清晉商日後的衰亡埋下了伏筆。至於明清晉商迅速發展於明中葉時的具體原因，如果也用等式來表示，可以得到如下等式：
必要的資本＋思維定勢＋折色法＝明清晉商的迅速發展
與上一個等式相比，必要的資本取代了地理位置，由此可見資本在明清晉商的迅速發展中所起到的不可缺少的作用。
關於明清晉商為什麼會在清中葉後才發展到鼎盛時期，是個令人困惑的問題。按照常理分析，與威權有著密切關係的明清晉商，在明王朝垮台之後，也應該隨著垮台才對，但為什麼反而會在清中葉又發展到鼎盛時期呢？筆者以為，此種現象的出現仍然與山西人特有的思維定勢有著密切關係。山西人特有的思維定勢派伸至明清晉商行為中的特定行為是：媚事威權，注重人事，輕視資本。正是這種注重人事的特定行為，使明清晉商能順利跨過朝代更迭的大門坎。早在清兵入關之前，明清晉商便以包頭、張家口金為基地，穿行於關內外，與滿人建立了經濟上與人事上的關係。“時有山東、山西、河東、河西、蘇、杭等處在撫順貿易者十六人，皆厚給資費，書七大恨之言，付之遣還。”（《清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五，天命三年四月）“漢民至（黑龍）江省貿易，以山西為最早。”（徐宏亮《龍江過略》）當時的明清晉商在與滿人的交往中，其實是充當著滿人的物資供應商和事實上的情報提供者，從物資供應的角度看，明清晉商在清兵入關的行動中所起的作用，是吳三桂也不能起到的。可能就是因為這樣，才會有清政府人關後，蒙召邊境明清晉商入京，設宴招待並賜上方服撰的事情。據方誌載，“明末在張家口貿易的八家商人均為晉商，他們是王登庫、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賓、田生蘭、翟堂、黃雲發。他們一直與滿人頻繁貿易往來，清政府進關後，八家商人均蒙召入都。”明清晉商與滿人的這種特殊關係，還使得明清晉商能夠由明朝的商幫搖身一變成為清朝鞏固政權、增加財政收入的工具。不僅元氣沒有受到大的傷害，反而得以倚仗清廷，蓬蓬勃勃發展起來。
明清晉商發展到鼎盛時期，其資本實力已遠非明朝時期所能比擬。嘉靖年間，嚴嵩之子嚴世蕃在談論天下富豪時，將資產達百萬以上者列為第一等，全國凡17家，山西有三家。然而到了清中葉，山西資產逾百萬、千萬銀兩的豪商大賈已比比皆是，僅據《清裨類鈔》中的統計就有數十家。另有史料載，“山西太谷縣之孫姓，富約二十萬。曹姓、賈姓富各四五百萬。平遙縣之侯姓、介休縣之張姓富各三四百萬。榆次縣之許姓、王姓聚族而居，計合族家資約各千萬。介休縣百萬之家以十計，祁縣百萬之家以數十計。”（《軍機處錄副》、《廣西道監察御史章嗣衡奏摺》，鹹豐三年十月十三日）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明清晉商中的富商聚集地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即由山西南部轉移到了位於山西中部的汾州、太原兩府。有學者認為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由於“由明至清，由於南部地區災荒不斷和明朝對工商業的苛政、清初的戰爭等因素，農工業生產遭到破壞，富商受挫，致南部客商日益衰敗，中部商人逐漸興起。清康熙時期，富商集中在平陽府和汾州府，至嘉慶道光時期及其以後，富商幾乎完全集中在汾州和太原兩府。”（黃鑒暉《山西票號史》88頁）筆者則想補充一點，清時山西富商會由山西南部轉移至中部，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山西中部商人與滿人有更多更密切的關係。明時，由於山西中部貧瘠甚於南部，促使中部商人有更大的冒險和吃苦精神，在屯邊的地域選擇上去的更遠，以在塞外經商者居多，他們其中有不少是隨軍貿易之人，“其築城駐兵處，則建塞集貨，行營進剿，時亦尾隨前進，雖鋒刃旁舞，人馬沸騰之際，末肯裹足，輕生重利其情乎。”