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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我領到了津貼費，拿出錢來繳黨費的時候；每逢我看著黨的小組長接過錢，在我的名字下面填上錢數的時候，我就不由得心裡一熱，想起了1934年的秋天。
1934年是我們閩粵贛邊區鬥爭最艱苦的開始。我們那兒的主力紅軍一部分參加了“抗日先遣隊”北上了，一部分和中央紅軍合編，準備長征，4月天就走了。我們留下來堅持敵後鬥爭的一支小部隊，在主力紅軍撤走以後，就遭到白匪瘋狂的“圍剿”。為了保存力量，堅持鬥爭，我們被逼迫得上了山。
隊伍雖然上了山，可還是當地地下鬥爭的領導中心，我們支隊的政治委員魏傑同志就是這箇中心縣委的書記。當時，我們一面瞅空子打擊敵人，一面通過一條條看不見的交通線，和各地地下黨組織保持著聯繫，領導著鬥爭。這種活動進行了沒多久，敵人看看整不了我們，竟使出了一個叫做“移民並村”的絕招：把山腳下、偏僻的小村子的民眾統統強迫遷到靠平原的大村子去了。敵人這一招來的可真絕，切斷了我們和民眾的聯繫，各地的黨組織也被搞亂了，要堅持鬥爭就得重新組織。
上山以前，我是乾偵察員的。那時候整天在敵人窩裡逛盪，走到哪裡，吃、住都有民眾照顧著，瞅準了機會；一下子給敵人個“連鍋端”，殲滅個把小隊的保全團，真幹得痛快。可是自打上了山，特別是敵人來了這一手，日子不那么愜意了：生活艱苦倒不在話下，只是過去一切生活、鬥爭都和民眾在一起，現在驀地離開了民眾，可真受不了；渾身有勁沒處使，覺得憋得慌。正憋得難受呢，魏傑同志把我叫去了，要我當“交通”，下山和地方黨組織取得聯繫。
接受了這個任務，我可是打心眼裡高興。當然，這件工作跟過去當偵察員有些不一樣，任務是秘密地把“並村”以後的地下黨組織聯絡起來，溝通各村黨支部和中心縣委——游擊隊的聯繫，以便進行有組織的鬥爭。去的落腳站八角坳，是個離山較近的大村子，有三四個村的民眾新近被迫移到那裡去。要接頭的人名叫黃新，是個二十五六歲的媳婦，1931年入黨的。1932年“擴紅”的時候，她帶頭把自由結婚的丈夫送去參加了紅軍。以後，她丈夫跟著毛主席長征了，眼下家裡就剩下她跟一個才5歲的小妞兒。敵人實行“並村”的時候，把她們那村子一把火燒光了，她就隨著大伙兒來到了八角坳。聽說她在“並村”以後還積極地組織黨的活動，是個忠實、可靠的同志，所以這次就去找她接頭，傳達縣委的指示，慢慢展開活動。
這些，都是魏政委交代的情況。其實我只知道八角坳的大概地勢，至於接頭的這位黃新同志，我並不認識。魏政委怕我認錯人，交侍任務時特別囑咐我“她耳朵邊上有個黑痣”。
就這樣，我收拾了一下，換了身便衣，就趁天黑下山了。八角坳離山有30多里路，再加上要拐彎抹角地走小路，下半夜才趕到。這莊子以前我來過，那時候在根據地里像這樣大的莊子，每到夜間，田裡的活兒幹完了，老百姓開會啦，上夜校啦，鑼鼓喧天，山歌不斷，鬧得可熱火。可是，現在呢，鴉雀無聲，連個火亮兒也沒有，黑沉沉的，活像個亂葬崗子。只有個把白鬼有氣沒力地喊兩聲，大概他們以為根據地的老百姓都被他們的“並村”制服了吧。可是我知道這看來陰森森的村莊裡還埋著星星點點的火種，等這些火種越著越旺，連串起來，就會燒起漫天大火的。
我悄悄地摸進了莊子，按著政委告訴的記號，從東頭數到第十七座窩棚，躡手躡腳地走到窩棚門口。也奇怪，天這么晚了，裡面還點著燈，看樣子是使什麼遮著亮兒，不近前是看不出來的。屋裡有人輕輕地哼著小調兒，聽聲音是個女人，聲音壓得很低很低的。哼的那個調兒那么熟，一聽就聽出是過去“擴紅”時候最流行的《送郎當紅軍》：
