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早在第一次南巡的前兩年即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就下了一道宣布將要南巡的諭旨。這道作輿論準備的諭旨，引發出清朝歷史上一起特大“偽傳邸鈔”的政治案件。
詳情
“邸鈔”即邸報，是我國古代原始形態的官方報紙。有人說它起源於漢朝也有說起源於宋代。清朝時，主持邸鈔的是軍機處。軍機處把應發、抄的諭旨、奏章交給內閣。在內閣，一方面傳知各衙門抄錄以便執行，或交六科傳抄；另方面，由各省在京的有關人員把允許向下傳閱的內容傳報四方。所以，這邸報，就具備了政府公報的性質。當然，傳抄的範圍，僅限各級官吏，平頭百姓是無緣的。
乾隆關於要南巡的聖諭經邸鈔傳開後，江西撫州衛千總(正六品武官)盧魯生從國計民生考慮，擔心乾隆的南巡會騷擾老百姓，內心持反對態度。乾隆十五年(1750)七月，他與有同感的南昌衛守備(正五品武官)劉時達一起寫了一道奏章，列舉乾隆南巡有“五不解”、“十大過”，屬不該之舉。盧魯生和劉時達二人深知這道奏章呈上去，必然是“龍顏大怒”，自己性命不保。他們繼而想到，當時的兵部右侍郎孫嘉淦有敢於直諫的名聲，於是就借用孫的名義，充作他的奏疏，不僅如此，盧、劉二人還偽造了乾隆的“朱批”，冒充為內閣發抄的邸鈔。他倆做完這一切後，在一年多的時間內，這份“邸鈔”流傳到直隸、河南、山東、山西、湖北、湖南、貴州等十八省。這期間，不少官員閱讀、傳抄，有的絲毫未懷疑，有的雖有懷疑而不敢言，怕多事招禍。
直至乾隆十六年六月，才有一個官員向上奏報。貴州的一名提塘(提塘是清代各省設在京的官員，專司邸鈔之上傳下達)吳士周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從一個到雲南去的人那兒讀到這份“邸鈔”。由於乾隆已有第一次南巡，所以“邸鈔”上的“朱批”為作偽就比較明顯。吳士周大駭之下，六月二十二日稟告古州鎮總兵宋愛密，宋愛密不敢稍怠，核實之後即在七月一日稟告雲貴總督碩色。碩色於八月上奏朝廷。乾隆見了，果然大怒，竟然有人敢偽造邸鈔!竟然有人敢偽造朱批!竟然有人敢反對他南巡，當即下了聖旨：“……閱密稟(即宋愛密稟告)所鈔傳播之詞，竟系假託廷臣名目，瞻肆訕謗，甚至捏造朱批，種種妄誕，不一而足，顯系大惡逆徒，逞其狂悖，不法已極。著傳諭步軍統領舒赫德、直隸總督方觀承、河南巡撫鄂容安、山東巡撫準泰、山西巡撫阿思哈、湖北巡撫恆文、湖南巡撫楊錫紱、貴州巡撫開泰，令其選派賢員，密加緝訪，一有蹤跡，即行嚴拿，奏聞請旨，勿令黨羽得有漏網。務須密之又密，不可稍有張揚泄漏。”這道聖旨，拉開了追查“偽傳邸鈔案”的序幕。為了使各地官吏全力投入，不敢懈怠，乾隆又在當月(八月)下達第二道諭旨，將辦案不力的山東巡撫準泰革職送京問罪：“……此案四月間在山東發覺，即應根究，且無論廢員，即見任之員，苟犯不道誹謗之罪，亦惟應嚴拿治罪而已。準泰身任巡撫，平日一味取巧因循，已不能稱職，及見此誣謗悖逆之詞競至忍心隱匿，實出朕意料之外，及至蔓延滇省，奉旨查拿逆犯，尚諭該按察使不必牽涉前案……封疆大吏，居心若此，國法實不可容，已著侍郎兆惠馳驛前往，將準泰革職拿問，所有折內情節，逐一徹底確查。山東巡撫員缺著鄂容安調補，速行赴任。鄂容安未到之前，著兆惠暫行署理。鄂容安接印後，兆惠即將準泰押解來京。”殺雞嚇猴，效果立見。得知準泰的下場，哪一級官員還敢掉以輕心?於是，追查“偽傳邸鈔”在十八省內表面不動聲色，實則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從乾隆十六年八月至十八年正月，乾隆為此案共下聖旨十八道，口氣一次比一次嚴厲，網子越撒越大。這一大案中閱讀、傳抄涉及者人數之多，為歷朝所僅見，僅四川一地，即有傳抄者280餘人，其中不少顯宦。最後，終於查出“首惡”盧魯生和劉時達：“經軍機大臣等從解京之書辦段樹武、彭楚白等供詞互異之處，細加窮詰，始將千總盧魯生、守備劉時達傳稿情節，逐層究出。”
查出“罪犯”之後，乾隆又連下七道聖諭，對有關人員進行懲處。歷時三個月，案件始辦訖。至此乾隆十八年三月，從偽造奏疏到辦案完畢，共歷時兩年又九個月!
乾隆對這件企圖阻止他南巡的偽傳邸鈔案的處理，毫不寬貸。盧魯生凌遲處死，劉時達及盧魯生之子盧錫齡、盧錫榮斬決。有關官吏受處理的也不少。事情出在江西，解任巡撫鄂昌、按察使丁廷讓、知府戚振鷺，革職交刑部治罪。兩江總督尹繼善及派往江西審案的周承勛、高麟勛，交部嚴處。等等。
這次偽傳邸鈔案；對乾隆的觸動很大，導致他下決心在思想領域內進行強化控制，因而乾隆一朝，文字獄迭起。乾隆朝的文字獄共約130起，其間有兩次高峰，第一次高峰即始於這件偽傳邸鈔大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