（《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中冊，五章，納蘭常安：《行國風土記》）清政府建立後，他們其中的一些人仍然與滿人保持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成為擁有一定特權的商人，倚仗威權致富。如介休縣的范永斗一族，其後代不僅買斷過清廷的辦銅業務，祖輩還被追贈為驃騎將軍、資政大夫，至毓字輩與清字輩任現職的達數十人，是當時灸手可熱的一門豪貴。
關於明清晉商的衰亡，理論界將主要原因歸於清政府的腐敗，對明清晉商自身的責任則輕描淡寫。筆者則以為，明清晉商所以會隨著封建王朝的終結而衰亡，明清晉商自身的弱質也是一個主要原因。首先，明清晉商媚事威權的行為特質，使明清晉商成為不敢與威權說不、又與威權勾結、再受威權敲詐的特殊集團。與威權勾結是明清晉商的一個基本特徵，在明朝，明清晉商賺的利潤的一個主要手段就是賄賂邊將，虛出實收；買通主管官吏，在糧價便宜時上交糧食，到糧價漲價時，再向政府領取糧款，不僅可以獲得可觀利潤，連貯藏的費用也不必支付；另外還有先領糧款後買糧、淨賺差價等手段。至清時，明清晉商則憑藉與清廷的特殊關係，享受到一定的經濟特權，如獨專銅業採購等。不過，明清晉商在與威權勾結獲取巨大利潤的同時，也承受著威權對自己的殘酷壓榨。在明朝，由於從朱元璋開始，一直提倡節約資財，要百官生活務儉。制定的文武官員的俸祿數額極低，根本不夠各官的生活用度。明代一石米為 120斤，人均基本口糧就需要三四石，而一般的縣官每家連僕人在內均有一二十口人以上，而一年的俸祿卻僅有90石，僅靠俸米，連餬口也不容易，更不要說支付其他生活費用開支了。這就造成“官俸不足於養廉”的局面出現。“明朝廷制定這種俸祿制度是為了縱容百官向民間自由攝取財務，使百官與百姓處於嚴重對立的位置，朝廷超然在上，相機揉和，既節省了政府開支，又可將朝廷與人民的矛盾簡化為黎民與官吏的矛盾，害了人民，便利了朝廷。”（李三謀《明清財經史新探》 249頁）清朝廷在制定官俸時因襲明朝，並更甚於明朝，以至造成京官坐不起轎，只好徒步上朝的現象出現。“前清官俸之薄，亘古未有。”（何剛德《客商謁談》）“康熙帝鎮壓三藩時，國家財政困難，數年不給官吏發俸薪。”（陳三謀《明清財經史新探》 265頁）另外，清廷還公開允許地方官收取火耗。在這種情況下，明清晉商自然就成為官吏敲詐的主要目標，認捐、勸捐、派捐活動不斷。“山西鹽商經營河東鹽池及其它鹽的運銷業務，按理說是有利可圖的，但事實上卻連年虧損，而不得不設法擺脫運商。這與清政府苛捐雜攤。地方官府的敲詐勒索有直接關係。據記載：潞鹽行銷三省的正課銀每年僅為139421兩，而附加科目竟達31項，實征課銀達655794兩，超過正課銀數倍。”（王尚義諸君《明清晉商與貨幣金融史略》90頁）“晉商疲累，一在鹽本之鉅，一在浮費之多，一在運腳之重……更有商廳每年攤派五六萬至十萬餘兩之多。”（《續增河東鹽法備覽》卷上）可見明清晉商當時承擔的捐攤有多么嚴重。此種狀況的長期存在，對明清晉商的商業資本繁榮有了巨大的負面影響。一旦出現被威權拋棄的情況後，明清晉商目是難以應對。其次，明清晉商注重人事、輕視資本的封建商業觀念，使明清晉商的經營方法不能適應在清末明初已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的一個組成部分”（黃鑒暉《山西票號史》 486頁）的中國市場，無法應對當時出現的經濟投機和經濟危機的衝擊。諸如明清晉商發展到清末，凡大商家均有票號，而這些票號大都是無限責任制的，信貸方法也是信用擔保祛。面對國內外新興起的有限責任銀行的競爭、抵押發款的衝擊，明清晉商沒有順應時勢，改變自身，而是拚命死對，頑固抗爭，其結果是一敗而永敗，再難談振興之事。
