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要簡歷
龔允恭 ,後改名為龔仲德，男，1917年生，1928年隨鹽務稽查局工作的父親在山西省忻縣讀高小；
1931年5月隨兄龔子榮(原名龔允濟)在山西太原成成中學讀書(現成成中學記載其名為龔元恭),當年的校長劉墉如，教務主任、訓育主任 等人都是地下共產黨員(成成中學約有二十多人)；
1933年下學期，該校訓育主任語文教員杜沁源介紹參加校外讀書會並加入共青團，後來參與中共外圍民眾組織——山西社會科學聯盟，成為三個負責人之一，兼任執行委員；
1934年5月（4月30日）散發紅“五一”傳單不幸被捕；
1935年10月底，從偽太原警察局拘留所被轉押山西省反省院(山西偽自新院成立於1928年8月，1931年8月又改為山西反省院，至1937年10月太原失守前解散，一共存在了9年)；
1936年4月在獄中由閻春榮介紹入黨；
1938年8月抗戰暴發，被無條件釋放後，參加山西省工委為分配到各地開闢工作的黨員幹部開辦的黨訓班。黨訓班學習內容是劉少奇主講的抗日戰爭中黨的各種政策並參與籌建中共靜樂縣委（縣委馬隆興書記和組織部長朱輝照都是120師的軍事幹部，他實際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深得北方局領導關向應和省工書記趙林的賞識。關向應曾多次關切笑許，要給他找個好媳婦）；
1937年10月底縣委成立任中共靜樂縣委第一任宣傳部長；
1937年12月任犧盟會靜樂縣特派員；
1938年初，太原、忻州相繼失陷，縣委決定其兼任縣“動委”（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宣傳部長（副部長為謝勵原名文華）；
1939年12月“晉西事變”也稱“十二月事變”堅決組織反擊閻錫山的反革命事變；
1941年接武秀英通知轉移時，在街上被巡警抓捕於閻錫山的山西勞動集中營，兩年後當局實在無證據被釋放。此時他多次找組織無果。在國民黨閻錫山的極度白色恐怖下,他與組織和兄長龔子榮即龔允濟（當時在晉南洪趙地區）失散；
1943年，在為逃婚於街上同被抓的嵩縣人李孝白（找組織並無告訴李，李始終不知龔的身份）勸說下，為找一地點生存便和李流浪至嵩，在大坪棗園一山神廟棲身，收留當地一些村童教學為生。期間多次聞訊曾經的戰友活動在嵩縣鄰近的一些縣，試圖聯絡，均因是滯後的訊息而痛失良機。由於種種原因如：語言不通、極其落後的交通狀況、加之嵩縣仍在白色統治之下，尋組織未果。輾轉在趙村教中學中小有名聲，很多老百姓把孩子送給他；
1947年解放後，縣府秘書長梁貫初同志籌復嵩英中學時,得知其學識文化後並委以重任；
1948年，被任命為嵩縣一中教導主任，實際上主持繁重的校務工作。校長是由縣政府教育科長梁貫初兼任，主持校務副校長李警堂年屆古稀。.由於龔曾是受新文化思潮和黨的薰陶具有進步行思想的青年，他也看到當時振興嵩縣教育自己的一份責任，於是愉快地一口應承了參加嵩縣一中的教學工作。
由於他出色的教學能力和校務組織能力，深得縣府和全校師生讚揚，後來籌劃設立高中部的工作，他沒有絲毫地推辭。籌建中，曾冒著生命危險(嵩縣解放初期土匪攔路搶劫、殺人時有橫行)，在寒冬臘月徒步翻山越嶺外出（嵩縣交通極其不便）到河南盧氏學習，憑著對嵩縣人民的熱愛，他無畏無懼，最後任勞任怨圓滿地完成了任務．
龔允恭同志"文革"中，哥哥和楊尚昆一起被打成叛徒；老師杜心源、同學閻秀峰(閻偉)、張永青（張積玉）在四川被打倒；獄中難友侯富山在廣州遭受迫害；有的被逼失去生命;···“犧盟會”、諸多當年在根據地和白區和敵後的戰友相繼受到衝擊。他，自然首當其衝成為嵩縣的"大右派"，成為"五七"學校的大羊倌，成為苗圃的園丁。1966年被迫離開他鍾愛的教育事業。但在培訓基層老師，仍然要他出來；更為有意思的是批林批孔時，對什麼是儒家等問題，也仍然要他出來講解。他當然是樂意為之。他笛子吹得清脆悠揚，京劇唱得有板有眼，一口英語說的標準流暢，精湛的教學藝術，尤其他的語文課講的是生動精彩，當地方圓公認的名師。