……
王願堅介紹及其著作五送我郎當紅軍，
衝鋒陷陣要爭先，
若為革命犧牲了，
偉大事業儂擔承。
……
十送我郎當紅軍，
臨別的話兒記在心，
郎當紅軍我心樂，
我做工作在農村。
……
好久沒有聽這樣的歌子了，在這樣的時候，聽到這樣的歌子，心裡真覺得熨帖。我想的一點也不錯，民眾的心還紅著哩，看，這么艱難的日月，民眾還想念著紅軍，想念著扯起紅旗鬧革命的紅火日子。興許這哼歌的就是我要找的黃新同志？要不，怎么她把歌子哼得七零八落的呢？看樣子她的心不在唱歌，她在想她那在長征路上的愛人哩。我在外面聽著，真不願打斷這位紅軍戰士的妻子對紅軍、對丈夫的思念，可是不行，天快亮了。我連忙貼在門邊上，按規定的暗號，輕輕地敲了敲門。
歌聲停了，屋裡頓時靜下來。我又敲了一遍，才聽見腳步聲走近來，一個老媽媽開了門。
我一步邁進門去，不由得一怔：小窩棚里擠擠巴巴坐著三個人，有兩個女的，一個老頭，圍著一大籃青菜，頭也不抬地在摘菜葉子。他們的態度都那么從容，像沒有什麼人進來一樣。這一來我可犯難了：到底哪一個是黃新?萬一認錯了人，我的性命事小，就會帶累了整個組織。怔了一霎，也算是急中生智，我說：“咦，該不是走錯了門了吧？”
這一著很有效，幾個人一齊抬起頭來望我了。我眼珠一轉，一眼就看見在地鋪上坐著的那位大嫂耳朵上那顆黑痣了。我一步搶上去說：“黃家阿嫂，不認得我了吧？盧大哥托我帶信來了！”末了這句話也是約好的，原來這塊兒“白”了以後，她一直說她丈夫盧進勇在外地一家香店裡給人家幹活兒。
別看人家是婦道人家，可著實機靈，她滿臉堆笑，像招呼老熟人似的，一把扔給我個木凳子讓我坐，一面對另外幾個人說：“這么的吧：這些菜先分分拿回去，鹽，等以後搞到了再分！”
那幾個人眉開眼笑地望望我，每人抱起一大抱青菜，悄悄地走了。
她也跟出去了，大概是去看動靜去了吧，這功夫，按我們乾偵察員的習慣，我仔細地打量了這個紅軍戰士的妻子、地下黨員的家：這是一間用竹籬子糊了泥搭成的窩棚，靠北牆，一堆稻草搭了個地鋪，地鋪上一堆爛棉套子底下躺著一個小孩子，小鼻子翅一扇一扇的睡得正香。這大概就是她的小妞兒。牆角里三塊石頭支著一個黑糊糊的砂罐子，這就是她煮飯的鍋，再往上看，靠房頂用幾根木棒搭了個小閣樓，上面堆著一些破爛家具和幾捆甘蔗梢子……。
正打量著，她回來了，又關上了門，把小油燈遮嚴了，在我對面坐了下來，說：“剛才那幾個也是自己人，最近才聯繫上的。”她大概想到了我剛進門時的那副情景，又指著牆角上的一個破洞說：“以後再來，先從那裡瞅瞅，別出了什麼岔子。”——看，她還很老練哪。
她看上去已經不止政委說的那年紀，倒像個三十開外的中年婦人了。頭髮往上攏著，挽了個髻子，只是頭髮嫌短了點；當年“剪了頭髮當紅軍”的痕跡還多少可以看得出來。臉不怎么豐滿，可是兩隻眼睛卻忽悠忽悠有神，看去是那么和善、安詳又機警。眼裡潮潤潤的，也許是因為太激動了，不多一會兒就撩起衣角擦擦眼睛。
半天，她說話了：“同志，你不知道，跟黨斷了聯繫，就跟斷了線的風箏似的，真不是味兒啊！眼看著咱們老百姓遭了難處，咱們紅軍遭了難處，也知道該鬥爭，只是不知道該怎么乾，現在總算好了，和縣委聯繫上了，有我們在，有你們在，咱們想法把紅旗再打起來！”
本來，下山時政委交代要我鼓勵鼓勵她的，我也想好了一些話要對她說，可是一看剛才這情況，聽了她的話，她是那么硬實，口口聲聲談的是怎么堅持鬥爭，根本沒把困難放在心上，我還有啥好說的？乾脆就直截了當地談任務了。