從理論界到各界人士，到幾乎所有的山西人，在評論明清晉商的成就時，普遍對明清晉商以“信”求財的行商方式大加讚賞，也不乏此一類典故問世。據截：“崔崇（山千），汾陽人，以賣絲為業。往來於上谷、雲中有年矣。一歲，折閱十餘金，其曹偶有怨言。崇（山千）恚憤，以刃自剖其腹，腸出數寸，氣垂絕。主人及其未死，急呼里前與其妻至，問：‘有冤耶？’曰：‘吾拙於貿易，致虧主人資。我實自愧，故不欲生，與人無預也。其速移我返，毋以命案為人累。’”（紀昀《閱微草堂筆記》 29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9月2日版）文中的這個山西人為了證明自己是個有信有義的人；為數拾金就剖腹，其行為未免有些太率真了吧。如此的思維方式，怎么可能在市場經濟的殘酷競爭中屢踣屢起呢。明清晉商愚呆之態由此可見一斑。至於明清晉商輕視資本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有一家商號欠了另一家商號白銀六萬兩，到後來實在還不出了，供入方的老闆就到借出方的老闆那裡磕了個頭，說明困境，借出方的老闆就揮一揮手，算了事了。”（余秋雨《文明的碎片》“抱槐山西”）對商家如同命根子一般的資本竟採用如此輕鬆的處理方法，如果說在沒有扯下“溫情脈脈的面紗”的封建時代還不失是一種經營手段的話，那么在由封建信用制向資本信用制過渡的時期，此一種經營方法是絕對行不通的。
至於現代、當代晉商之所以表現平庸的緣由，同樣是個受到所有山西人關注的問題。一位研究閻錫山的美國人唐納德·Ｇ季林在其寫的《山西軍閥閻錫山》一書中，對30年代的山西人有過一段入骨三分的描述：“人們經常描述山西人有做買賣的本領，但山西部分商人的那種愚昧無知、效率低微、保守懶散及眼光短淺的毛病，使山西也吃了不少苦頭。1930年世界經濟危機的衝擊，使得大量洋貨源源不斷流入市場，極大地壓抑和減少了山西自己製造的商品在市場上的銷售。這一打擊使得許多私營企業包括省里最大的麵粉廠及一個主要的棉織廠破產關門。地方商人毫不顧及人們的需求，為了賺錢，熱衷於不擇手段地胡作非為，不顧失去人們對他們產品的信賴，還利用國際市場的價格、外幣比值的跌落等行情，在市場上隨意拋售他們的商品。他們常常受到非常了解經濟形勢的那些投機商的欺騙而照常大量生產社會不需要的商品。”（《文史研究》1990年 2期70頁）讀了以上文字，筆者由不得想到當代晉商在煤炭、焦炭、鋼鐵等山西的主導產品的生產和銷售上採取的諸種自殘自戮的手法，簡直與季林筆下的30年代晉商的行為一摸一樣。既然如此，當代晉商的結局是什麼就是有目共睹的，也是理所當然的了。
縱觀當代晉商的行為軌跡，其中充斥著濃郁的明清晉商氣息，然而，當代晉商所面對的環境已經不是明清晉商所面對的環境，因此，當代晉商在當代經濟活動的種種行為，就如同用大刀砍坦克，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不幸的是這種事情卻實實在在發生在山西，發生在當代晉商身上。特別是明清晉商那種媚事威權、注重人事、輕視資本的封建商業觀念仍殘存在當代晉商的觀念之中，就不難理解當代晉商為什麼在經濟活動中，不找市場找市長，為什麼會熱衷於包政府工程，做國家的生意。再看由此帶來的“錦繡太原城”中歌廳林立、澡池縱橫的奇景，大酒店門前車水馬龍的怪象，就會知道此一種商業運行規則帶來的必然是拉美式的畸形繁榮，一種比剝奪貧困人口利益、漠視貧困人口利益為代價的畸形繁榮。