1956年工資改革中，他被評為全縣唯一的一個“中教四級”教師。鋼筆字寫的蕭灑、清澈、飄逸。做人更是謙恭有禮，為人師表；
1975年冬去世，安葬於他鍾愛並付出心血的一中的後山坡上；
1979年遷葬於偃師時，時任偃師書記的晉籍老同志宋福根動情感慨對市委馬書記說：可惜啊，當年鬧革命轟動太原的“兩龔”龔允恭同志，。。。不然的話，他能為革命事業做出更大貢獻。他做一行愛一行專一行，不僅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老師，更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病重臨終時，家人和同事問有何囑咐時，言語困難的他寫下了：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我軍南定台灣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二、革命同志和戰友
(一)、在“社聯”和成中活動中
成成中學校長：劉墉如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長，財政部副部長，北師大副校長、黨委第一書記。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校訓育主任、：杜心源四川省委副書記、四屆政協主席、人大主任
成中老師：焦國鼐，山西省人大副主任、省副省長、省政協副主席。
成中老師：張衡宇烈士 曾任晉東南第六專署秘書主任、北方局政權部成立，兼任秘書（相當於今秘書長）
王孝慈
山西社會科學聯盟總負責人是李授卿（又名李畄）
(二)、在閻錫山的牢獄中
閻秀峰(閻偉)： 四川省委副書記兼秘書長、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西南三線建委第二副主任、中紀委常委
張永青（張積玉）：四川省政協一至四屆常委，中共西南局宣傳部副部長、西南師範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
龔允濟（龔子榮）：中組部副部長、國務院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
王孝慈北京鐵道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甘肅省副省長、省第四屆政協副主席。是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
張衡宇烈士 曾任晉東南第六專署秘書主任、北方局政權部成立，兼任秘書（相當於今秘書長）
張建古中央公安學院副院長、山西省委統戰部部長、山西省政協副主席。
(三)、 在靜樂的革命活動中
馬隆興（馬龍）海軍舟山基地司令員，解放軍事學院海軍系副主任，東海艦隊司令員。少將軍銜。十大代表。
朱輝照：解放軍第3軍政治委員、西北軍區幹部管理部副部長。軍委民航局局長，中將軍銜。中共七大代表。
崔岩（崔碧天）烈士：兼大青山騎兵一團政治委、任塞北區黨委中共緩南地委書記、被俘犧牲。
喬峰山山西省水利廳副廳長；
張化東原國家商檢局局長、國家對外貿易部部長。
甘重斗國務院內務部辦秘書長、副主任，中央政法機關黨委副書記，中國科學院副秘書長。
(四)、八路軍120師和晉西北黨委
上級領導
賀 龍------
關向應：兼任北方分局宣傳部部長、八路軍第一二O師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軍政委員會書記。七大黨代表。