我剛要開始傳達縣委的指示，她驀地像想起什麼似的，說：“你看，見了你我喜歡得什麼都忘了，該弄點東西給你吃。”她揭開砂罐，拿出兩個紅薯絲子拌和菜葉做的窩窩，又拉出一個破罈子，在裡面掏了半天，摸出一塊鹹蘿蔔，遞到我臉前說：“自從並了村，離山遠了，白鬼看得又嚴，什麼東西也送不上去，你們可受了苦了；好的沒有，湊合著吃點吧！”
走了一夜，也實在有些餓了，再加上好久沒見鹽味兒了，看到了鹹菜，也真想吃；我沒怎么推辭就吃起來。鹹菜雖說因為缺鹽，醃得帶點酸味，吃起來可真香。一吃到鹹味，我不由得想起山上同志們那些黃瘦的臉色——山上缺鹽缺得凶哪。
一面吃著，我就把魏政委對地下黨活動的指示，傳達了一番。縣委指示的問題很多，譬如了解敵人活動情況，組織反收租奪田等等，還有一些可能遇到的困難和辦法。她一邊聽一邊點頭，還斷不了問幾個問題，末了，她說：“魏政委說的一點也不假，是有困難哪，可咱是什麼人！十八年（十八年，指民國十八年，即1929年）上剛開頭乾的時候，幾次反‘圍剿’的時候，咱都堅持了，現在的任務也能完成！”
她說得那么堅決又有信心，她把困難的任務都包下來了。
我們交換了一些情況，雞就叫了。因為這次是初次接頭，我一時還落不住腳，要趁著早晨霧大趕回去。
在出門的時候，她又叫住了我。她揭起衣裳，把衣裳里子撕開，掏出了一個紙包。紙包裡面是一張黨證，已經磨損得很舊了，可那上面印的鐮刀斧頭和縣委的印章都還鮮紅鮮紅的。打開黨證，裡面夾著兩塊銀洋。她把銀洋拿在手裡掂了掂，遞給我說：“程同志，這是妞她爹出征以前給我留下的，我自從‘並村’以後好幾個月也沒繳黨費了，你帶給政委，積少成多，對黨還有點用處。”
這怎么行呢，一來上級對這問題沒有指示，二來眼看一個女人拖著個孩子，少家沒業的，還要在這樣的環境裡堅持工作，也得準備著點用場。我就說：“關於黨費的事，上級沒有指示，我不能帶，你先留著吧!”
她見我不帶，想了想又說：“也對，目下這個情況，還是實用的東西好些！”
繳黨費，不繳錢，繳實用的東西，看她想得多周到!可是誰知道事情就出在這句話上頭呢!
過了半個多月，聽說白匪對“並村”以後的民眾鬥爭開始注意了，並且利用個別動搖分子破壞我們，有一兩個村里黨的組織受了些損失。於是我又帶著新的指示來到了八角坳。
一到黃新同志的門口，我按她說的，順著牆縫朝里瞅了瞅。燈影里，她正忙著呢。屋裡地上擺著好幾堆醃好的鹹菜，也擺著上次拿鹹菜給我吃的那個破罈子，有醃白菜、醃蘿蔔、醃蠶豆……有黃的，有綠的。她把這各種各樣的菜理好了，放進一個籮筐里。一邊整著，一邊哄孩子：“乖妞子，咱不要，這是媽要拿去賣的，等媽賣了菜。賺了錢，給你買個大燒餅……什麼都買!咱不要，咱不要!”
妞兒不如大人經折磨，比她媽瘦得還厲害，細長的脖子挑著瘦腦袋，有氣無力地倚在她媽的身上，大概也是輕易不大見油鹽，兩個大眼軲轆軲轆地瞪著那一堆堆的鹹菜，饞得不住地咂嘴巴。她不肯聽媽媽的哄勸，還是一個勁地扭著她媽的衣服要吃。又爬到那個空空的破罈子口上，把乾瘦的小手伸進罈子里去，用指頭蘸點鹽水，填到口裡吮著，最後忍不住竟伸手抓了一根醃豆角，就往嘴裡填。她媽一扭頭看見了，瞅了瞅孩子，又瞅了瞅籮筐里的菜，忙伸手把那根菜拿過來。孩子哇的一聲哭了。
看了這情景，我直覺得鼻子尖一酸一酸的，我再也憋不住了，就敲了門進去。一進門我就說：“阿嫂，你這就不對了，要賣嘛，自己的孩子吃根菜也算不了啥，別屈了孩子！”
她看我來了，又提到孩子吃菜的事，長抽了一口氣說：“老程啊，你尋思我當真是要賣？這年頭鹽比金子還貴，哪裡有鹹菜賣啊!這是我們幾個黨員湊合著醃了這點鹹菜，想交給黨算作黨費，興許能給山上的同志們解決點困難。這剛剛湊齊，等著你來哪!”
