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小說
正文
承襲清代小說，伴隨近代社會的巨變和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歷程，逐漸發生變化。其進步的主流突出地反映了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狀況，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的風貌，以及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和民主革命運動，在中國小說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從鴉片戰爭到中日甲午戰爭(1840～1894)這一歷史時期，中國社會逐步半殖民地化，封建制度進入崩潰的階段。但是這一時期的小說作者基本還在舊思想的牢籠之下，他們的創作，或回憶、留戀舊時生活，反映他們對功名利祿的追求；或粉飾、美化現實，妄想挽救封建末世的覆滅。小說領域很少反映出新的思想風貌來，而以“狹邪小說”、“俠義公案小說”占主導地位。“狹邪小說”即寫“伎家故事”。陳森《品花寶鑑》（1849，一作1835），以記敘清朝乾隆、嘉慶年間達官名士、王孫公子狎妓生活為題材，表達作者對士大夫自命風雅實為庸俗淫逸生活的艷羨。魏子安《花月痕》(1858)寫兩對士子與妓女的故事，設為窮、達二途，反映作者幻想能夠飛黃騰達，寄託宦途失意的感慨。俞達《青樓夢》寫懷才不遇的士子將青樓妓女引為知己，把她們理想化，以表現作者從冶遊功名到報親慕道的理想。《海上花列傳》(1894),以妓院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半殖民地化的上海罪惡淵藪的畸形社會面貌，表現了這類小說逐漸向寫實轉化的傾向。這個時期的“俠義公案小說”，有很大的發展。一部分小說的作者，出於對清王朝統治前途的擔憂，自覺地用小說為鞏固封建統治服務。俞萬春的《蕩寇志》(1851),將起義的英雄剿盡殺絕,以求瓦解人民的反抗精神；文康的《兒女英雄傳》，則全面宣揚忠孝倫理,希望八旗子弟讀書仕進,後繼有人，作品的針對性和目的性都極其明確。《施公案》(1798)、《三俠五義》(1879)、《彭公案》(1892)等，將官吏審案斷獄的公案小說,與俠客除暴安良的俠義小說結合起來,每以“名公大臣總領一切”，以達到“不負朝廷”或“致君澤民”的目的。這類小說中，除《三俠五義》在民間長期流傳過程中，豐富了包公的形象，增添了大量俠客、義士內容，對豪強、權貴的邪惡有所暴露，體現了市民的愛憎之外，其他作品的主要傾向，都是美化封建官僚，鼓吹奴隸哲學，為維護封建皇權和專制制度效勞。
近代小說這時期的小說創作，盛行改良派的譴責小說，突出地暴露了封建官場的黑暗腐朽，廣泛地宣傳了各種社會改良，並出現了資產階級革命派反帝反清的小說。《官場現形記》、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孽海花》、《老殘遊記》被稱為清末四大譴責小說。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是清末黑暗政治的真實寫照。它批判和譴責了整個封建官僚階層，從官場的角度真實地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現實。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暴露的對象從官場擴及到商場、洋場。商場中寫了官商勾結，洋場中寫了才子的沽名釣譽。劉鶚的《老殘遊記》暴露清末官場的黑暗，由贓官及於清官。曾樸的《孽海花》則大體反映了從同治年間起約30年的社會政治文化風貌，及活動於其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這些小說表明，改良派作家對現實的態度已經改變，轉而對社會進行揭露和抨擊，但目的卻是為了改良。《官場現形記》暴露官場黑暗,是為了叫官吏“讀了知過必改”;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寫了官場、洋場、商場中種種卑污苟賤的怪現狀，目的是為了“恢復我固有之道德”。《孽海花》則表現了一定的革命傾向。除四大譴責小說外，本時期眾多的小說涉及的題材異常廣泛，是晚清社會的一面鏡子。寫晚清社會概貌的，有《文明小史》、《負曝閒談》、《冷眼觀》等；寫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有《罌粟花》、《中東大戰演義》、《中法戰紀》等;寫官場的,有《活地獄》、《官場維新記》等;寫商人和商業活動的,有《市聲》、《胡雪岩外傳》等;寫華工和留學生生活的,有《劫餘灰》、《苦社會》、《苦學生》、《黃金世界》等；寫反對迷信的，有《瞎騙奇聞》、《掃迷帚》、《玉佛緣》等；寫婦女解放的，有《黃繡球》、《女子權》、《中國女豪傑》等。同時，資產階級革命派作家也進行小說創作，鼓吹反帝反清的種族革命。著名作品有《洪秀全演義》、《獅子吼》、《洗恥記》、《自由結婚》、《盧梭魂》等。
近代小說近代小說在思想內容和題材上，有明顯的開拓，具有自己的鮮明特色。但一般說來，藝術成就不高，影響較大的“譴責小說”大都是綴短篇成長篇的性質，藝術結構不夠嚴整，且辭氣浮露，缺乏含蓄，描寫又往往誇大失實,遂成“話柄”,影響了作品的藝術效果和感人力量。革命小說往往借人物之口直露地宣說政治主張，或借人物搬演理想社會圖景，一般都缺少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但也有一些作品在藝術上具有自己的特色和一定的成就。如《兒女英雄傳》、《三俠五義》的評話特點，《老殘遊記》的善於描寫，四大譴責小說中以及革命派某些小說如《洪秀全演義》等，都有個別生動的形象，曾樸及蘇曼殊的小說吸收一些西方技法，表現了向“五四”以後新文學的過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