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煒[中國作協副主席、山東省作協主席]

張煒，1956年生於山東龍口市，原籍山東棲霞。當代著名作家，現為中國作協副主席 、山東省作家協會主席，萬松浦書院院長。 張煒是一位充滿理想主義和浪漫情懷的作家。他的文字深沉、細膩，立足於理想中的鄉土與傳統的道德立場，充滿著人文關懷與哲思。其80年代前期所創作的長篇鄉土小說《古船》是一部具有史詩品格的長篇力作，一經發表便轟動文壇，成為20世紀80年代文學創作潮流里長篇小說中的佼佼者之一。 2011年，張煒憑藉耗時20餘年所創作的七百萬餘字大河小說《你在高原》榮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2016年12月2日晚，在中國作協第九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投票選舉中，作家張煒當選中國作協副主席。

人物經歷

張煒[中國作協副主席、山東省作協主席]

1975年發表詩，1980年發表小說。中國作協副主席、山東省作家協會主席、專業作家。發表作品一千三百餘萬字，被譯成英、日、法、韓、德、瑞典等多種文字。在國內及海外出版單行本四百餘部。

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古船》《九月寓言》《外省書》《遠河遠山》《柏慧》《能不憶蜀葵》《醜行或浪漫》《刺蝟歌》《半島哈里哈氣》及《你在高原》（十部）；散文《融入野地》《夜思》《芳心似火》；文論《精神的背景》《當代文學的精神走向》《午夜來獾》等。

1999年《古船》入選“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和“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九月寓言》與作者分別被評為“九十年代最具影響力十作家十作品”。《聲音》《一潭清水》《九月寓言》《外省書》《能不憶蜀葵》《魚的故事》《醜行或浪漫》等作品分別在海內外獲得七十多種獎項。

2008年，新作《你在高原》獲“鄂爾多斯文學大獎”、香港《亞洲周刊》全球華文十大小說之首、華語傳媒大獎傑出作家獎、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特別獎、出版人年度作家獎、茅盾文學獎等十餘項。

2017年2月10日，政協第十一屆山東省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任命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一屆山東省委員會常務委員。

個人作品

著作名	發表信息
古船	《當代》1986年第5期
我的田園	上卷於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年初版，《峨眉》1993年1,2期刊出全文，2010年收錄於長篇《你在高原》
九月寓言	《收穫》1992年第3期
柏慧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4年初版
家族	《當代》1995年第5期，2010年收錄於長篇《你在高原》
懷念與追記	作家出版社1996年初版
遠河遠山	《花城》1997年第4期，1999年香港明報出版社初版
外省書	《收穫》2000年第5期
能不憶蜀葵	《當代》2001年第6期
西郊	《芙蓉》2003年第1期，2010年收錄於長篇小說《你在高原》
醜行或浪漫	《大家》2003年第2期
刺蝟歌	《當代》2007年第1期
你在高原	作家出版社2010年初版，包括十部可銜接也可獨立的長篇小說《家族》《橡樹路》《海客談瀛洲》《鹿眼》《憶阿雅》《我的田園》《人的雜誌》《曙光與暮色》《荒原紀事》《無邊的遊蕩》
半島哈里哈氣	河北少年兒童出版社2012年初版
參考文獻 截止時間2014年11月

個人榮譽

當代著名作家張煒

短篇小說《聲音》、《一潭清水》分別獲1982年全國短篇小說獎、1984年全國短篇小說獎；

長篇小說《古船》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1986年長篇小說獎，入選“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亞洲周刊）和“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圖書大廈），入選北京大學的《百年中國文學經典》（建國後長篇小說入選總數為五部），並被法國科學中心確定為法國高等考試教材；

長篇小說《九月寓言》獲上海第二屆中長篇小說大獎一等獎、全國優秀長篇小說獎，入選北京大學的《百年中國文學經典》（建國後長篇小說入選總數為五部），並被評為“九十年代最具影響力十作家十作品”（位列五）；