羅貴波：外交部副部長、黨委副書記。1978年12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第2書記、省長。八屆中央候補委員。
趙 林：山東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山東省政協主席。山東省人大主任。
劉俊秀：江西省委常委兼第一任組織部長。江西省委書記。
饒 斌：松江省委副書記、副省長，吉林省委常委兼長春一汽廠長、、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八大代表，
(五)、犧盟會（太原中心區轄靜樂）
金少英：洛陽地委第一書記，河南省委統戰部長，河南省民委主任，河南省第四、五屆政協副主席。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米建書：中共四川省委委員、成都市委書記、市長等職
朱雅珍：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副局長、顧問，享受副部長級待遇。
三、回憶錄
>龔仲德
（編者:時值中共中央2008年11月11日紀念劉少奇誕辰110周年之際，不僅使我想起了他，曾聆聽過劉少奇精彩演講的龔仲德先生， 早年同期參加革命的同志都位居省部以上，他卻默默無聞地把自己的一生貢獻給了山區黨的教育事業，一生坎坷。。。 此文是他1975年病入膏肓，思維混亂，精神極為不濟時，為北京外調組寫的材料,寫完未幾，溘然長逝。標題為編者加）
1917年，我出生於福州市西門街。原名龔允恭。家中無房無地，全靠薪水維持生活。父曾任鹽務局科員和中學教員。抗戰時期流浪雲南省，1947年失業，生活無著，在雲南去世（當時雲南未解放），他一輩子沒有參加任何黨派。
1928—1931、5我在山西忻縣高小畢業。1928年夏天父親從雲南鹽務局請假回家，後又調到山西岱嶽鹽務局。他把我們兄弟兩個帶到岱嶽，因為那兒沒有學校，就把我們送到山西忻縣高小讀書。讀了二年半，畢業後我們投考太原成成中學。
一、崇尚進步 投身革命
1931、5—1934、5在太原成成中學學習。1933年該校語文教員杜沁源介紹我參加校外讀書會。後來山西社會科學聯盟派人同我接頭。“社聯”是中共外圍民眾組織。總負責人是李授卿（又名李畄）地址在山西教育學院。當時“社聯”負責人只有三個人：李授卿、我和一個出席社聯的黨代表。
不久李某介紹我參加共青團，提拔我擔任社聯執委，分配我負責成中、友仁中學、國民師範三個學校支部工作。因為白色恐怖，在教育學院工作困難，經組織決定叫我在校外找一間房子，專門油印秘密檔案，經費自籌。我當即介紹龔允濟、閻偉共同參與這項工作。經組織許可有龔允濟擔任刻板，閻偉擔任印刷，我擔任傳遞。因怕遭到破壞，只許我們三人參加，有李授卿一人同我們接頭。
陳君原名梁膺庸，他不是“社聯”成員，因被通緝，無處藏身，有李某介紹暫時寄居在這裡。李某曾囑咐，工作必避諱他，但不要談“社聯”的內幕。城中社聯支部開會另行選擇地點，不許在我們住處開會，當時成中支部組織：龔允濟支書，閻偉組織委員，張積玉宣傳委員。
二、散發傳單 不幸被捕
1934、5—1935、10在山西偽公安局和偽法院看守所。被鋪的經過與原因：1935、4、30號晚，為紀念五一節社聯發動廣泛宣傳。成中支部分三組到工廠、兵營、街道散發傳單。龔允濟為一組，閆偉為一組，我為一組，分組到外面活動。不料閻偉一組組員—王倫被捕，押在偽公安局第四分局。
當時閻碰到我，同我談到王倫被鋪的情況，據說是在北門街營房散罷傳單後，從黑暗處出來了一個警察把王倫逮捕了。他看勢不妙跑了。發現這一情況後，我和閻偉商量就在北門街十字路口等候龔允濟、陳君要他們今晚離開這裡。誰知等到夜深人靜，不見他們回來，我和閻就去晉北會館躲避拂曉時分，我們兩個又回去探聽訊息，剛進門就被埋伏的警察便衣抓住了。到第四分局時，我才知道，王倫在夜間就供出我們的住址，龔允濟在半夜就被捕了，而且遭到刑審。陳君跑了。