由此可以說，當代晉商之所以會表現平庸，山西經濟之所以沒有得到迅速發展，其主要原因是因為當代晉商的觀念還沒有轉移到與當代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軌道上來。在對明清晉商的發展歷程的研究中，理論界也過多地強調了明清晉商勤勞樸實、管理嚴格等等優點，並使其成為一個壓在當代晉商心頭的一座大山，使當代晉商望高山而仰止，油然生出一種自卑感，直接影響了當代晉商創造力的發揮。同時，對明清晉商興起、鼎盛。衰亡的深層次原因，不僅沒有進行認真的研究，更談不上把其挖掘出來，取其精華擲其糟粕，而是在自覺不自覺中又將其糟粕發展到了極致。如果說明清晉商當時將媚事威權、注重人事、輕視資本做為自己從事經濟活動的行為準則，是因為習慣的作用和現實環境的壓力。那么，在市場決定國之貧富、省之貧富、人之貧富的今天，當代晉商根本沒有必要，也不應該再走明清晉商的老路，當代晉商為什麼還會把這種已經成為死胡同的舊方法當成康莊大道呢。這其中既有文化積習的作用，更有理論界的誤導作用。清末明初，山西票號的革新派人物渠本翹，在發現辦銀行之利和辦票號之弊後，曾力勸同仁順應潮流，改票號為銀行，挽頹局於復興。然而，由於“山西人辦事平穩，而性情拘執，且不能和衷共濟，力顧大局。”“晉商各號，情勢渙散，向來各做各生意，斷不能聯為一氣。”（黃鑒暉《山西票號史》 429頁）的原因，渠本翹的泣血之呼換來的是同行們的笑罵。等到同行們認識到渠本翹的話是正確的時候，明清晉商已無力回天，終於有了山西票號的大潰退，明清晉商最後一道防線的大崩潰。當代晉商中很少有人能知道這位本應該讓山西人牢記住的革新人物，當代晉商中也很少有人潛心研究過明清晉商興起、鼎盛、衰亡的深層次原因，很少有人認真思考過當代晉商表現平庸的深層次原因。這其中有當代晉商們的責任，更有山西理論界的責任。山西理論界自身同樣存在的嚴重的媚事威權的思維定勢，再加之因時勢變化帶來的心躁情急、急功近利的公共心態對山西理論界的影響，山西理論界沒有挑起引導當代晉商正確認識自己，認知祖先，了解經濟發展趨勢的重任。當代晉商沒有取得應有的業績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了。
明清晉商所以能創造出輝煌，源於明清時特有的經濟政治環境及特有的地理位置；當代晉商所以會表現平庸，則是因為繼承了明清山西人的思維定勢的當代晉商，面對的已經不是明清時特有的經濟政治環境及特有的地理位置，而不是因為當代晉商的素質低於老祖宗。明白了這個道理，解決問題的辦法自然也就有了。就當代晉商而言，要想接續祖先的輝煌，唯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走出媚事威權的怪圈，走出注重人事的死胡同，走出輕視資本的沼澤，把眼光伸向深邃奇妙、緊張激烈的山西市場、全國市場、國際市場，把精力集中到研究產品的市場需求量上去。當代晉商如此做了，再現先祖輝煌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1822年，清末的文化思想家寫過“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著名詩句的龔自珍，在其構意冽辣的《西域置行省議》一文中，曾經建議將城市中的無業人員西遷，使之成為有屋有業的人。在這篇文章中，龔自珍提出，有兩個地方的人不用考慮西遷問題，一是江浙一帶的人，理由是江浙人筋骨柔軟，耐不住長途跋涉之苦；再就是山西人，理由是“山西號稱海內最富，土著者不願涉，毋庸議。”現在，這位偉大的文化思想家所言及的“山西海內最富”，已經不復存在近百年，重現之日也不知何時才能出現。不過，筆者仍然滿懷信心期望著，也相信這一天終會到來。目前，山西省委。省政府實施的以潛力產品帶動經濟結構調整、促進山西經濟發展的戰略決策已經啟動，給筆者和所有的山西人帶來了一線希望。這一戰略決策如果實施成功，山西省力將會大大增強，距山西重歸“海內最富”的距離自然會縮短很多。當然，不管是什麼樣的決策，山西要想再成為“海內最富”，仍然要靠當代晉商的奮力拚爭。在此文末，筆者要向當代晉商大聲疾呼：
站起來，向市場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