《九月寓言》修訂版“八五期間全國優秀長篇小說獎”；

2000年被評為“中國十大最受歡迎作家”；

長篇小說《外省書》獲得第一屆齊魯文學獎首獎；

短篇小說《東萊五記》獲第七屆人民文學獎；

《醜行或浪漫》獲“中國暢銷書獎”、“中國最美的書獎”。

《能不憶蜀葵》、《魚的故事》等作品分別獲“當代獎”、“中國環境文學獎”、台灣“好書獎” 、“金石堂選票最受讀者歡迎圖書獎”。

《你在高原》獲《亞洲周刊》評選的“2010年全球華文十大小說”榜首。

2010年憑藉《你在高原》獲第九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2010年年度作家”。

2011年8月，長篇小說《你在高原》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社會兼職

2016年12月2日晚，在中國作協第九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投票選舉中，作家張煒當選中國作協副主席。

人物評價

總體評價

張煒[中國作協副主席、山東省作協主席]

早期的創作描寫兩性之間淡淡的朦朧的柔情，顯得纖巧柔美。後轉入對農村現實的揭示，表達對人性的深入思考。自“秋天三部曲”直至《古船》，他徹底從原來的纖細敏感走向深厚沉鬱，這或許就是他從土地中所得。

從《九月寓言》開始的三部長篇，顯示了他對知識分子精神理想和民間立場的堅持。他更多地在思考中國文化的命運和出路的問題，包括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改造問題和知識分子的精神自救問題，“融入野地”是他設計的一條理想之路。

數十年來，張煒的作品始終是文學評論界關注點。《古船》、《外省書》、《醜行或浪漫》、《家族》、《我的田園》、《西郊》、《懷念與追記》等，就像一個個長短高低的樂音，考驗著人們品讀的智慧。每一聲都是山崩水響，卻又莫衷一是。言及文學創作，張煒說它“像是在寫一封長信，它沒有地址，沒有規定的里程，只有遙遠的投遞、叩問和尋找。”引　在他的史詩般的作品中，感情的勃發，詩性的潺潺流動，展現了他的作品與其他寫“史”的小說的不同之處，顯示著他對純文學的執著追求。

張煒的文章被一些省份用作聯考題，如2008年《歌德之勺》（山東卷等）。2009年《耕作的詩人》（廣東卷）、《木車的激情》（江西卷）。

個性評價

是誰把他逼成了古怪和孤憤？

張煒[中國作協副主席、山東省作協主席]

張煒在寫作小說的途中為何突然花費巨大的精力開始散文的創作，他的心理的圖式和思索是一種什麼狀態？

整個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張煒的散文作品非常少，且沒有引人注目的篇章，在八十年代的後期，在那個動人心魄的夏季過後的鬱悶中，張煒的散文開始增加，而到了九十年代，整個世界市聲喧囂，變成了一片莽野，落紅狼藉。一點也不隱諱，張煒對市場這隻螃蟹是害怕的，對飛速發展的商業帝國心懷恐懼，張煒的話”是心懷仇視的”。這有點象海德格爾，當年海德格爾看到美國登月的畫面，失聲痛哭。別爾嘉耶夫在《論人的奴役與自由在》中說“人發明了強有力的技術，這個強有力的技術可能成為改變生活的工具，但也奴役他，讓人的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服從自己。”人成了自己創造工具的奴役，人發明強有力的技術本來是解放自己，卻異化了自己，這是人始料不及的。 張煒在《我跋涉的莽野“》中也說：

“沒有對於物質主義的自覺反抗，沒有一種不合作精神，現代科技的加入就會使人類變得更加愚蠢和危險。沒有清醒的人類，電腦和網路，克隆技術，基因和納米技術，這一切現代科技就統統成了最壞最可怕的東西。今天的人類無權擁有這些高技術，因為他們的倫理高度不夠。我們今後，還有過去，一直要為獲得類似的權力而鬥爭，那就是走進詩意的人生，並有能力保持這詩意。”