當時偽分局集中力量審訊我們。在審訊時，偽局長拿出來的兩張傳單和一張在龔允濟身上搜來的照片（是龔允濟和我的合影）。審訊我們的內容有二：1、誰叫你去散傳單；2、你參加什麼共產黨組織。我不承認散傳單和參加組織。因為我知道雖有王倫作證，但他不了解我的情況；從審訊內容上看龔允濟、閻偉沒有供出什麼；最後偽分局局長拿出一張相片，指著龔允濟問我：“這是誰”？我說：“這是我哥”。接著提審龔允濟，指著我的相問：“這是誰”？龔允濟態度強硬，根本就不答話。於是偽局長對我們兩個又進行了嚴厲的刑審。這是我們兩個第一次對質過，以後我們四個根本沒有這樣的對質。
從這張相片上，我知道龔允濟夜間沒有暴露什麼東西。我們在偽分局只一個早晨就用囚車把我們四個關在一起押送山西偽公安局。在囚車裡，我們互相談了情況，都知道王倫逮捕是在北門街散罷傳單以後，因沒有注意，被後面來的一個警察抓住，身上沒有搜出任何東西。從龔允濟身上搜出一張“自傳”。龔允濟被捕是在睡下以後，半夜被警察抓住的。從這一情況出發，我們都認為沒有證據，就要堅持不承認散發傳單和參加任何組織。
三、膽大心細 機警辯解
（一）、在偽省會公安局審訊的經過。我們剛到偽公安局時，每個人都是用手巾蒙著眼睛押進拘畄所的。嚴格實行隔離審訊，不許串通口供，互不了解情況。偽公安局的審訊當然是依據王倫在偽分局的口供，王倫召供的具體內容，我過去不清楚，現在仍不清楚。不過我估計他根本不了解整個社聯的活動情況；成中“社聯”的情況他也不太了解，對我本人的情況他更不清楚。那么王倫召供充其量不過供出我們“住址”，“散傳單”“社聯”身份。實際上對我最了解的是龔允濟、閆偉。王倫供不出什麼問題？供誰的問題最多呢？我當時只能從審訊的情況上，或且從審訊人潘練如所提出的問題上來判斷，在審訊的情況上，龔允濟刑審的次數最多最慘。其次是閻偉同他是一個班 ，又是一個小組，再其次是我因為我同他不一個班又沒有發生過橫的關係。從審訊我的情況來看，每次潘練如總是拿著一張傳單怒悻悻地追問我：是你去散傳單嗎？誰叫你去？是龔允濟叫你去散傳單嗎？（明明是我叫我去散傳單他卻張冠李戴）其次是追問我：“你什麼時候參加共產黨”？（明明我還未參加共產黨他卻認為我是共產黨）再就是追問我“成中誰是共產黨”？（社聯人員尚未追查明白卻忙於抓拿共產黨）有時他也追問我：“你為什麼到校外住宿”？每次審訊我總是按照李授卿的教導：“在法庭上只要沒有證據，就要言簡意賅(gai)，堅決否認。”因此每次審問我總是遵循這一教導，用簡明語言回答：“沒有”或且“不知道”。
只有在校外住宿這個問題上，我承認是溫習功課，參加畢業會考，準備升學。有人說，王倫供出了我們的“社聯”身份，所以在偽分局和偽公安局沒有把“社聯”問題放到首要地位，因為這已成為一個定論，不必追究了。事實不是這樣的，當時每次審問都是圍繞著以上四個問題，特別是“散發傳單”是首要的問題，在審訊過程中，從來未有提到整個社聯組織，秘密印刷檔案，成中支部活動動情以及陳君、張積玉的去向問題。當時雖說王倫是人證，還有三張我所見到的傳單是憑證。
但是王輪的口供始終是沒有定型的。刑審嚴重的時候他就順嘴胡溜（（當時王才15歲）編者注），滿口承認，刑審緩和的時候他就否認，就推翻。我從兩個方面知道這一個情況，一方面從看守的嘴裡我知道的，當時拘留所看守的崗位是在我拘留地點的對面，有一次兩個看守再笑談中透露了王倫的情況。他們說：這個小稼伙，一會承當，一會不成當，結結巴巴的，沒有一點中氣，該挨！另一方面從潘某審問我的情況上覺察到，他每次審問總是空洞的泛泛的追問：“是龔允濟叫你去散傳單嗎？你參加什麼共產黨組織？快說！”有時聲色俱厲，嚴刑逼供，壓桿子，坐板凳，打背花，大屁股等一般刑具，無所不用其極；有時和言悅色極盡誘供之能事，從而我知道潘某對這一案情不摸底，審問從未擊中要害。