我想起來了，第一次接頭時碰到她們在摘青菜，就是這鹹菜啊！
她望望我，望望孩子，像是對我說，又像自言自語似地說：“只要有咱的黨，有咱的紅軍，說不定能保住多少孩子哩!”
我看看孩子，孩子不哭了，可是還圍著個空罈子轉。我隨手抓起一把豆角遞到孩子手裡，說：“千難萬難也不差這一點點，我寧願十天不吃啥也不能讓孩子受苦！……”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忽然門外一陣慌亂的腳步聲，一個人跑到門口，輕輕地敲著門，急乎乎地說：“阿嫂，快，快開門！”
拉開門一看，原來就是第一次來時見到的摘菜的一個婦女。她氣喘吁吁地說：“有人走漏了訊息！說山上來了人，現在，白鬼來搜人了，快想辦法吧!我再通知別人去。”說罷，悄悄地走了。
我一聽有情況，忙說：“我走！”
黃新一把拉住我說：“人家來搜人，還不圍個風雨不透？你往哪走？快想法隱蔽起來！”
這情況我也估計到了，可是為了怕連累了她，我還想甩開她往外走。她一霎間變得嚴肅起來，板著臉，說話也完全不像剛才那么柔聲和氣了，變得又剛強，又果斷。她斬釘截鐵地說：“按地下工作的紀律，在這裡你得聽我管!為了黨，你得活著！”她指了指閣樓說：“快上去躲起來，不管出了什麼事也不要動，一切有我應付！”
這時，街上亂成了一團，吆喝聲、腳步聲越來越近了。我上了閣樓，從樓板縫裡往下看，看見她把菜筐子用草蓋了蓋，很快地抱起孩子親了親，把孩子放在地鋪上，又霍地轉過身來，朝著我說：“程同志，既然敵人已經發覺了，看樣子是逃不脫這一關了，萬一我有個什麼好歹，八角坳的黨組織還在，反‘奪田’已經布置好了，我們能搞起來!以後再聯絡你找胡敏英同志，就是剛才來的那個女同志。你記著，她住西頭從北數第四個窩棚，門前有一棵小榕樹……”她指了指那筐鹹菜，又說：“你可要想著把這些菜帶上山去，這是我們繳的黨費！”
停了一會兒，她側耳聽了聽外面的動靜，又說話了，只是聲音又變得那么和善了：“孩子，要是你能帶，也托你帶上山去，或者帶到外地去養著，將來咱們的紅軍打回來，把她交給盧進勇同志。”話又停了，大概她的心緒激動得很厲害，“還有，上次托你繳的錢，和我的黨證，也一起帶去，有一塊錢買鹽用了。我把它放在砂罐里，你千萬記著帶走！”
話剛完，白鬼子已經趕到門口了。她連忙轉過身來，摟著孩子坐下，慢條斯理地理著孩子的頭髮。我從板縫裡看她，她還像第一次見面時那么和善，那么安詳。
白匪敲門了。她慢慢地走過去，開了門。四五個白鬼闖進來，劈胸揪住了她問：“山上來的人在哪？”
她搖搖頭：“不知道！”
白鬼們在屋裡到處翻了一陣，眼看著泄氣了，忽然一個傢伙兒發現了那一籮筐鹹菜，一腳把籮筐踢翻，鹹菜全撒了。白鬼用刺刀撥著鹹菜，似乎看出了什麼，問：“這鹹菜是哪來的！”
“自己的！”
“自己的！幹嗎有這么多的顏色!這不是湊了來往山上送的？”那傢伙兒打量了一下屋子，命令其他白鬼說：“給我翻！”
就這么間房子，要翻還不翻到閣樓上來？這時，只聽得她大聲地說：“知道了還問什麼！”她猛地一掙跑到了門口，直著嗓子喊：“程同志，往西跑啊!”