張煒與現代物質社會有點“隔膜”，他心懷恐懼,，張煒既憂生，又憂世。他開始張揚非功利的詩性人生與新的倫理，以期超越現世生存的苦痛，其實，這也是傳統儒生大多數走的路子，文學是一種“無用之用”，但又必須找出文學的“用”，於是張煒的散文不是大多數所謂的美文，而是“不用粉飾之字”多為美刺篇章。但我們這裡還必須探察一下人的恐懼與慰藉的問題。身外世界的偶在和不確定，是產生恐懼的原因，英國神學家詹姆士·里德的說，“許多恐懼都是來自我們對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不理解，來自這個世界對我們的控制。”“為了實現完滿的人生，需要我們做的第一事情就是去獲得控制恐懼的力量。”張煒走向了一種反抗恐懼與尋找慰藉的路途，無論是現實空間的還是心理，抑或一種表達。

張煒有篇《一輩子的尋找》談到尋找是難的，目標幻化，只有尋找是確定的，有點象魯迅筆下的過客，過客只是走，一直走。但目標有時又是充滿誘惑力，象精靈，張煒說是魅人的狐狸：

“──狐狸有一個故事。它在深夜偽裝成一個姑娘泣哭，哀惋動人。有人從床上起來，到窗外去尋找哭聲。可他進一步，哭聲就遠了一步，永遠在前方的黑暗裡，似乎頃刻可至，實則無邊無際。那人明白過來，罵一聲狐狸便上床了。我想自己苦苦尋找的東西就好比幻化的精靈，它遊動跳躍在空中，可望而不可及。它是一個存在，以我們無法明了的方式存在著。它的周圍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支撐，變化多端。比如它的遠離，竟然是因為我們的逼近。這多么讓人費解！難道尋找是錯誤的嗎？難道人類不該前進嗎？可它又明明因此而愈加遙遠。”

尋找的意義，就是在找一種精神的支撐點，就是面對絕境而不絕望，一種保持靈魂高潔的真誠。因為人面對恐懼，總想緩解，在童年時有母親守護，而成年被拋到了社會的虛空里，個人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但人是脆弱的，總想尋找一種關懷和慰藉，於是人們開始反抗這種恐懼，在恐懼中受難等待，在恐懼中注入意義，抵擋恐懼。

人們抵擋恐懼的路數是不一的，幼小時受到傷害和恐懼，有母親給予消解，而長大後呢?張煒雖然在生理成人，但他的心理卻要找一個母親的替代來慰藉,，張煒找到了一塊稱為“野地”（故地）的母親的替代。在散文《融入野地》有這樣一句話“這裡處於大地的中央。這裡與母親心理的距離最近。”

在野地，張煒發現感悟了什麼？故地之外的傷害和故地的慰藉，“語言和圖畫攜來的訊息堆積如山，現代傳遞技術可以讓人蹲在一隅遙視世界。謬誤與真理摻拌一起拋撒，人類像挨了一場隕石雨。它損傷的是人的感知器官。

失去了辨析的基本權力，剩下的只是一種苦熬。一個現代人即便大睜雙目，還是撥不開無形的眼障。錯覺總是纏住你，最終使你臣服。傳統的“知”與“見”給予了我們，也蒙蔽了我們。於是我們要尋找新的知覺方式，警惕自己的視聽。我站在大地中央，發現它正在生長軀體，它負載了江河和城市，讓各色人種和動植物在腹背生息。令人無限感激的是，它把正中的一塊留給了我的故地。我身背行囊，朝行夜宿，有時翻山越嶺，有時順河而行；走不盡的一方土，寸土寸金。有個異國師長說它像郵票一般大。我走近了你、挨上了你嗎？一種模模糊糊的幸運飄過心頭。 ”