除王倫外，我們三個人之中如果有一個供認不諱而且供處別人，而另外兩個拒不承認，那就一定要當面對質。同時潘某一定會抓住我們的矛盾，單刀直入，嚴刑逼供，進一步追問：“社聯”是什麼組織？作什麼活動？有多少人？決不會不了了之，僅僅一個月的時間就結束這一案件。這說明我們三個沒有互相暴露。最後偽公安局具文抗訴山西偽高等法院，同時把我們四個發落到偽法院看守所。
“只承認社聯身份”。 說我們在解往看守所時，又一次利用上廁所的機會統一過口供，這是臆測。事實上我們在看守所里是四個人住在一個號房裡，用不著到廁所里統一口供。據我記憶是在偽公安局拘留所時，有一次龔允濟受刑後按著牆在畄腿。我要求看守到廁所小便，企啚(tu)觀察情況，隨後閻偉也到廁所小便，這是恰好只有我們兩個，閆說：“允濟這個機械頭，過堂時不知道怎么應付的。”我說：“不管怎樣，堅決不承認”。話未落點，就有人來廁所，我們就離開了。這並沒有互相統一口供：“只承認社聯身分”。因為時過境遷，年月久遠，這樣的細節，若不認真的回憶，是很容易一假混真的。
（二）、在山西偽法院看守所的經過。我們開始是四個人押在一間號房裡。當時看守所的政治犯都集中在一個院落里，放風的時候可以自由來往，交談，看守不加干涉，本來有機會搞清楚這場官司的底細，進一步追究王倫的口供以及我們每一個人的口供，到底供出什麼？沒有供出什麼？在什麼情況下供出的？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嚴格劃清是非界線，從中吸取教訓。但是當時我們沒有經驗。二來是執行了當時的錯誤路線，對王倫只能強調團結，放棄鬥爭，把這一問題束之高閣，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搞清楚。當時，為了應付偽法院的審訊，雖然我們也在一起討論過在法庭上如何進行狡辯的理由，可是始終沒有追究王倫的口供。在討論狡辯理由的時候龔允濟、閻偉和我都認為原則上、一、要堅決不承認散發傳單；二、要堅決不承認參加任何組織。在法庭上我們都進行了狡辯而王論卻沒說話。在偽法院與偽公安局審訊的情況不同：一不是用刑審；二允許狡辯。我們曾利用這個條件，每次提審都進行了狡辯。在看守所扣押一年多，我記的提審過兩次，最後就開庭宣判，山西偽高等法院判決的依據當然是王倫在偽公安局的口供。但是兩次審判都沒有提出以王倫為證的具體事實，僅僅是籠統的原則的宣布我們三個人是“散發傳單，擾亂治安，危害國民，宣傳共產主義”。按《危害民國緊急罪法條例》判處龔允濟有期徒刑五年，閻偉有期徒刑三年，龔允恭有期徒刑三年，王倫年幼無知，著即開釋。每次開庭都是法官一人，推事四人，書記官一人，律師一人，宣判時除王倫外我們三個人在法庭上都進行了狡辯。最後我們宣告不服抗訴。當年抗訴書的內容記憶猶新，茲將抗訴書的大意交代於下，以便查實對證。抗訴書的大意如下：—
為審辨捏造事實，非法判刑呈請申雪不白冤屈事。緣民龔允濟，年十七系福建閩侯人，隨父來晉，肄業太原成成中學。因會考在即，校舍窄狹，人多嘈雜，不便溫習功課，遂於北門外賃得一間住宅，邀集二三學友，共相鑽研。何期平空霹靂，分局警察，竟以共產黨罪名，無理逮捕。查成中學生，因會考而在外寄宿者大有人在，而分局警察不分青紅皂白，無端捏造罪名，誣為共黨活動，實屬無稽之談……。
太原乃通都大邑，夜間行人擁擠，在大街廣眾之中，散發傳單者，早已逃之夭夭。在混亂嘈嚷之際，行人奔走呼號之時，警察無處尋找正犯，遂順手牽羊，誣以形跡可疑，張冠李戴，恣(zi)意逮捕。王倫系一幼國小生，身單力薄，警察便以王某為替罪羊，誣以形跡可疑，張冠李戴，強行逮捕，先之以恫嚇威脅(xie)繼之以非刑拷打，酷打成招，竟然加以散發傳單之罪名，如是便可獲的賞賚(lai)。……真乃夜過村落，雖不偷盜而犬吠(fei)奈何。