兩個白匪跑出去，一陣腳步聲往西去了，剩下的兩個白匪扭住她就往外走。
我原來想事情可以平安過去的，現在眼看她被抓走了，我能眼看著讓別人替我去犧牲？我得去!憑我這身板，赤手空拳也乾個夠本!我剛打算往下跳，只見她扭回頭來，兩眼直盯著被驚呆了的孩子，拉長了聲音說：“孩子，好好地聽媽媽的話啊！” 這是我聽到她最後的一句話。
這句話使我想到剛才發生情況時她說的話，我用力抑制住了衝動。但是這句話也只有我明白，“聽媽媽的話”，媽媽，就是黨啊！
當天晚上，村里平靜了以後，我把孩子哄得不哭了。我收拾了鹹菜，從砂罐里菜窩窩底下找到了黃新同志的黨證和那一塊銀洋，然後，把孩子也放到一個籮筐里，一頭是菜一頭是孩子，挑著上山了。
見了魏政委。他把孩子攬到懷裡，聽我匯報。他詳細地研究了八角坳的情況以後，按照往常做的那樣，在登記黨費的本子上端端正正地寫上：
黃新同志1934年11月21日繳到黨費……
他寫不下去了。他停住了筆。在他臉上我看到了一種不常見的嚴肅的神情。他久久地撫摸著孩子的頭，看著面前的黨證和鹹菜。然後掏出手巾，蘸著草葉上的露水，輕輕地，輕輕地把孩子臉上的淚痕擦去。在黃新的名字下面，他再也沒有寫出黨費的數目。
是的，一筐鹹菜是可以用數字來計算的，一個共產黨員愛黨的心怎么能夠計算呢？一個黨員獻身的精神怎么能夠計算呢？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王願堅（1929年—1991年），山東省相州鎮相州七村人，當代作家。曾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解放軍藝術學院藝術系（作家班）主任。1944年7月到抗日根據地，1945年1月參加八路軍，參加革命工作。在部隊里當過宣傳員，文工團員，報社編輯和記者。1952年任《解放軍文藝》編輯。 1954年開始寫短篇小說。《黨費》、《糧食的故事》、《媽媽》、《七根火柴》、《普通勞動者》、《足跡》、《路標》等短篇小說。1956年至1966年，參加了“解放軍30年徵文”——革命回憶錄選集《星火燎原》的編輯工作，有機會系統地學習了黨和軍隊的歷史，接觸到更多老一輩革命者，使他的創作題材更豐富，文筆更洗鍊。又陸續寫出了《七根火柴》、《三人行》、《支隊政委》、《小游擊隊員》等十多篇短篇小說。1976年又繼續發表了《路標》、《足跡》等10篇短篇小說。1974年與陸柱國合作改編《閃閃的紅星》為電影文學劇本。已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有：《糧食的故事》、《後代》、《普通勞動者》、《王願堅小說選》。 1978年任八一電影製片廠編劇、文學部主任。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美術系主任。中國電影家協會第四、五屆理事。他的優秀作品被譯成多種文字向世界發行，傳記被收入《中國名人詞典》和英國《世界名人錄》等。 王願堅的一生一直致力於小說創作，1974年創作了第一個劇本《閃閃的紅星》，塑造了身處三十年代，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鬥爭正激烈的時刻，潘東子等嚮往參加革命的紅孩子形象。非常令人難忘。劇作結構嚴謹、層次分明，戲劇性強。 其中《三人行》是作者使用一個真實歷史人物作文小說主人公的一篇小說。主人公王吉文就是一位老紅軍，犧牲時是原華東野戰軍第3縱隊第8師師長。見百度百科王吉文條。 1991年1月25日，王願堅因病於北京逝世，終年62歲。
作品介紹
王願堅的短篇小說中，《黨費》、《糧食的故事》、《支隊政委》等描寫了老革命根據地人民的鬥爭；《七根火柴》、《三人行》、《趕隊》等歌頌了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英雄事跡；《普通勞動者》、《媽媽》、《休息》等塑造了老一輩革命家的形象。其它還有《早晨》、《征途》和改編的電影文學劇本《閃閃的紅星》等。近幾年的新作有《足跡》、《標準》、《草》、《歌》等短篇小說，其中《足跡》獲人民文學雜誌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是《黨費》，多次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影響深遠。現《七根火柴》已被選入上海教育出版社中七年級下半學期第10課中。《燈光》已被選入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語文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五年級下冊中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語文六年級下冊書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