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黃邦傑
個人作品
《學譯札記一束》、《“信”與“順”的統一》和《譯藝譚》。
黃邦傑認為：“……翻譯與演技頗相類似。劇本上有台詞，而且還註明演員的動作表情，甚至聲音的大小剛柔等等。但演技精湛的演員，絕不會照本宣科，簡單地按著劇本去表現喜怒哀樂、坐立行止。無論劇中人是男女老少、善惡智愚，高明的演員都能巧妙地突出其個性，表現其內心世界，這樣的演技，我們稱之為藝術。翻譯也是如此。雖然原作寫景寫情，狀人狀物，都呈現在譯者眼底，而原文一些生僻的詞語在各類詞典上也都能找到，但高明的譯者絕不會拘泥於原句的結構和原詞的表面意義，而必然會悉心揣摩，字斟字酌，曲達原作的意境和風貌，這難道還不算藝術嗎?……清初的李漁不僅是個劇作家，也是戲劇理論家，所著《閒情偶寄》頗有見地。有一段話是這樣說的：‘編戲有如縫衣，其初則以完全者剪碎，其後又以剪碎者湊成。剪碎易，湊成難。湊成之功，全在針線緊密；一節偶疏，全篇之破綻出矣。’編劇如此，翻譯何嘗不是如此。所謂‘剪碎’，相當於‘理解’；所謂‘湊成’，相當於‘表達’。”
個人評價
針對如何表達的問題，黃邦傑在《學譯札記一束》一文中寫道：“做詩填詞，講究煉詞，清朝的趙翼在《甌北詩話》里說過：‘所謂煉者，不在乎奇險詰曲，驚人耳目，而在乎言簡意深，一語勝人千百，此真煉也。’翻譯與詩詞同理，也講究煉詞。翻譯之煉詞，即指譯者對某些詞，尤其常見的詞的譯法，能夠不落窠臼，大膽創新，使譯詞與原詞的意思、韻味吻合一致。……寫文章，沒有文采，固然乏味，但如滿紙浮艷，也令人生厭。翻譯同樣是這個道理。那種專事藻飾，甚至‘寧順而不信’的譯文，都是要不得的。比如有人欣賞用‘犯下罄竹難書的暴行’來譯to perpetrate untold atrocities,認為又貼切又流暢。其實這種譯法並不妥當，因為這‘罄竹難書’的民族色彩太濃厚。當年林琴南翻譯用了‘拂袖而去’，大家都覺得給福爾摩斯穿上了中國的垂袖長袍，未免不倫不類。現在這‘罄竹難書’也是如此。歐洲人在懂得用紙之前，不像中國用竹簡紀事，他們用的是羊皮。如果改為‘罄皮難書’，倒還庶幾近似。其實，譯作‘犯下數不清的罪行’，不也一樣貼切、流暢嗎?翻譯當然可以用成語，用得恰當，真是一加點染，通篇生色。但四字詞組用得過多，反而容易損害原作的風格，尤其忌用民族色彩太濃的成語。譬如，報上登過一篇埃及人寫的文章，譯文竟用了‘王婆賣瓜——自賣自誇’這一俗語。好像埃及也跟中國一樣，有一位賣瓜的王婆，豈不可笑?至於四十多年前那個所謂‘語言大師’林語堂就更妙了，他的中譯《賣花女》(Benard Shaw:?Pygmalion?)居然用‘阿彌陀佛’來譯‘Lord forbid!’,用‘觀音菩薩’譯‘God of Heaven!’，真是荒乎其唐。最近看到有人翻譯西方近代小說用了佛經上‘醍醐灌頂’一語，可見類似的傾向至今也還存在。”