（三）、在偽法院看守所扣押一年多里。1935年秋末冬初，南京偽最高法院判決書才下達山西偽法院。判決書批示改判“送反省院執行”。當時還認為是減刑，實際上送反省院比送山西監獄更糟糕，在看守所一年多，在王孝慈、張衡宇等領導下，我們經常學習時事和社會科學理論，此外還做一些被押罪犯的工作。由張衡宇通過看守關係和外面組織取的聯繫，經常送進書報雜誌供我們閱讀。在這中間看守所全體政治犯還舉行一次絕食鬥爭，時間三天，最後改善了生活待遇。
1935年秋末冬初—1937、8在山西反省遠。該院概況：院長武世彭，教育主任路景，管理主任魏晉山，總務主任xxx（姓名不記）,幹事若干人，下設警衛班，班長一人，警衛若干人。每天上課灌輸反動理論；有時由路景主持開討論會或辯論會，題目由院方擬定。在討論會和辯論會上因我年小從未發言，入院據說還要寫誓書，關於這項反動措施，我過去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時專案小組調查我們這一案件，據負責調查的同志告訴我：“凡是入院人人都得寫院誓；你們不能例外。這一誓書應該由龔允濟、閻偉和你共同寫的”，當時我反覆考慮這個問題，記憶非常模糊。此後一年多，我又經過再三回憶，我總覺得我們三個人根本沒有在一起填寫過這樣的的東西。據說入院還得寫“自白書”，最近領導上提出這個問題讓我考慮，我經過反覆記憶，我記的當時院方從來沒有叫我們寫過“誓書”或“自白書”其原因何在？我不知道。這決不是我健忘或且避重就輕，不敢交代這個問題；每天每人規定寫日記一篇，這我確實寫過。除有病外，我每天晚上都按照院方規定寫一篇日記，（日記內容現在忘了）；每月出《反省月刊》一次，這一反動刊物我見過，但我沒有寫過；出院的舉行宣誓具切結等手續，否則不能出院。反省院管理極為嚴密，警衛班日夜在室外巡迴監視；反省人不許交談；不許到各房串連；不許在室外行走；不許親屬接見；不許帶錢；大小便要報告看守。初到反省院我們三個被押在警衛班的一個房間。大約一個星期才讓我們進號房同反省人一起生活，龔允濟、閻偉分到一個號房。龔允濟在反省院因多方進行活動，院方平時特別注意他的行動，早企啚以他為榜樣，加以嚴懲。他只住一星期,多，院方便以“行動不規”為藉口，用手拷腳連把他拘畄起來，揚言加判四年徒刑，押送山西監獄執行。閻偉大約住有兩期，因他大哥在外面多方找武世彭活動，所以早出了院。
四、 掙脫牢籠 奔赴抗戰
我在反省院大約住三期多（每期六個月）。最後因集體舉行絕食，才的出院。這次絕食喲23人參加（有的說17人），時間六七天。在閻春榮、劉善述、李志敏領導下，經過長時間的醞釀和準備，利用山西軍閥閻錫山和南京國民黨的矛盾，發動絕食鬥爭，要求無條件釋放前赴綏東抗戰。院方答應各項條件後，我們才復食。但復食後院方突然又發生變掛，要我們掏保釋放。我們怕夜長夢多，就和外面黨組織取的聯繫，發動第一師範學生，在反省院門前舉行遊行示威，並闖進反省院，強行口頭保釋，院方不得已只好讓我們集體出了反省院。出院後，我們決定由韓長太寫一個《要求赴綏東抗戰的聲明》投山西晚報，表示我們絕食確實是為了共赴國難。還有兩個病人，一個是孫繼業，一個是姓貢的工人，因病不能行走，只好暫畄院裡（後來營救出來）。在反省院我們同外面黨組織的聯繫，是利用澡堂旁邊的一個水道溝。這個水道溝就是我們日常和黨組織接頭的地點。
附：
龔仲德同志於一九七五年病故。其歷史問題已於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六年向組織作過匯報。他早年為革命奮鬥多年，解放後默默無聞地為山區的教育事業做出了貢獻。其歷史問題本人已於“文化大革命”前後又作過交待，歷史是清楚的。在林彪，“四人幫”橫行期間，龔仲德同志遭到了批鬥、打擊、迫害、受了委屈... ...中央十三屆六中全會後，經所在地組織研究，1981年10月19日作出了決定：...“文化大革命”中強加給龔仲德同志的“叛徒”等一切不實之詞，一律推到，予以平反昭雪。...)