如果一個人的感知器官受到了損傷，那後果呢？目不辨山川星辰日月，耳塞聽自然籟聲，人沉入萬古如長夜的沉淵，張煒在這裡有個表達和福克納在《喧譁與騷動》的結尾用了同樣的令人震驚和沉思的文字“他們在苦熬”。是的，在二十世紀，人的所謂的理想烏托邦、理性被二次世界大戰和無邊的謊言、大饑荒、大清洗、奧斯威辛擊得粉碎。人們象陷在黑暗的冰窟，失去了護持，人們第一次感到了生存的恐懼。苦熬是一種受難，但沒有放棄的生存的狀態，還存在著一種面對絕望的希望。

張煒在故地重新縫合上被剪斷的肚臍，肚臍是一輸送養料的管道，他用了一個詞“融入”。“泥土滋生一切；在那兒，人將得到所需的全部，特別是百求不得的那個安慰。野地是萬物的生母，她子孫滿堂卻不會衰老。她的乳汁匯流成河，湧入海洋，滋潤了萬千生靈。 ”故地連線了人的血脈，人在故地長出第一縷根須。在故地就象在母親的懷抱，你可以訴說昨日的流浪，你的感知變得敏銳，只輕輕一瞥就看透世俗，在這裡你可以尋求和你一樣樸素、安靜、純真的同類，因為你可以憑著飲用同樣的乳汁散發的奶腥識別的。這裡就象童年的暖炕，“在這裡我弄懂一個切近的事實，對於我們而言，山脈土地，是千萬年不曾更移的背景；我們正被一種永恆所襯托。與之相依，盡可以沉入夢囈，黎明時總會被久長悠遠的呼鳴給喚醒。 ”

這是一種詩意，對世界悲觀並非意味著絕望，正視生命的悲愴和人生的無意義也非意味著逃避人生，悲觀不等於厭世，真正的悲觀是視苦難為生命的應有之義，把苦難轉為生命振作之力。

張煒的尋找是沉入底層，他尋找的慰藉也非虛幻。從寫作的層面，張煒的小說創作使他的生命緊張，而他把一部分經歷轉向散文，有他內在的必然，小說的文體的限制，使作者在文本中虛化，而散文在最終的意義上，是和作者等一的，散文的高度，就是作者精神的高度，張煒說散文非作文“一個人只要有較好的文化素養，都應該能夠寫出一手好散文。它可以是言論、書信、日記、回憶，也可以是一個人在特定時刻里的自吟自語。後者之所以也可以是好的散文，就因為它所具有的‘實用性’：安頓自己的靈魂。這時，它產生的過程也是自然而然的。”

張煒的散文觀念不是把散文當成尋章嚼句的美文，他強調的是實用，是安頓人的靈魂。散文的寫作，就是慰藉的發生。在散文中他獲得了寧定。雖然他走在尋找的路上，但他的心已經沉實，路上的野花草不會轉移他，他走，只有走，在《融入野地》的末尾，就是這最好的註腳：

“就因為那個瞬間的吸引，我出發了。我的希求簡明而又模糊：尋找野地。我首先踏上故地，並在那裡邁出了一步。我試圖撫摸它的邊緣，望穿霧幔；我捨棄所有奔向它，為了融入其間。跋涉、追趕、尋問——野地到底是什麼？它在何方？

野地是否也包括了我渾然蒼茫的感覺世界？

無法停止尋求…… ”

個人自述

從《古船》到《九月寓言》，再到現在的《刺蝟歌》《你在高原》，在張煒所有的作品中，都瀰漫著一種新鮮的海風的氣息。包括現在的《刺蝟歌》，地點選在濱海，裡邊的風土人情都有膠東濃郁的海邊氣息。

把這種印象講給張煒聽，他說你有這種感覺就對了，“雖然我是一個山東作家，受齊魯文化滋養，但我主要的還是受齊文化的影響比較大，我出生的地方古代的時候應該屬於東夷，那是一個面向大海、民風開放的地方。相應地，我的文字如果有大海那種虛無縹緲的感覺，有許多幻想與浪漫的色彩，那才是正常的。”

張煒說，自己這些年來最愛看的兩本書就是王獻唐的《山東古國考》、李白鳳的《東夷雜考》，無論到哪裡出差，都要帶著這兩本書，“因為我對這片鄉土是如此沉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