四、相關文章
(一）、《龔仲德老師軼事 》
作者:段曙光老師
大凡解放後至70年代在縣中（即現第一高中）工作過或上過學的人都會知道龔仲德老師。他身高1、70米左右，面貌瘦，高顴骨，留小平頭，兩眼總呈現出優愁和迷惘的悲涼。走起路來老是小碎步，不緊不慢，衣著樸素，不修邊幅。說話略帶福建口音，遇見熟人，從未過於親昵，也不過於冷淡，往往點頭了事。
筆者在50年代和龔老師在縣中同事，“文革”，中又系同學，對其為人，言談舉止，了解一些。他對嵩縣教育事業，不無微老，於1975年溘然長逝，長眠於嵩縣大地上，給同事，同學留下了難以忘懷的紀念。
老龔原籍福建閩侯，原名龔庸公。龔允恭），其父英語基礎濃厚，被洋人聘為翻譯，在山西太原辦的鹽業公司工作，月薪100元銀洋，生活相當富裕，遂將其子龔子榮、龔仲德帶到太原中學就讀。老龔兄弟在太原中學時，接受進步思想薰陶，先後加入C、P，從事學運。他父親是洋奴，唯洋人之命是聽，但從不過問政治，對孩子們的進步活動，既不反對，也不支持，因而中共山西省委曾一度住在他家。薄一波與領導同志經常出入其家，其父概不過問。1953年暑假，老龔去北京其兄處探親，當時龔子榮是中共中央組織部監委書記、國務院第六辦公廳秘書長，“文革”後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談及往事，其兄問他：“在山西太原時，有一次一個面部白細、瘦高個兒，講話時紙菸不離手的領導同志在咱家主持會議並講了話的人，你還記得否？”他說：“記得”。其兄說：你知道他是何人？他說：“不知道”。其兄說：“那就是劉少奇同志”！
仲德兄弟在山西就讀，從事學生運動，曾先後被捕過，後被營救出獄。後來，中共和山西土皇帝閻錫山搞統戰，成立了“山西省抗日救國犧牲同盟會”(簡稱’犧盟會”),組織上派龔到改革縣當“特派員”時年20歲。特派員在縣裡和縣長平起平坐，甚至權利大於縣長，不久，閻錫山態度突變，解散“犧盟會”，逮捕共產黨人及進分子，老龔逮捕後又逃出。過黃河時，真是“冤家路窄”,卻碰見當年當特派員時和他共過事的國民黨連長，又被捕解往洛陽。後來，押往西安勞動營。在西安經過嚴格審查，他和其他人還組織過絕食鬥爭，但始終不承認自己是C、P或C、Y。敵人無真憑實據，就留他在集中營勞動。後被釋放，然後太原已經淪陷，他和家庭、組織都失去聯繫，和勞動營一同釋放友人，輾轉來到嵩縣，度過他的後半生。
1948年，縣裡決定籌建縣中，由梁貫初同志負責這一工作。梁貫初同志先是縣政府秘書，後任教育科長兼縣中校長，他請嵩縣教育界李警堂先生出山主持校務，得知老龔來嵩後，曾在趙村中學當過教師，於是又請老龔來縣中任教導主任，此後，他未離開縣中一天，一直到去逝。
縣中初建，梁貫初同志是兼職校長，年屆古稀的李警堂任副校長，實際上校務是老龔主持，他兢兢業業，制定工作計畫，招收新生，配備師資，設定課程甚至連安排校舍、師生生活，幾乎是他一人考慮並身體力行。他親自兼課，深得領導和師生讚許。1951年“鎮反”開始，因而兩次被捕，組織上為弄清歷史面貌，調他到洛陽參加“鎮反”學習一年，之後重返學校，不再擔任教導主任，先教英語，後教語文。由於親職教育關係，他古典文學造詣較深，又自幼跟父親學英語，因而他英語基礎也很紮實 ，加之工作努力，備課認真，教學質量較高，深得同學稱道。後來，成立教研組，他人語文組長、擔任三年級語文課。1953年開始學習蘇聯凱洛夫教育學，從事教改，研究教法，學寫教案，加上兩班作業，忙得他總是三更眠，五更起。有一段時間，竟坐的肛門下血也從未請假休息。用他的話說是：我從前有愧於黨，現在應認真工作，以彌補我以前的過錯，即如是，1957年，還是受到不公正待遇，罪名“是只專不紅”。大喲是1952年吧，報紙上公布四川省川東行署主任閆秀峰，他驀(mo)地對同志說，“這個閆秀峰，也不知是當年的同志閆秀峰不是”？這一發現，幾個要好的同志都竄輟他試著給閆秀峰寫一信，開始他不執筆，同志們催他多了。他抱著“試試看”的心理，給閆秀峰發了一封信。熟了，閆馬上覆信，告訴他其兄龔子榮在北京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並說，“解放後和你兄到處打聽你的下落而查無音訊，以為早不在人世了”！閆一面又給龔子榮去信，未幾，兄弟二人聯繫上了，其兄要他到北京一趟。1953年，他借暑假之機到北京，弟兄暢敘離情之言，其兄鼓勵他要好好教書，特別是在英語上下功夫，聽當地組織的話，以後還會得到組織上的信任與重用。他在北京停留一周即返校了，臨走時，其兄嫂給他做了一套卡幾單衣，送他一隻舊錶及一些書籍，並要他以後常去。其實，他僅在1961年又去看望哥嫂一次，以後就再也沒有涉足北京了。
也許是他的坎坷遭遇吧！他的處世哲學是“與人無爭、與人無患”，“一心只管教好書，兩耳不聞窗外事”。諸如學校調薪、晉級、課程安排，他從不計較。當時學校70多個教職員工，彼此相處幾年，有的他還叫不出名來，在日常生活上，更是隨遇而安，甚至鬧出許多笑話。
... .. 50年代，縣中校址在老城二道街。學校沒有操場，早操總是體育老師帶領師生跑公路。一次收操回來，老龔隨著隊伍跑，當返校門時，抬頭一望，竟是城關完小，才恍然大悟。原來他不知怎的，竟跟著隊伍跑了一早上，返校後叫苦不迭！
1953年他去北京省親回來路過洛陽，剛好，我帶畢業生去洛陽參加高中招生考試，相見之後，他如釋重負，激動地抓住我手說：“這下可好了”,我說：“什麼事”？他說：“遇不到熟人，我連家也會不去了”，我說：“不會吧”！他說：“我連買汽車票也找不到地方啊”！我笑著說：“那你咋從北京回來了”，他說：“是我哥派車給我送到火車站並送上火車，又找了好久，才找到一個來洛陽的同路人，在人家的幫助下才回來的！”我不禁啞然失笑。在攀談中，我問他在北京遊了哪些名勝古蹟，他說：“我哥只在星期天陪我逛了頤和園，其他地方那裡也沒去”，我說：“機會難得，怎么不出去多看幾個地方啊”！他說：“我一個出去，不僅找不到地方，回來時，恐怕連我哥的住處也找不到，那才麻煩呢！”他說這話，也許是真的。第二天，我陪他到洛陽東大街賣茶葉，他進去買，囑咐我在外面等不要離開。剛好，離茶葉店30米的十字街崗位哪裡見到一個熟人，我上去握手寒暄，就在這時，他從茶葉店出來，回顧茫然，呆若木雞，若有所失，又不敢挪動半步。我告別熟人，回到茶葉店門口，他才長吁一口氣。其實，那年洛陽老城，和今天縣新城比也相形見絀，然而老龔竟象迷途的羔羊！
1955年，縣中逐步由老城二道街往東關新址遷移，限於房舍，大部分教師家屬都還住在老城，教師每天都得徒步往返幾次。從老城到東關，要經過一條小河，這河歷來是冬季、旱季無水。夏季除大雨過後水深不能徒涉外，平常則有一小流，往來行人則需要脫鞋涉水，老龔在這一時期，往返均先脫鞋再淌河。可能是形成習慣了，一次，他照例脫鞋、過河，等過後穿鞋時，發現腳未濕，原來這河裡就沒水！老龔的迂，可見一斑。
正是它的“迂”，有些同輩的同志也愛和他開玩笑，有時，他也會“應付”幾句，但總是“吃虧”的多，1953年，他從北京帶回一隻表，他既心愛，又擔心表不好。一次他將手腕湊到一同志耳邊，讓那個同志聽聽音響如何，那個同志和他開玩笑說：不好，“豬蹄、豬蹄……”他滿意地將手碗收回，又放到自己耳邊，聽後說：真好，“豬蹄、豬蹄……”，聲音怪雲。使在座的同志無不捧腹大笑，前仆後仰。這時，他還瞪眼，尚不知大家所以然，還說：“就是豬蹄、豬蹄嘛”！
有副對聯是：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當時同志們都說：“老龔一生夠謹慎了，而大事也不糊塗”。所謂“謹慎”，是他的經歷坎坷，也許從中有所“經驗”吧，對於一些敏感的知識，他噤若寒蟬，所謂“不糊塗”，是在對大事——當教師的頭等大事即教好課——一絲不苟，教課質量高。因此在1956年工資改革中，他被評為全縣唯一的一個“中教四級”教師。然而一些“小事”，卻糊塗得可以，也許是他大徹大悟了鄭板橋所澆的“難得糊塗”吧！
老龔去逝了，因其在嵩縣教育事業上小有名氣，是後記。但由於僅憑單去記憶，其軼事僅是“點滴”而已，全縣他的同事、同學知之頗多，尚希為之補遺，俾能使讀者洞察老龔！
(二) 《 在地下和敵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